Man, media and relationship: 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taxi software in the county town
【作者简介】秦朝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4级传播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英国学者库尔德利教授在《媒介、社会与世界》一书中强调，要关注在各种情景和语境中，人们在做什么与媒介相关的事情，人们与媒介相关的实践如何与广阔的动因联系，也就是人们利用媒介做了什么。在库尔德利看来，“媒介指的是生产和流通具体内容的机构和基础设施”。就打车软件作为收集、传递乘车信息、联系乘客与司机的工具而言，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也应该被视为一种媒介。新媒介使用会带来新的问题，产生新的思考。笔者选择媒介生产、流通和接受的“政治经济学”与媒介技术和媒介内容的社会应用两种理论视野，采用民族志的方法，以打车软件这种传播新技术、新媒介为切入点，通过探查使用者的媒介实践活动，勾勒人与“媒介”的关系图景。研究地点设置在山东省沿海地区的某县级市。选择该市作为研究地点，一方面，笔者身处该地，有便利的条件可以进入调查的“田野”; 另一方面，也因为该市为打车软件所推广到的最小区域，同时在一个城区面积并不大的城市里笔者能够在短时间接触到更多的研究对象，方便资料的收集，从而尽可能完整勾勒这一区域的媒介使用场景。
一、打车软件的使用:机会、代价与对策
媒介的使用者——私家车主对于打车软件的认知与评价因使用时间长短不同，大体上呈现出由肯定到抱怨的变迁过程。新使用者由衷地感谢打车软件，认为其为自己提供了工作、聊天等机会; 而随着对打车软件运作逻辑的熟悉，使用者开始抱怨自己使用这一媒介所付出的代价，并因而放弃了这一机会或者采取各种形式的斗争。
卡斯特指出移动通信设备使得办公室的持续运转、移动状态中的工人、经济世界生产的管理的去中心化、在公共服务与其用户之间的直接联系等等均成为可能。打车软件通过移动电话将私家车主和有出行需要的乘客联系在一起，使用打车软件的私家车主通过提供运送服务而得到工作机会。对于这种机会，媒介使用者有着较强的认同感，将其视为正式的工作。然而私家车主加入其中后发现，只有部分车主能通过打车软件获得满意的收入。而且，这种较易获得的机会尚需付出各种代价。私家车主需要接受打车软件所制定的规则，不仅缴纳一定的管理费用，付出超长的工作时间，在违反规则后会受到惩罚。媒介使用者在某种程度上被自己所使用的媒介“控制”，为获得奖励，私家车主吃饭、上厕所、休息等基本的生理需要时间被压缩，一些使用者甚至患上“职业病”。许多使用者因无法承受这种代价而放弃了软件的使用。而另一部分媒介使用者则体现出其主体性的一面，熟悉软件运行规则，理性选择接单数量、接单地点、接单模式，甚至打破规则，以“现金交易”“刷单”等方式获取更多收益。
二、利益纠葛中的复杂关系
每种社会技术环境都会形成一系列特定的社会问题，发生新的社会关系。私家车主在媒介使用过程中，不仅仅与打车软件背后的公司发生着利益牵扯，而且车主间、车主与乘客、车主与出租车司机间也存在复杂的纠葛关系。
1．私家车主内部的数字鸿沟与不平等
迪克认为，有些人因为技术的优点而受益，而另一些人则相反。技术促进了知识的更好分配，但是它的花费和困难程度可能会加深已经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甚至制造大量的“不适者”——那些不适合信息社会的人。但迪克也认为与日俱增的社会和信息不平等不是由信息通信技术造成的，不过由于信息通信技术可能会被人口中的相对少数人所独占，这些不平等可能会增加。
私家车主之间存在媒介使用中的数字鸿沟与不平等问题。最初时，打车软件存在两种接单模式: 抢单与派单。派单模式是优先派给距离乘客最近的车主，而一旦附近没车或者最近的车主不接单，那么该乘客的乘车信息就被发布到平台，由私家车主来抢单。因而，在抢单模式中，手机硬件的速度优势保证了使用者能够抢到更多的单数。如果说硬件方面的问题可以以金钱来弥补，那么软件层面的问题则较难跨越。部分私家车主能够与打车软件公司进行斗争，其底气来自于对软件的熟练运用，这种运用由个人教育背景、收入、性格等多方面因素造就，较难实现一致。即使抢单模式取消，这种不平等问题依然存在。“适应者”能够合理利用打车软件的规则，甚至巧妙绕开规则，成为少数高收入者。
2．与乘客的关系: 合作与冲突
私家车主通过打车软件与乘客建立联系，两者发生着频繁的互动，这种互动依赖于打车软件及其所设定的规则展开，甚至在极大程度上，打车软件及其规则形塑了两者间的关系。
例如某打车软件宣传“美好出行，你我共享”的理念，便力图在私家车主与乘客间塑造一种“合作、友谊”的关系，而淡化双方具有商业服务性质的交易行为。这种淡化还体现在双方的交易方式上，打车软件内置付款方式，避免车主与乘客间的现金结算。同时为保障乘客的利益，打车软件中带有导航功能，此举减少了司机可能的绕路行为，乘客可以从导航中预先得知行进路线和预估所需费用，这些举措降低了可能的任意要价行为，为双方营造良好的关系打下了规则基础。当然，一些车主认为打车软件的这些制度与规则存在不合理之处，一些乘客的随意行为和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容易使自己处于弱势地位。为了保证私家车主的服务质量，乘客可以在服务结束后对司机进行匿名评价，而评价会影响到私家车主的接单率，这些措施也为双方冲突埋下了隐患。
3．与出租车的冲突: 污名与举报
打车软件平台将私家车主与乘客联系在一起，对打车市场中的另一方——出租车司机则造成了巨大冲击，私家车主与出租车司机间产生利益冲突。戈夫曼认为，污名是将人从“完整的，平常的人”降级到“沾上污点的，被贬低的人”，被污名化的人身上被赋予了某种不光彩的特征。出租车司机为加入打车软件的私家车贴上“黑车”“非法”“不安全”等标签，试图将其污名化处理，以别于自身的“合法”“安全”“正规”，试图利用这种“黑车”的称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负面意义，在宣示自己正统地位的同时，夺回失去的客源。对于这种抹黑与污名举动，私家车主也进行了针对性的回应。许多私家车主认为出租车是自食其果，“不打表，乱要价”是乘客不选择出租车的根本原因，而乘客选择价格便宜、乘坐舒服的私家车是一种必然。打车软件公司也试图通过允许出租车注册原来只有私家车能注册的快车来调和两者的矛盾，但出租车司机对此并不太满意，因为其整体利益受到了损害。随着双方利益牵扯日益增多且不易调和，私家车与出租车司机间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到举报，进而双方发生直接冲突对抗——私家车与出租车互相围堵。尽管围堵事件得以迅速平息，然而双方间的矛盾并未解决，小的摩擦时有发生。另外，获取信息的差异对私家车主的后续行为产生了迥异的影响: 一部分车主无所畏惧; 而另一部分车主则担惊受怕; 甚至围堵事件负面信息的传递使得私家车主对现有环境的认知出现了倾向性偏差，出现草木皆兵的倾向，进而放弃了打车软件的使用。
三、结论:人、媒介和关系
打车软件的确为媒介使用者——私家车主提供了工作机会，为缓解社会压力提供了诸多帮助。然而在政经视野下，分析者也应该审视打车软件设计与推广背后的商业动机，打车软件公司依据自身在大数据方面的优势设置了一套奖励和惩罚的运行体系，并通过其垄断地位保障体系的运行。媒介使用者不得不为进入这一体系而付出费用、劳动时间延长、休息时间减少等代价，个人在生理及心理层面均存在为打车软件控制的倾向。部分熟悉软件运作体系而又不甘被控制的私家车主，采取各种手段维护自身利益，这种主动性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打车软件公司做出让步，但利益的牵扯使得这种斗争会继续在以后的体系运行中持续下去。此类使用者与媒介间的合作与斗争关系也许是新媒介使用中的常态。
在媒介使用过程中，使用者与乘客、出租车等利益相关者发生着各种关系，这其中有合作，也有对抗。这种关系因媒介使用而展现在大众面前，但其实质是各种利益纠葛。这种利益纠葛不因新媒介的使用与普及而兴起，却因这种媒介的使用而暴露。新媒介是利是弊已经很难讨论，但是如何处理所呈现出的这种利益纠葛，却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问题。这种问题的出现是新时代新媒介使用本身的问题还是既有社会问题在新媒介使用中的反映，相关问题需要认真辨别，而问题的解决也任重道远。
编辑说明：本文来源于《现代传播》2017年第6期。篇幅原因，注释从略。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
编辑： 李全敏 吴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 付启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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