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鲜卑遗骨反映的拓跋部起源
韩昇 蒙海亮
【摘要】北魏皇族后裔元威的父系遗传单倍型为C3b-F1756，是一种高频分布于外贝加尔-蒙古高原东部的遗传类型。考虑到拓跋鲜卑部众在颅骨形态特征以及母系遗传关系上与蒙古人种北亚类型居民也有密切的亲缘关系，研究认为拓跋部起源于外贝加尔-蒙古高原东部地区。这点由松嫩平原土著考古文化和居民类型在东汉时发生的巨大变化也能体现，这一变化与外贝加尔地区居民南下有关，其主体人群极有可能就是史书所记载的鲜卑。对于学界主流的“拓跋鲜卑嘎仙洞起源说”，因该遗址不像周边任何一种考古文化的发源地，加上其被“发现”的过程疑点重重，因而认为“嘎仙洞”不大可能是拓跋部发源地，拓跋部的兴起与北亚人群从外贝加尔地区南下呼伦湖的迁徙有关。
【关键词 】拓跋鲜卑起源 父系遗传类型 分子人类学 跨学科研究 元威
【作者】韩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433）；蒙海亮，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对中国历史上古代民族来源与演化的探索，是中国民族史领域一个非常重要、也是兴久不衰的问题。因拓跋部所创建的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草原兴起进而统治中原的王朝，是内亚因素与华夏传统结合的伟大尝试，因此，拓跋部的起源与演化尤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魏书·序纪》所载的拓跋氏祖先传说“（黄帝少子昌意）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无疑代表了北朝官方的说法，但这点并没有获得南朝史家的认可。《宋书》载“索头虏，姓拓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南齐书》则直接记载为“魏虏，匈奴种也。姓拓跋氏……猗卢入居代郡，亦谓鲜卑”。这一分歧的背后虽有南北对峙的因素，但至少说明当时社会对拓跋氏的起源是有争议的。
经历了数百年的积累，对拓跋氏起源问题的研究早已经突破单一学科、单一研究方法的束缚，成为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由于资料缺乏，加上研究者对文献、考古资料的解读存在偏差，尽管早已有多学科的共同参与，但拓跋部起源这一问题至今仍是众说纷纭。
不得不说的是，部分学者对当今的“民族”溯源研究持怀疑甚至排斥的态度。比如王明珂认为，体质、语言、文化只是民族特征的某一方面，很多特征是连续的过渡性变化，“边界”似乎是任意画下的一道线；而通过文献或文物来追溯则容易陷入古人的“谎言”之中，同样的“陷阱”也存在于当代研究者的选材与分析之中。王明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历史研究中的 “过去”（尤其是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间所呈现的差异）以及族群如何形成与维持。然而，不管“民族”的含义怎么变化，它始终是由“人”构成的，如果连“他们是谁”都不清楚，我们如何讨论“他们为何宣称他们是谁”？ 所以，民族（家族）溯源研究是必须解决的学术问题，下文围绕拓跋氏起源地的争论，简要回顾一下相关研究。
一、拓跋氏起源地的争论
（一）文献、音韵等方法下的起源地探索
早先的对拓跋氏族源的论断，多是根据有限的文献进行的猜测。如唐代杜佑做出了“拓跋氏，亦东胡之后，别部鲜卑”的判断，其依据也许是《魏书》“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的记叙并且联系到鲜卑和东胡的关系而得出的。而认为拓跋部是“黄帝后裔”“李陵后裔”“匈奴杂种”“东胡后裔”等观点，显然是对《魏书》《宋书》等资料的引申，并无坚实的证据。这种情况在清末有一个重大转变，即通过相对容易标记的地理位置来寻找“祖先石室”，以此来推测拓跋鲜卑发源地,即便如此，学者们的观点也不一致：有认为拓跋氏起源地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或认为拓跋氏起源地在图瓦地区，或认为拓跋氏起源地在大兴安岭地区。
这几种观点的突出之处是通过读音的拟对，这种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还有学者在使用。清末学者认为“西伯利亚（辛卑尔）”即“鲜卑”，由此认为拓跋氏起源地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有的学者认为“秃发”“拓跋”“都播”都是一音之转，“译音定字，略有差异”，由此认为拓跋氏起源地在图瓦地区。陶克涛认为“大鲜卑山”“幽都”“弱水”都是拓跋氏附会，“大泽”“厥土昏冥沮洳”与呼伦湖的环境不符，又根据乌洛侯国的“报告”来源不明等理由否认石室在大兴安岭；作者认为乌梁海地区的“图巴”就是“拓跋”，并补充了图巴、叶尼塞河秃马惕部等民族志、岩画材料来支持这一观点。同样，白鸟库吉提出拓跋氏祖先石室在嫩江流域之中、兴安岭之旁的观点其实也是基于语言的拟对。
由于文献资料不足，早先的对拓跋氏族源的文献学研究，多是根据有限的文献抛出一个观点，并无很严密的论证，如唐代杜佑做出了“拓跋氏，亦东胡之后，别部鲜卑”的观点。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看，在缺乏明确直接释义的文献记载条件下，加上许多研究者没有对汉字古音作相对严格的构拟复原工作，就直接和民族文字对比，靠所谓对音得出的结论有很大的不可靠性。真正促使拓跋起源研究进入实证研究阶段的则是考古学带来的。
（二）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对拓跋氏起源地的探索
新中国建立以后，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1960年代前后发现的扎赉诺尔、完工两处墓地为研究拓跋鲜卑来源提供了直接资料。由于两者临近的呼伦湖与《魏书·序纪》“大泽”相对应；相比于蒙古与外贝加尔的匈奴墓葬，扎赉诺尔的文化面貌与东北早期东部鲜卑、河套地区鲜卑墓葬更相似，所以考古学者认为扎赉诺尔、完工两墓地就是拓跋鲜卑遗存。根据这些考古学证据，以宿白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拓跋部从大兴安岭北段南下，达到呼伦湖，再西迁匈奴故地。随着1980年嘎仙洞的发现，有不少学者把起点精确到嘎仙洞，但线路的总体走向与宿白的推断一致。
因嘎仙洞的文化遗存并不丰富，不像一个部落长期生活的场所，且被发现的过程疑点重重，有学者对此结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怀疑之声愈演愈烈，认为“嘎仙洞”只能说明拓跋部曾长期生活于此，而不能证明发源于此。考虑到拓跋鲜卑文化中的外贝加尔匈奴文化的因素，结合体质人类学界对完工、扎赉诺尔墓地出土人骨的研究（完工居民具有蒙古人种北极类型特征，扎赉诺尔居民更具有蒙古人种北亚类型特征）以及北魏帝室十姓中的高车姓氏，郑君雷认为拓跋起源地靠近高车分布的贝加尔湖地区，之后南迁到达呼伦贝尔一带。姓氏可以引用、借鉴，拓跋氏在发展过程中当然可以吸收这些，从这个角度看，郑君雷的论据并不扎实。
我们知道，考古学界判断遗址族属的方法是将古代民族的活动时间、地域和文化特征与考古遗存的年代、分布范围和文化特征进行类比，若结果吻合,则确定该遗址属于某民族，其结论往往导致同一古代民族与不同的考古遗存相联系,同类遗存被认定为不同的古代民族。然而，目前所谓的“考古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考古学者自己提炼的，物质文化的多样性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族群差异之外，还可能和时间、环境、资源、生产、贸易、地位、性别以及宗教信仰有关。况且，考古文化的来源不一定等同于人群的来源。尽管有学者跳出了简单化的迁徙框架，如乔梁、杨晶认为从目前的考古遗存看，早期拓跋鲜卑的分布更有可能是一种扩张，而非单线条的迁徙。然而这个推测需要年代，文化谱系关系等更多证据支持。以往对这些遗传年代的判定是通过典型器物来推断的，其时间关系并不十分确定，就连作者也不得不承认分布在北侧遗传的年代不一定就比南部的早。相对于语言学、考古文化溯源的间接推测、研究古代部族、家族的来源，最直接的材料无疑是身份明确的古人遗骸。
（三）拓跋氏起源地探索的新途径
通过对被考古学界断定为拓跋鲜卑遗存出土人骨的研究，体质人类学者认为完工所体现的蒙古人种东北亚类型（北极类型）可能代表了拓跋部的祖先形态；而扎赉诺尔组复杂的种系成分，可能是有其他人群的加入而淡化了北极成分，逐渐体现出蒙古人种北亚类型的特征。然而，如今的考古学者多认为平洋、完工不属于拓跋遗存。如果这些遗址不是拓跋部的遗存，那么以往的基于这些材料得出的拓跋部来源就有必要反思了。根据目前的研究，秦汉以前中国东北的土著居民在形态特征上更接近蒙古人种东北亚类型（吉林大学学者称为“古东北类型”），如果完工墓地不属于拓跋遗存，则“蒙古人种北亚类型”特征的鲜卑居民只能是外迁来的。由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主要是对颅骨与面部的观察和测量，其方法容易受到外貌特征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探索东北地区古代民族的亲缘关系，吉林大学学者对部分出土人骨进行了反映母系遗传历史的线粒体DNA检测。
对被认为是东胡遗存的春秋战国时期内蒙古井沟子西区墓葬、拓跋鲜卑遗存的汉代东大井和七郎山等遗址出土人骨的线粒体DNA研究显示，战国时期的井沟子、蒙古国Egyin Gol（额金）匈奴在母系遗传上与拓跋鲜卑居民有很密切的关系；且东大井和七郎山居民在母系亲缘关系上可视为一个整体，这说明他们有年代很近的共同的祖先；与现代居民相比，则和锡伯族、鄂伦春族、蒙古族以及鄂温克族之间都表现了很近的亲缘关系。由于内蒙古井沟子居民是春秋战国时期从蒙古高原南下的居民，锡伯族、鄂伦春族、蒙古族、鄂温克族等现代居民主要是北亚类型居民且分布于西伯利亚东部，从母系遗传的角度可以认为东大井、七郎山所代表的拓跋鲜卑居民起源于西伯利亚东部地区。由于井沟子西区墓葬殉牲（马、牛、羊、驴等）习俗及墓葬文化、人骨特征与号称“东胡后裔”的鲜卑、契丹的人种特征以及遗传关系比较接近，且年代、地域、生业特点与史书对东胡的描述也比较吻合，吉林大学学者认为如果把井沟子居民推定为“东胡”，那么“鲜卑起源于东胡”的观点在遗传学和考古学方面都可得到支持。 2016年，吉林大学完成北魏宗室元祜的线粒体DNA检测，由于实验精度太过粗糙——仅指出线粒体单倍型属于C类型。不过，其线粒体突变热点和此前他们对东大井、七郎山鲜卑墓地居民的测试有很强烈的一致性，说明拓跋贵族与其他鲜卑居民在母系遗传结构极密切。由于母系遗传特征的线粒体 DNA分子量相当小、信息量有限、突变速度过快，加上群体间母系交流的过于频繁使得群体的特征不明显。而反映父系历史的 Y染色体非重组区则有效弥补了线粒体的各种缺点，能更精细分析人群系统内部较短的演变历史。所以，利用反映父系遗传历史的Y染色体无疑比以线粒体来研究更可靠。尤其是进入男性主导的历史时期以后，主导部落命运的往往是核心家族，所以，选择身份明确、考古信息完整的的核心家族成员来进行研究，从技术路径上说无疑是最直接、最可靠的方法。
二、元威的身份及其身上的
遗传类型
（一）元威的身份
元威墓位于咸阳市底张镇布里村北，2010年1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清理。尽管遭到盗扰，但墓主夫妇的骨架仍位于棺内，皆为仰身直肢，头南足北。据墓志，元威于开皇十一年（591）十一月七日先葬于“大兴之小陵原”（西安市长安区韦曲、王曲一带），仁寿元年(601)十月二十八日与夫人于宜容合葬于咸阳。出土的《大隋使持节仪同三司潞县公元使君之墓志》记载：“公讳威，字智威，代郡桑乾人也。中源告绪，昭成帝之余苗；洪流派分，左贤王之后胤。光徽篆筴，可略言焉。曾祖突六拔，羽真、殿中尚书、散骑常侍、临胪公，谥曰恭王。祖安周，平北将军、上洛太守、京兆尹。考普贤，镇西大将军、恒州刺史。”
根据《墓志》，元威是“昭成帝之余苗、左贤王之后胤”，南北朝时期假冒高门蔚然成风，元威是否出自拓跋氏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因其曾祖突六拔、祖安周、父普贤等史传均不见记载，故需要从北魏对宗室的管理这一角度来回答这问题。太和十六年（492）正月“制诸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子男仍旧，皆除将军之号”。又如宣武帝永平三年（501）宗士元显富“犯罪须鞠，宗正约以旧制。尚书李平奏：‘以帝宗磐固，周布于天下，其属籍疏远，荫官卑末，无良犯宪，理须推究。请立限断，以为定式。’”以上事例说明北魏很重视对宗室的管理，即便到时局动荡的北魏后期仍就如此。两魏分立后，元魏宗室对自身的身份还是很注意，如北齐初元晖业降封美阳县公，“晖业之在晋阳，无所交通，居常闲暇，乃撰魏藩王家世，号为《辨宗室录》，四十卷，行于世”。目前没有看到西魏方面有对元魏宗室的管理措施，但《隋书·经籍志》载“《后魏起居注》三百三十六卷”“《后魏皇帝宗族谱》四卷”，尽管不清楚《起居注》《族谱》里具体记载什么，但应该包含北魏公、王一级宗室的人名和封爵记录，也就是说在隋代的时候，世人对元魏宗室谱系应该也是比较清楚的，其他人伪冒进来的难度极大。在孝文帝时，昭成子孙已是宗室“疏属”，如果元威是伪冒宗室，那么他为何不选择地位最显赫的孝文一脉、或者选择裔孙较少的其他支系，而偏偏选择昭成一脉？基于以上考虑，我们认为元威的确是元魏宗室后裔。
（二）元威的父系遗传类型
确认了元威的身份，我们就可根据其特有的遗传标记来追踪拓跋氏的来源和迁徙。根据最新的Y染色体谱系树，经分层测试，我们确定了元威遗骨的遗传类型为C3b1a1a1-F1756 。基于当代人的遗传调查显示C3b-F1756主要分布于北方草原地区（见图1），如在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占11.11%，内蒙古海拉尔的蒙古人中占9.26%，在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的阿勒泰人中占12.50%，铁列乌特人中占9.09%，而在汉族人中几乎不见。基于多个有悠久历史家系的突变率计算，我们推算C3b-F1756在蒙古高原的扩张年代为大约5500年前，比其他支系的扩张要早得多。由于C3b1a1a1-F1756下游的C3b1a1a1a1-F3889主要分布在呼伦贝尔地区且分化时间在约3300年前。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推测距今5000—3000年的时候C3-F1756已经是外贝加尔湖-呼伦贝尔地区的土著，也是这一地区人群最核心父系遗传类型之一。
由于缺乏汉魏时期（包括更早时期）的样本做比较，目前尚不清楚这一类型在当时的确切起源和迁徙历史（怎么到外贝加尔湖地区或者怎样到呼伦贝尔地区）。而基于现代人得出的遗传类型分布频率容易受近代历史上人群迁徙以及现代居民分布的影响。所以，要想更具体地了解C3b1a1a1-F1756的来源，我们有必要对C3类型的历史进行更大范围的追溯。
注：BP指距今若干年，是基于多个悠久家族历史得出的突变率计算而得；图中C3b-F1756是最早产生的，大约在距今4300年分化出C3b-F3889和C3b-F8497等亚型。
据国外学者的研究，新石器时代贝加尔湖西岸的Ust’Ida墓地（属于谢洛沃-格拉兹科沃文化，距今5800—4000年）、Kurma XI墓地（距今6500—5800年）、Shamanka II墓地（距今8000—6800年）以及Lokomotiv墓地（基托伊文化，距今8000—6800年）的父系遗传类型主要是Q1a3、K-M9、R1a1三个类型（表1），唯一的一例C3-M217居民，锶同位素比值显示其可能是从东部迁来的。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C3类型的主要分布区的确是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这一结果与遗传学界基于当代人的研究一致，即C3类型的北支大约在两万年前由中国东部沿海到达黑龙江下游地区，之后再向贝加尔尔湖、蒙古高原移动。
另外，吉林大学学者对12例井沟子样本的检测发现有11例属于。根据目前的谱系树和数据，已检测的绝大部分C3-F1756样本都是C3-F3918的下游支系，由此，我们推测这些井沟子样本很有可能也属于下游的F1756支系，即和元威属同一类型。考虑到新店子居民、井沟子居民与鲜卑人群在颅骨形态、母系遗传距离相对接近，且有较相似的考古文化，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批人有共同的祖先，后来发生分化，大约在春秋时期（或者更早）南迁到农牧交错地区。
以上从分子遗传学的角度推测拓跋氏的起源地很可能在外贝加尔-蒙古高原东部地区，这和历史学界、考古学界所推崇的“嘎仙洞是拓跋氏发源地”的主流观点不一致。尽管考古文化的来源不等同人群的起源，但一种新文化产生的背后，很可能是不同人群、不同文化的交流、混合的结果，拓跋鲜卑文化偏偏形成在东汉时期而非其他时间，这说明当时东北地区一定发生了文化或人群的交流。那么，东北地区当时的考古文化以及居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三、从考古文化与居民构成
看拓跋鲜卑起源
考古学界认为最能代表早期拓跋鲜卑的遗存是扎赉诺尔墓地。从常理上说，人们在探索一个考古遗存的源头时，总会不自觉地将它和本地更早阶段的遗存进行比较，以了解其是本土产生的还是外来的。
扎赉诺尔地区有丰富的考古遗迹，考古学界认为当地的考古文化在从8000年的铜钵好赉文化到距今4000年以哈克-团结遗址和东乌珠尔细石器墓葬为代表的文化是连续的。但是，哈克、辉河两处遗址的地层显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与汉代鲜卑文化层存在巨大的时间断层。如哈克遗址第一阶段文化层是距今8000—7000年，第二阶段直接进入距今1800年左右的东汉时期；辉河水坝遗址第一期距今900年，第二期距今4600多年（均经树轮校正），辉河水坝第二期（以地层堆积第6地层为代表，树轮校正为公元前2620年）基本特征是手制、夹砂，采用泥圈套接法成器，陶色为红褐色、黑褐色，火候较高、质地较硬，比其上层第三期汉代鲜卑陶器无论在制作质量品种和纹饰等方面都要略胜一筹。尽管社会的进步会带动技术的革新，陶器是生活必需品，制陶工艺的退步可能和该人群的衰微有关，考虑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汉代的巨大时间断层，当地很可能发生了居民的迁离。
（一）秦汉时期大兴安岭周边考古文化的变化
既然呼伦贝尔地区的考古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汉代有巨大的空缺，那么我们只能周边地区的文化及居民构成来探索其可能的来源。倪润安认为扎赉诺尔墓地由平洋文化、红马山文化、布尔霍图伊文化交融形成。那么，这些文化的源头以及它们在拓跋鲜卑出现以后的汉代是如何演变的？
平洋文化的命名缘于平洋墓葬，其实就是汉书二期文化，也是松嫩平原一脉相承的考古文化。该文化的持有者，最初的研究者认为平洋墓地年代在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晚期，而当地当时是东胡的活动区，由此提出平洋墓葬是东胡系统偏北集团的文化遗存，甚至可能是拓跋部及其先人的遗存。后来的研究显示其年代下限在西汉晚期，据此，倪润安认为平洋文化是“鲜卑未分化前的文化”。学者们对平洋文化的族属判定，主要是根据墓地年代，结合史书所载当时某部族活动于当地，若两者吻合就可下结论。由于，“鲜卑”和“东胡”的关系乃至松嫩平原土著究竟是什么人这些问题是有争议的，从“当地连续的考古文化”这个角度看，我们只能谨慎认为平洋文化（汉书二期文化）是松嫩平原土著人的文化（关于土著居民，详见下文）。松嫩平原土著的汉书二期文化本与早期拓跋鲜卑文化差别很大，到汉代以后，松嫩平原土著考古文化中断，这说明拓跋鲜卑的起源地不可能是松嫩平原，否则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再看看红马山文化的形成。
红马山文化主要分布于嫩江上游下段左岸，时间为西汉晚期到东汉，年代上与汉书二期文化接续。该文化的命名者、同时也是主要研究者在2008年的文章中指出“红马山文化是呼伦贝尔地区鲜卑文化（以扎赉诺尔墓地为代表）东进到嫩江流域，又吸收了汉书文化的因素形成的”。发掘者之一的张伟在2010年的文章中进一步指出红马山文化的出现反映了嫩江流域两千年来本土文化被替换，进而推测是鲜卑人南下的结果。张伟在2007年的文章中提到，从少量的三足兽形壶、鬲足和支座上倒是保持着以往嫩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的传统，可能是受这点影响，倪润安认为红马山文化是从嫩江流域往西扩张的。同一批研究者在表述上的模糊，说明了红马山文化的复杂性，可以肯定的是红马山文化和本地此前考古文化有巨大的不同，这点也说明红马山文化的形成必定和新居民的涌入有关。
布尔霍图伊文化由苏联学者奥克拉德尼科夫提出，年代为公元2至8世纪，是东外贝加尔地区鄂嫩河-石勒喀河流域墓葬遗存的泛称。有两个地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布尔霍图伊类型墓葬的随葬品中铁箭头十分罕见、骨制箭头占有绝对优势，这和早期拓跋鲜卑十分相似；另一个是出土的陶器都有共同的外观，和匈奴墓葬的陶器以及外贝加尔较晚期游牧民墓葬里出土的陶器显著不同，反倒和黑龙江沿岸和滨海地区古代的陶器很接近。从这两点看，苏联学者认为该文化是1世纪初部分北匈奴西迁后从大兴安岭来到东贝加尔地区的鲜卑人与更晚到来的其他部落共同创造的，这个观点总体上是比较可信的。苏联学者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鲜卑人一定起源于大兴安岭地区，这个判断完全是依据考古文化的存在时间、分布地域再对照中国古代文献所出现的“鲜卑”得来的。所以，苏联学者的研究更确切的表达应该是：布尔霍图伊文化是北匈奴西迁后，外贝加尔土著（古通古斯语族）与稍后到达的其他异族部落创造的。
通过以上的简要分析可知，扎赉诺尔鲜卑文化文化和呼伦贝尔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并无关联。汉书二期文化是松嫩平原的土著文化与早期拓跋鲜卑文化差异极大，而同一地区的红马山文化是新居民涌入后形成的，这说明早期拓跋鲜卑文化的形成很可能与布尔霍图伊文化的南下有关，亦即外贝加尔人群的南下。我们再看下这一变化是否获得居民颅骨形态学证据的支持？
（二）从秦汉时期东北居民的变化看拓跋鲜卑的来源
根据以往的研究，拓跋鲜卑内部居民在体质特征、遗传类型上具有极高的一致性。鉴于颅骨测量得到的居民类型划分与分子遗传学的分析结果高度一致，我们拟先通过讨论拓跋鲜卑居民与东北地区周边居民的亲缘关系以明确其来源，进而再对比元威代表的拓跋氏与拓跋部众是否来自同一地区。
朱泓教授很早就进行新石器到唐宋时代的东北地区居民有较多的研究，认为先秦及以前的居民主要是东亚、东北亚两种类型（亦即他所命名的“古华北”“古东北”两个类型）的群体，大约在秦汉以后大批涌入北亚类型居民，三者交错分布。因其文章年代较早，对比的群体有限，为了更清晰地观察新石器时代到汉魏时期东北古代居民的变化，本文选择更广阔地域范围的样本进行研究。
注：因新开流、大南沟、哈克因测量数据不完整，本文没有进行多元统计分析，而是根据此前研究者的形态观察；按照吉林大学学者的观点，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的中国东北地区居民是清一色的“古东北类型”（也就是“东北亚类型”）。因黄河流域居民是公认的东亚类型居民，本文没有再进行统计分析。
注：主成分分析（PCA）的原理是将众多的变量线形组合成为数较少的综合变量,各综合变量间彼此不相关，即没有信息重叠。第一主成分（PC1）代表总变量信息的最大部分，第二主成分（PC2）其次，第三主成分（PC3）再次之，依次类推。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主要反映颅型、面部上的特征，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观察一个人最主要的依据。图中，各遗址聚集越紧密，说明他们的亲缘关系更接近。层层聚集就构成了整体的点状分布图。
主成分分析（PCA）散点分布图上（图3）明显分为三大部分，左边的B群体更具有蒙古人种北亚类型的特征，主要是贝加尔湖地区居民（年代包括新石器到中世纪）、蒙古高原东部和中部的石板墓居民、春秋战国时期内蒙古中部（崞县窑子、新店子、阳畔、井沟子）居民和吉林双塔居民、蒙古和俄罗斯的匈奴遗存、中国境内鲜卑遗存（除了平洋、完工墓地）。从目前公布的人骨资料看，外贝加尔湖和贝加尔湖地区是新石器时代蒙古人种北亚类型居民最集中的分布区，也极可能是他们的发源地。不过，从PCA图上看，外贝加尔湖新石器居民显然和其他北亚类型居民的联系比较紧密（贝加尔新石器居民和匈奴居民的联系倒是很紧密）。另外，从年代上看，则青铜时代蒙古中部石板墓文化居民、井沟子居民与拓跋鲜卑出现的年代最为接近。
苏联、蒙古学者认为蒙古国东部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在谱系上是有连续性的，青铜时代居民在形态特征上也较多延续了贝加尔湖东部-蒙古东部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特征。本文的PCA图并不支持他们的观点，相反，蒙古东部新石器居民更偏向东北亚类型居民，而且与邻近的赤峰兴隆洼、吉林大安后套这两个新石器时代居民处在一个角落，而与蒙古高原其他人群比较疏远。这说明，蒙古高原东部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就可能有两类形态特征差异极大的居民混居于此。尽管，有学者认为距今6000—4000年的“哈克文化”居民具有突出蒙古人种北亚类型特征，进而认为他们是汉代扎赉诺尔地区北亚类型居民的祖先。这点我们有些怀疑，因为延续两千年的考古遗址竟然只保存两具相对完整的颅骨，这个结果可能有很大的偶然性（我们对这两例残缺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一个个体更偏向东北亚类型，另个一个体的确是偏向北亚类型）。春秋战国时期的吉林双塔墓地位于科尔沁沙地东部，墓葬具有突出的北方草原游牧特征（出土的青铜饰品如铃形饰、铜环、弹簧式耳环、骨镞、弓弭等工具、殉牲的习俗），与本地其他考古文化风格迥异，居民属于蒙古人种北亚类型，说明双塔居民是由蒙古高原东迁到吉林地区的。考虑到北亚类型居民大量出现在各考古遗址中，有理由相信北亚类型居民的大规模南下应该是战国后期。
A类偏向蒙古人种东亚类型的全是中国境内人群，年代主要是青铜时代，包括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龙头山和赤峰小黑石沟、内蒙古中部的朱开沟（公元前2200—前1500 年）和饮牛沟（春秋战国时期）、辽宁本溪庙后山（公元前1600—前1300 年）、辽宁康平县顺山屯（约公元前1300 年）、吉林九台市关马山（战国时期）、吉林通化市万发拨子（战国至西汉早期）、黑龙江讷河市大古堆（春秋末到战国初的白金宝文化和汉书二期文化过渡阶段）、汉书二期文化的泰来县平洋墓地和大安市后套六期等居民。
C组偏向东北亚类型的居民，包括俄罗斯彼得湾一带的波伊斯曼文化（距今6000—5000年）、蒙古东部新石器、吉林大安后套第一和第三期（距今6000—4000年）、赤峰一带的兴隆洼（距今8400—7200年）等新石器时代居民，同时也包括吉林境内的（公元前1000—前500年）西团山文化居民（包括骚达沟遗址）和完工墓地居民（属于是汉书二期文化）。俄罗斯滨海地区的鲁德纳亚文化（距今约7600年）、波伊斯曼文化、中国境内新开流文化（距今6000年）三者的考古文化关系密切（如陶器以平底筒形罐为主要器类，有排列整齐的模仿鱼鳞痕迹的菱形块纹、三角纹、鱼鳞纹），且居民都属于东北亚蒙古人种，鉴于偏蒙古人种东亚类型的A组主要是辽河流域、偏蒙古人种东北亚类型的C组位于其北部、东部，从时间及地理位置看，东北亚类型居民应该是松花江及以东地区的土著。
聚类分析的结果（图4）和主成分图基本一致，后套、波伊斯曼、蒙古东部、兴隆洼这几个新石器时代居民和西团山文化居民、完工居民组成C组，明显具有蒙古人种东北亚类型特征；蒙古和贝加尔地区新石器居民和石板墓文化居民、鲜卑、匈奴居民以及中国内蒙古地区具有浓厚草原文化特征的新店子、崞县窑子、阳畔、井沟子、吉林双塔等蒙古人种北亚类型居民组成B组；A组包括青铜时代的辽宁本溪庙后山、辽宁顺山屯、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和赤峰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朱开沟、饮牛沟，春秋战国时期的吉林通化万发拨子、吉林九台关马山、黑龙江讷河大古堆、平洋、后套六期等中国境内人群。从居民特征以及多元统计分析上看，平洋、完工居民最接近东北地区战国时期的黑龙江大古堆、内蒙古毛庆沟以及同样是汉书二期文化的后套六期人群，他们应该是青铜时代的辽宁、吉林地区的土著居民（可能是秽貊、肃慎）。被视为拓跋鲜卑的扎赉诺尔、三道湾、东大井、南杨家营子居民都具有蒙古人种北亚类型特征，这说拓跋明鲜卑居民具有共同的体质特征。
注：聚类分析的原理是先将N个变量视为不同的N类，然后将性质最相近的两类合并为一类；再从这N-1类中继续合并依次类推，直到所有的变量合为一类（一个个分支），分支之间约邻近，两者的亲缘关系越近。
考古学及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北亚类型居民大规模南下进入中国内蒙古中部地区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前文提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井沟子居民几乎都属于和元威一样的C3b-F1756。考虑到新店子、井沟子与鲜卑居民在颅骨形态、母系遗传距离相对接近，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批人在春秋以前有共同的祖先（可能是蒙古中部石板墓居民），大约在春秋时期（或者更早）南迁到农牧交错地区。匈奴崛起后，东胡联盟被击破，其中一支“远窜辽东塞外”，如果井沟子属于“东胡”居民的话，目前的证据虽不足以说明井沟子居民是拓跋鲜卑的直接祖先，但至少从侧面说明“嘎仙洞地区”不可能是拓跋部的起源地。
以上，从鲜卑居民的体质特征和遗传类型等角度阐述了拓跋鲜卑极可能来自外贝加尔-蒙古高原地区。从考古发掘情况看，北亚类型居民大规模南下内蒙古地区是在春秋时期，而大规模南下东北地区则是秦汉以后，则拓跋先祖很可能是匈奴统治崩溃后从外贝加尔地区南下的（图5）。
四、跨学科研究
在民族史研究的必要性
通过对元魏皇族后裔元威遗骨的分子遗传学检测，其Y染色体单倍类型为 C3-F1756，是一种高频分布于外贝加尔-蒙古高原地区的类型；考虑到拓跋鲜卑部众在颅骨形态特征、母系遗传关系上与蒙古人种北亚类型居民有极密切的亲缘关系，可以认为拓跋鲜卑的核心家族及其大部分部众来自外贝加尔-蒙古高原地区。扎赉诺尔墓地被认为是早期拓跋鲜卑的代表性遗存，其居民可分为以蒙古人种北亚类型为主体的A组、北亚类型与东北亚类型混合的B组，无论是墓地的考古文化还是居民类型都有别于当地土著，如果扎赉诺尔文化代表拓跋文化，则这一文化在呼伦贝尔-松嫩平原的扩散充分说明这是占主体的居民是外贝加尔地区北亚类型居民南下的结果。否则，汉书二期文化特征应当在扎赉诺尔文化中应该占突出的地位，松嫩平原土著居民也应该在扎赉诺尔墓地中居于主导。因嘎仙洞的文化遗存并不丰富，其本身也不像某种考古文化的发源地，加上其被“发现”的过程疑点重重，让人不得不怀疑其“拓跋部发源地”的地位。
由于我们所掌握的鲜卑人样本有限，加上目前的检测深度，我们只能分析距今5000—3000年这个大时段内C3-F1756类型的演变，这和拓跋鲜卑出现的时间尚有较长一段时间。如果能够对更大空间范围内的鲜卑墓葬遗骸做基因检测，结合墓群的时间、空间分布，那么拓跋部的确切起源地、拓跋氏独特遗传类型、其如何到达呼伦贝尔等问题将能得到更精确的定位，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拓跋历史乃至其他北方民族将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除了外在标准，还有认同，文化人类学关于“群”分类的研究有很多理论，比如“客观特征论”“边界-认同”“神话-符号”等，但不管哪种“理论”成立的前提是人的存在。解决“他是谁”的前提就是“他从哪里来”，明白了这点，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研究其生活、婚姻、文化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分子人类学的终点就是历史学的起点。
受文化人类学“民族建构”思潮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一切出现在历史视野里的所谓“民族”都是政治体，“尽管这种团体总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紧密联系的社会群体”。按照他的观点，对一个“想象构成的民族”进行族源追溯是荒谬的。然而在部落兴起的阶段（早期国家阶段）以血亲与姻族为基石而构造的部族结构，是一种常态，不独黄河流域的夏商周如此，在草原民族中也是如此。这种传统是建立宏伟事业的部族得以崛起的必由之路。即便到了政权发展的高级阶段，血缘-姻亲关系在政权中的影响力依旧是存在的，从“单一部族”到多个部族的“民族共同体”需要一个漫长的吸收融合过程，过分执着于“民族想象”，极容易导致否定血亲关系在部族发展中的作用。毕竟，“想象”也是某一部分人主导的，如果连构成“主导家族”的来源都不了解，如何去追寻“想象的形成过程”？如此，对核心家族来源的追溯，就成为了解古代民族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当然，一个族群中，核心家族的统治是不会永久不变的，但一个家族衰落之后，绝对会有另一个家族来填补这个权力真空。结合古DNA技术和各种考古测年技术，我们可以绘制一张有着时间刻度的血缘网络，利用这个网络，通过抓住这些核心家族，通过考察该族群不同时间节点的遗传构成和比例，我们可以宏观把握不同遗传谱系的人口变化，由此发掘被湮没的历史事件。（限于篇幅，参考文献略）
来源：《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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