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宗教中国化的讨论，近两年已有数百篇文章发表，讨论的内容非常广泛。在关于外来宗教的中国化方面，仅仅在宗教中国化的标准上，就众说纷纭， 仍然未有公认的结论。比如伊斯兰教，什么样的伊斯兰教才是中国伊斯兰教，或中国化的伊斯兰教？本文在此提出一种看法，旨在丰富这一讨论，并作为理解和推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理论前提。
一种宗教从发源地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面临本土化问题。但是在何种情况下，外来宗教才能被视为其所传播地域的本土化的宗教？
这里提出三个思考维度予以参考：地理的标准、法律 的（政治的）标准、文化的标准。
第一， 地理的标准
宗教总是起源于特定地域，它首先是一个地理现象，比如伊斯兰教起源于阿拉伯半岛西部的麦加、麦地那。它向东传播到中国，进入中国地理疆域内，发生了地理空间的转换。如果单单从地理学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到达中国，在中国疆域范围内生存发展，已经是中国国内的一种宗教，它已经是中国的伊斯兰教了。
第二， 法律（政治）的标准
作为宗教载体的宗教信仰者，其法律地位也是考量外来宗教本土化的重要参考指标。一种外来宗教初到中国，如果其信仰者仍是侨民身份，法律上仍是外国人，那么中国人会本能地视这种宗教为外来宗教，如近代中国人曾称初来乍到的基督教、天主教为“洋教”，多半出于早期来华传教士为“洋人”的缘故。
外来宗教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信仰者转为中国人之后，不再是“洋人” 的宗教，可称为中国宗教了。
当前中国伊斯兰教中的“阿拉伯化”趋势，之所以令人担忧，就在于一些中国穆斯林在血统上认祖追宗，宗教上也做“精神阿拉 伯人”，淡化中国人的身份，这就是作为宗教信仰者的法律身份淡化在“去中国化”中的体现。
法律身份实质是政治身份，关涉政治立场、政治认同与国家认 同，因此法律的标准其实也就是政治的标准。
第三， 文化的标准
文化是很宽泛的概念，这里基于狭义的文化理解，不含法律、政治，仅从哲学、 语言、思维、礼仪、建筑、服饰等方面理解。宗教的本土化从文化上来理解，包括宗教教义哲学、宗教礼仪、宗教建筑等的本土化，而所使用语言的本土化是宗教本土化至关重要的一环。外来宗教的宗教语言一旦采用本土语言，尤其是宗教文本的本土语言转换，宗教思维的本土化会迅速发展，深层次的文化交融随之而来。
因此，宗教语言的本土化转换、宗教词语的 本土化表达是外来宗教本土化最为关键的一步，意味着宗教文化本土选择的完成，余下的仅是本土化程度的问题了。
宗教语言采用中国本土语言的表达，或更进一步，采用中国主体文化的语言——汉语的表达，是判断外来宗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准。外来宗教虽然采用中国本土语言，如维吾尔语或藏语等，而未采用汉语，其中国化的深度、广度不如以汉语表达的宗教或教派，如藏传佛教之于汉传佛教，新疆伊斯兰教之于内陆伊斯兰教等。
上述宗教中国化的三种标准，从中国化的程度而言，是逐渐递进的关系。从地理的标准来说，外来 宗教来到中国，虽然完成了空间上的转换，毕竟仅是一种物理距离上的转移，宗教的各项要素未发生本土化改变，此时尚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仅是外来宗教在中国。
但是，一旦从法律或政治的标准看，宗教信仰者的身份转换为中国人，或者中国人皈依外来宗教，都是中国人信仰了这种宗教，成为“中国人的宗教”。这一转变对宗教中国化的意义也是巨大的， 说明宗教信仰者有了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这是宗教中国化的法律或政治的前提。
文化的标准是中国化程度深化的标志。外来宗教从文化的各种要素上，与中国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彼此借鉴，相互影响， 共同发展，甚至在文化上彻底完成中国化转变，被大部分中国人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最成功的宗教中国化，这也是汉地佛教所达到的 中国化程度。
本文刊于《中央社会主义学报》2018年第2期
文章作者：李维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