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恩·斯库利1945年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战后重要的国际抽象艺术大师。1975年移民美国，生活创作于美国纽约、西班牙巴塞罗那和德国慕尼黑。在美国、德国、英国多所艺术学院任教。
肖恩·斯库利年轻时有过短暂的建筑工人经历，曾就读于克罗伊登艺术学院与纽卡斯尔大学，1973年获哈佛大学研究生奖学金，1983年获古根汉姆奖金。
肖恩·斯库利的创作形式包括油画、雕塑、水粉、水彩画、素描和摄影。他的作品，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是大都以刷子粉刷以排列组合重复出现的矩形和棋盘形图案；复杂，是为几何线条的构成主义作品带来绘画笔触的感性气息。
肖恩·斯库利的作品有类似事先描述好的结构框架，但这并不影响他之后的创作，他把它转变为更疯狂的一些东西，譬如凭借直觉去选择一些颜色，依靠情绪去筛选力道。偶然性往往让他觉得痴迷。
尽管人们对于肖恩·斯库利使用“刷格子”的画法各执一词——有人认为过于简单粗暴，也有人认为他用饱满的情感，强调出手工绘画的特质。《纽约时报》形容他的绘画：一遍又一遍地刷过，故意让所有颜色透露它们的底色，渗透出呼吸触觉和一种亲密的情感。
肖恩·斯库利说：“我强烈的认为，我们的直觉是来自灵魂，这是我们真正能够指导我们的一样东西。然而我们碰到问题，不论是政治还是社会，往往是因为过度思考，而我们本来就知道什么是对的，是真的，什么是真实的。”
肖恩·斯库利访谈录
上世纪 70 年代你去美国，1981 年你的抽象也有所改变。在此之前是比较精细的网格，后来线条变得比较粗，边界也没那么明确了。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因为我经历了一次危机。我一直是个想要与人们交流的人，有很强的同情心和换位思考能力。我希望我的作品既有具象的部分，又有属于抽象艺术的自由表现。所以我想把人们从绘画中去掉的东西放回其中。抽象画的历史就是不断做减法的历史，减法比加法容易，因为减法看起来更激进。但是什么都减掉之后，绘画就不再发出自己的声音了。我想把比喻性、人文主义精神、情感和人际关系放回去。
可不可以把这种做法视为你对极简主义的反思和批判？
是的，我是向极简主义宣战了。当时观众的反应喜忧参半，因为美国人在极简主义艺术上投资巨大，所以当我反其道而行之时，出现了很多负面评价。但我要让抽象画对人们产生意义，为了挽救绘画，不得不这么做。
你说随着年龄增长，把更多感性的东西放进了绘画里。但是你也说过，希望自己的绘画回到想法和观念中去，而不是像表现主义者那样沉浸在人性和情感之中。怎么看这两种不太一样的观点？
我认为不同的冲动是可以结合起来的，我允许它们同时作用，不需要相互妥协。拉斐尔是我很喜欢的画家，他一方面继承了达芬奇完美的线条、线性的艺术，一方面也有米开朗基罗式强有力的男子气，他把两者都充分发挥，创造出完美的艺术。我的追求也是如此，我既不向表现主义投降，也不搞那些死气沉沉的唯智论。我两者都想要。德国有很多评论将我的作品和尼采的哲学相比，尼采相信感情和思想可以同时充分发挥而且并存。不过他疯了……我也许不久也会疯。
你的绘画方式，是动手之前已经形成全面的想法，还是边画边想？
我是个经验性的艺术家，如果我有一个想法，我就能在脑海中看到一件完成了的作品。但是真正创作的时候，还是会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因为这是我允许的，也是我努力达到的目标之一。这次为喜马拉雅美术馆的展览做的大雕塑，尚未完成时我完全不知道它最后会如何，会不会有意义。我是凭着直觉的信念在工作。我通常不会先做一个小作品当做草稿，如果不错，再做一个大的；我通常先做一个大的，如果成功了，再做小的。在创作过程中，会有一些真实的东西、美丽的东西以及我所不了解的东西出来。我有很强的理性，但同时我也很热血。
听说你作画有时候很快，有时候很慢，有一幅画甚至画了十几年，原因是什么？
我想那些花了很长时间才完成的作品，一开始我就知道要花很长时间。因为它们通常是为了应对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无法调和的两种本体，它们是关于问题的创作。而那些画得很快的，多半出自非常真实的原始的冲动，出自我们最初了解事物的直觉。直觉是与灵魂相连的，它能够指引方向。有时候当我们想得太多、太纠结于概念，就会遇到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问题，但其实每个人内心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真的。我试图不做矫正、直接地表现这一点，这是我现在相信的东西。
你曾说年轻人没办法很好地在作品中表现情感，以你的经验，当年纪渐长，反而更加擅长将情感融入作品之中。通常大家都认为年轻人才是情感充沛的，那么你所指的情感是怎样的情感？
嗯，是个好问题。我想还是从年轻人说起。年轻人拥有情感，往往是因为他们活在当下，感情容易爆发。这对文明的生命力是很重要的，就是要由年轻人来反对权威。我以前也做过很多类似的事情，比如在伦敦参加反南非种族隔离的示威游行，还被警察揪住头发打过，那次抗议还颇有成效。但我发现，作为一个艺术家，年纪大了之后，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更加自由，摆脱了追求自己职业发展的野心，因此在创作上能够随心所欲。
作为抽象艺术家，你也受到过蒙德里安的影响，听说你现在看《百老汇爵士》这幅名作的感受，与第一次看时很不一样？
我年轻的时候更喜欢蒙德里安。现在不喜欢他死板的条条框框，也不喜欢纯粹性。经历了大半人生之后，我变得能够容忍很多事情，了解有些力量是自发地运作的，并且有很多不同，但同时发挥作用的力量。这种包容性更能代表现在的我。因为我认识到，很多事情可能同时都是对的，一件事是真的，不代表另一件事是假的。但在蒙德里安那里并非如此，他是通神论的拥护者。我与他相反，我不会有意模仿任何意义上的完美，我相信不完美。
你说到包容性，的确你现在的作品都没有坚硬的边缘，像一条毯子，甚至让人联想到莫兰迪。
我写过关于莫兰迪的文章。我想人类始终有一个深层的问题，就是事物是如何相遇的，不同的人、国家、概念、信念是如何碰撞的。我试图通过作品来隐喻这个话题，即各种方式的融合与并存。就像之前说的，不是让步、调整，而是通过作品让它们并存。这源自我内在的人文主义信仰。
你的许多作品都以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为题，你们见过吗？
没有，我还在读书时他就去世了。但我喜欢他的作品，觉得和他之间有某种天然的关联，关于他，我也写过很长的文章。我们之间有很多相似性，我们不仅仅是爱尔兰人，而且是英格兰的爱尔兰人，既自律又充满怒火，有一种“愤怒的简洁”。贝克特的创作方式是非常严谨的，但前提却是疯狂，这是他的伟大之处。这也是我的方式，我作品中翻来覆去的重复，来自我早年喜爱的摇滚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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