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晓沪
第二节
许多人认为，古陶瓷鉴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古陶瓷。这种回答是片面的，它不仅包括对历代古陶瓷的研究，还应当包括对近、现代仿古陶瓷制品的研究。近年来，一些考古学家和博物馆学家，在古陶瓷鉴定实践中屡屡被当代仿品“打眼”，其原因之一就是对现代仿品知之甚少。俗话说：有比较，才有鉴别。只知古，不知今就无法胜任此项工作。这就是单一的考古学家和博物馆学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鉴定家的原因所在。
古陶瓷鉴定学的工作内容，虽然包括对古代陶瓷器的制作年代、地区、窑口、品种、种类的鉴别，但最重要的工作还是辨伪。所谓辨伪就是分辨古代真品与历代仿品，特别是现代仿品之间的差异。哪怕这种差异只在细微之处，甚至只有通过现代科学检测才能达到区分之目的。离开辨伪其它一切都无从谈起。清代许之衡在所著《饮流斋说瓷》一书中就说：“物有纯，必有疵，有真必有假，知其纯者、真者，而不知其疵者、伪者，非真知也。”
图1-19当代河南仿元代钧窑鸡心碗
第三节
有研究者在龙泉窑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类似南宋官窑器物的瓷片，就断定陶瓷仿古始于宋元。我认为这种说法不能成立。以后推前，用今人的眼光去看待古人是研究历史之大忌。尽管唐、宋之际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它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意义上为皇家制作的瓷器——官窑。特别是宋代官窑器的造型，多是仿造商周青铜器，真正意义上的陶瓷艺术品在这时才刚刚诞生，又何来仿制。在此之前的瓷器只是民间实用器具，又有多少人会把它当艺术品收藏呢？元代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包括陶瓷生产在内的手工业和商业都归官府专营。当时的蒙古统治阶级对中原汉族文化有一种天生排斥心理，你让他去搞仿古陶瓷，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所谓仿古应当是后朝仿制前朝产品，同时代的产品不能称其为“仿古”。它们只能算是相互影响和借鉴。即便存在仿制的因素，今人也很难说清楚谁仿谁。宋代青釉刻花器是陕西耀州窑的主要产品，同时期河南临汝也有生产，且风格极为相似。究竟是耀州仿临汝，还是临汝仿耀州？宋代磁州窑风格的产品几乎含盖整个北方地区，又有谁能说清楚它的最初发源地是哪里？尽管河北邯郸地区古窑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进行的较早，当年生产规模也较大，但这些绝不是证明发源地的理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事情屡见不鲜。
另外，即便是后朝产品在装饰风格与制作工艺上与前朝产品极其相似，多数情况也都不是仿古，只是后朝对前朝传统工艺的继承与自然延续。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里，古陶瓷的制作技艺往往是以父子相承，师徒相传的方式缓慢向前发展，一般情况下不会因为皇室的变迁和朝代的更迭而产生突变。一种工艺、造型和纹饰延续几百年乃至上千年都不足为奇。笔者遇到过许多这样的收藏者，拿着现代仍在生产的民间陶瓷让其鉴定。它们中的大多数产自交通闭塞的边远地区，其制作工艺、造型和装饰风格延续数百年者不足为奇。从图1-20至图1-55的器物就属于此类。有时很难说清楚它们是现代、近代还是古代的产品。只有在某种装饰风格与制作工艺的产品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后，又被人们重新开发和刻意制作才能叫“仿古”。（图1-20～图1-55）
通过对现有实物资料和文献的分析，最早的仿古瓷出现在明代早期,首先是官仿官。宣德皇帝突发思古之幽情,从宫中所藏宋代瓷器中拿出几件作样品,命景德镇御窑场仿制,于是就出现了今天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宣德景德镇御窑场制作的仿宋代汝窑、官窑和哥窑等瓷器,多数器物的底部都书有“宣德”年款。由此可见，这还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古陶瓷作伪。只有在民间，受经济利益驱动，才会出现古陶瓷作伪之事。这种现象是明代中晚期以后才在景德镇出现的。
图1-56故宫藏明代宣德仿汝窑蟋蟀罐
图1-57故宫藏明代宣德仿哥窑大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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