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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真实的“51号兵站”
 

 

 1961年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经典影片《51号兵站》海报

从新四军组建之初,国民党政府就多方歧视和限制,在武器装备上更是竭力克扣,整个新四军的军费仅相当于国民党军一个丙等师的标准,全军1万余名指战员近一半赤手空拳,皖南事变后更是未发一枪一弹。在此情况下,新四军在努力缴获的同时,不得不自力更生,就地组建小型兵工厂,维修枪械、制造弹药。但新四军的主要活动区域都是工业基础薄弱的农村,设备、材料和技术都十分缺乏,在这种困难境地下,新四军军工部的领导们把目光投向了紧邻的近代化工业大都市——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1961年摄制的《51号兵站》,反映的就是这场的特殊战斗……

初战告捷

《51号兵站》中新四军派到上海采购军工物资的梁洪,其原型是时任苏中军区采办科长的张渭清,他本人就是上海人,其岳父又在市内从事五金机械生意,熟悉相关情况,是担任这一任务最合适的人选。1943年8月,粟裕师长亲自向张渭清布置了任务,要他通过敌伪的严密封锁前往上海,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敌伪之间的矛盾,为新四军采购生产武器弹药所需的设备、器材,同时寻找技术人员。随后,张渭清来到启东一师军工部的驻地,程望部长给他开列了一长串清单,从车床、刨床、钻床、刀量具到化学仪器、温度计,一直到各种外文参考资料。虽然知道困难重重,但面对兵工战士们的殷切期望,张渭清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接受任务,与郭熙炜、吴明义等同志一道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征途。

 新四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来自于改编前的红军游击队,多半老旧不堪,少量由国民政府或其它渠道补充得来。图为组建初期的新四军,使用的武器非常杂乱,仅机枪就有马克沁、哈其开斯、捷克式和“歪把子”等多个型号,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又多是毫无工业基础的农村,在这种情况下做好后勤供应特别是兵工生产非常困难。

新四军建立初期并没有专门的兵工厂,而是由组织地方技术工人和手工业者,以手工方式和简陋工具来修理枪械,并制造手榴弹等简单弹药。图为当年新四军维修枪支时用过的铜匠担。 

 《51号兵站》剧照,由梁波罗扮演的“小老大”——梁洪肩负重任从苏北根据地前往上海。

电影中的梁洪有着“小老大”的身份,并与敌情报科长马浮根有一段精彩的青帮“切口”交流,这是因为当时敌伪中青洪帮分子很多,这种特殊身份使他周旋在敌人之间游刃有余。虽然真实中的张渭清并没有帮会背景,但他一样善于利用这种关系。通过介绍,化名陈永福的张渭清结识了青帮头目、鱼行商人吴道生,后者又是往来上海与苏中之间的走私商人头目,通过他的关系,张渭清顺利通过了吴淞口海关,并将作为采购经费的200桶生油运到了上海蕴藻浜码头。

日伪军当时正加紧“清乡”,对可用于军工生产的机械设备、物资控制极严,特别是严禁外运到苏北、苏中地区,采购工作遇到很大困难。经岳父和业内人士的引荐,张渭清认识了敏昌机械厂经理袁际盛,以中间商的名义订购了20多台车床、牛头刨床等设备。袁又介绍了源泰祥五金号的沈老板,张渭清从那里购买到内径2英寸和2.75英寸的无缝钢管400多公尺。通过这样相互介绍,局面逐渐打开,不久又买到一批根据地紧缺的钢锯条、钢丝、砂轮、砂布等物资,程望所列清单中的大部分物品都已购齐。当然,这些设备、材料的价格也是非常昂贵的,除了200桶生油外,张渭清又加上了苏中三、四分区出口棉花和猪肉的收入,才把货款付清。

采购难,运输更难。像书籍、小五金、化学试剂、器皿等小件物品可以分批偷运出上海,但车床、钢管等物资体积、重量都很大,要闯过敌人的重重关卡,将它们安全运往根据地,其难度可想而知。为这事,张渭清也是绞尽脑汁,最后决定请“跑单帮”的崇明人王兴义协助,后者的门路广、人头熟,同时有一定正义感。在九江路一家旅馆里进行磋商后,王兴义答应帮助眼前这位“大商人”,他联系到一辆可以免检的日商电讯株式会社卡车,将无缝钢管和其它物资拉到自己的仓库,然后又通过吴淞地区的“走私大王”耿丙生,将货物悄悄运到杨浦发电厂附近的陈家巷装船。但船刚行驶到吴淞口,就被伪海关人员拦下检查,眼看藏在日用百货下的钢管就要被查出,正在危急之刻,王兴义带着一个日军少佐从陆路赶来,对着检查的人就是一通臭骂,海关人员一看是日本人,只好下船离开。日军少佐指挥一艘汽艇,拖带着装满物资的木船大摇大摆出了吴淞口。原来王兴义他们早就买通了港口的日军宪兵,以走私布匹的名义,将船放出。到长兴岛换了一条船后,由郭熙炜押船驶回了苏中根据地。第一次运输任务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完成了。安全运抵一师的这批车床、刨床和台钻共有10多台,其中一台六尺车床后来支援给了三师,成为新四军制造迫击炮弹、枪榴弹、步枪乃至平射炮的重要基础设备。

上海市内的“地下兵工厂”

张渭清买来的无缝钢管是采购清单中最重要的一样。1943年6月,粟裕师长要求一师军工部试制小迫击炮,专门对付敌人的机枪火力点,因为它小巧轻便,适合江南水网地带使用,而无缝钢管正是制造炮管的重要原料。这批钢管虽然口径与通常迫击炮有差别,但新四军的兵工战士们创造性地“因材下料”,分别制造成52毫米和73毫米的小迫击炮,它们均能调整射角,每分钟可发射10余发,炮弹则根据82毫米迫击炮弹按比缩小制成,以自制的黑火药作为炸药和发射药,最大射程可达600米。到当年9月份,所有验证试验工作均已完成。但连接炮管和底座、安装撞针的“闷头”这一工艺复杂、精度要求很高的部件,

 新四军一师活动地区多为平原水网,因此一师粟裕师长要求军工部研制易于携行的轻便迫击炮。

《51号兵站》中上海进步工人在地下党组织下为新四军秘密生产迫击炮“闷头”。

 根据地无法自制,迫击炮仍无法出厂。加工“闷头”的任务又落到了以张渭清为首的上海采办小组身上。

张渭清决定将加工“闷头”和招收技术工人的任务同时进行。此前,他已经结识了失业在家的青年技工王志寿,经过一番思想工作,王答应到苏中参加新四军,同时还将师叔朱永生介绍给张渭清。朱永生曾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思想觉悟较高,张渭清登门说明来意,朱仔细看过图纸后,觉得这种“闷头”一般小作坊无力加工,而有加工条件的日寇控制得很严,但最后还是答应帮忙。经多方联系,朱永生介绍了另一位失业工人徐大兴,由徐在斜桥一家私营小厂内代为加工。很快300只52毫米迫击炮用“闷头”和100只73毫米迫击炮用“闷头”加工完毕,并偷运到了苏中根据地。《51号兵站》中,有相当的篇幅来描写新四军采购人员完成这一加工任务的过程。

由于张渭清等人迅速完成了“闷头”的制造,同时又采购到几台小机床和急需的五金工具,到10月份,军工部已胜利完成了粟师长布置的小迫击炮生产任务,先后生产52毫米迫击炮270余门,73毫米迫击炮70余门,此外还有大批炮弹,使得新四军的火力得以大大增强,在随后南下浙西、开辟新区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上海采办组源源不断的原材料供应下,1945年上半年,一师月产迫击炮能力达到150门,月产炮弹4000发。两种口径的小迫击炮一直使用到抗战胜利后收复兴化、盐城的战斗中。

 新四军一师军工部使用从上海采购的无缝钢管制造的大批73毫米迫击炮

更重要的是,通过接触,徐大兴对新四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久全家就转移到了苏中根据地。随后通过相互介绍,又有莫子华等120余名工人先后前往苏中,朱永生也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了新四军。他们的到来充实了一师军工部的力量,其中大多数成长为技术骨干,起到了比“地下兵工厂”更重要的作用。

历险

此时留在上海的张渭清,仍在继续着特殊的战斗。由于吴道生意外身亡,张又想方设法结识了驻扎在浦东的伪军张阿六部队中一个叫倪克英的保安大队长,倪、张二人都是长江口一带青帮中的重要头目,都拜吴淞口伪保安司令龚钦锦为“老头子”。通过关系介绍,又经过一番周旋,张渭清以专做南北货生意的“陈先生”的身份,成功地取得了倪等人的信任。

由于日寇封锁越来越紧,留在上海的部分机床和钢管成了大问题,若不及时运出就有暴露的可能。张渭清又找到了王兴义,王说他的崇明同乡——伪海防大队长胡老九(电影中吴淞巡防团长黄元龙的原型)与龚钦锦过从甚密,可以通过龚从日本人手里弄到通行证,这样才能把货运出去。在与胡往来一段时间后,张渭清提出与他合作“大买卖”,并许以重利,爱财如命的胡老九正中下怀,答应去搞一张通行证来。

 在影片中,梁洪通过对吴淞口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左)等人的争取,巧妙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使得大批物资通过海路源源不断运往根据地。

通行证办妥之后,张渭请请来伪海防大队一中队队长朱富才等人,一同商量装船的具体细节。正在此时,伪稽查处的汉奸周锦标(电影中情报科长马浮根的原型)听到风声,闯了进来,一看到张就惊叫道:“你不是新四军的张渭清吗!?”随后周拔出手枪,说:“怎么样,跟我走一趟吧!”张渭清见自己已经暴露,正在紧急思考对策,朱富才以为是稽查处的人前来敲诈,便站出来说:“陈先生是我大哥,你别看错了人!”当时朱富才穿着马靴,挎着指挥刀,加上他身材较矮,周锦标以为他是日本人,犹豫着说道:“他……他不姓陈,他是新四军!”朱富才怕合伙走私的事情败露,和保镖一起掏出驳壳枪,对准周锦标,骂道:“我看你才象新四军!我问你,你要红的白的?”周见他气势汹汹,赶紧软了下来,口称:“误会,误会……”拔脚便溜掉了。张渭清趁机脱离了险境。

1944年6月19日,王兴义按事先约定,联系了两辆卡车,由于除军工物资外,还有八路军鲁南军区请张在沪代购的电讯器材,直到下午四时才装完,开往吴淞口码头。为了安全起见,张渭清特地租了一辆带有日本军官使用标志的轿车,跟在后面。因为是大宗货物,胡老九也赶到了码头。正在装船之际,突然日籍海关长带着几个日本兵走了过来。胡老九一看苗头不对,赶紧找个借口溜走了。张渭清心里也很紧张,连忙给站着一边的郭熙炜使个眼色,示意他也马上离开。日本海关长喝问道:“你们装的什么货?”张渭清站在船舷上,若无其事地回答说:“是海防大队的货,运到横沙。”日本海关长将通行证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不置可否,随后带着日本兵向海关走去。不久,日军开来一艘汽艇,命令船工将货物全部装完,然后将货船拖走,停泊到江心海关关轮旁边。张渭清等人在旁边看着,虽然心急如焚,但却无可奈何。

张渭清立即赶到海关打听消息,原来敌人对船上装载的物资起了疑心,但并没有真凭实据,所以先扣起来待查。经过研究,大家认为不能寄希望于找关系让海关放行,唯一的办法就是乘夜“偷关”,事不宜迟,决定当夜就开始行动。由于日本海关长和日本兵食宿均在关轮上,张渭清迅速买通了夜间值勤的伪关警,由王兴义、郭熙炜撑来一条木船,悄悄靠上被扣的那条船,船工们立即将物资转移到新船上。到凌晨4时许,除一台八尺车床太重,只能忍痛放弃外,大部分军工物资和电讯器材都搬运完毕。此时,安排在码头上监视日本宪兵队和伪海防司令部动静的同志连续按亮三次手电,这是情况有变、必须马上离开的信号,郭熙炜等人立即将船撑开,迎着曙光,向吴淞口外悄悄驶去,又一次任务胜利完成了。从1943年到抗战胜利,仅张渭清所率领的5人小组,就为一师输送各种军工物资130余船,成为新四军安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所真正的“兵站”。

 新四军一师兵工厂生产的82毫米迫击炮弹,生产炮弹引信、车弹体外圆所用的车床等设备都是张渭清等人从上海采购的。

结语

实际上,新四军中的“小老大”远不止张渭清一位,象三师的杨敬亭、四师的王允胜、六师的程远和七师的张世英等同志,都曾以不同身份潜入上海、镇江、扬州等地,运用各种社会关系,与敌人巧妙周旋,采购大批钢材、管材、五金、化工原料以及机床设备,搜罗技术人员,为新四军的军工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从1944年9月到抗战胜利,新四军各兵工厂利用从上海购买的无缝钢管和其它物资设备,共生产52、62、68、73毫米的异口径迫击炮470门、209门、10门和70门,各种迫击炮弹30余万发,以及枪榴弹筒2000具等,这些武器的批量生产,解决了华中根据地对日反攻中攻坚战的大部分需要,为战略反攻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51号兵站》的故事曾被改编成连环画多种形式,使新四军军工战士的英勇事迹家喻户晓。

 

注:本文曾发表于《兵工科技》2013年第1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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