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18世纪博学多才的约翰逊博士创造了“普通读者”这一词语,他相信“未经文学偏见污染的读者的常识”才是作品荣耀的最终仲裁者。19世纪的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的兴起,使作家们敢于宣称:作品只是自我意识的产物,它与别人无关。人们似乎忘记了,阅读永远是作者与读者的一次合谋,他们彼此的欣赏、争辩、唾弃,造就了作品本身的魅力。
我们也要永远面对这样的问题—— 谁是《生活》的普通读者?到你眼前看到的第四期为止,这本杂志看起来似乎仍像是一场自我沉醉的演出——一群人丝毫不理会这个时代正在发生什么,固执地按照自己的节奏行进,他们谈论了广东的纺织工厂,云南的诗人,福建的祠堂,新疆一座边防小城的白天与夜晚……而这一期,他们要重温并描绘中国人与蜿蜒的铁路间的百感交集的情感。
再现日常生活的场景、追溯往昔岁月,有着致命的诱惑,仅仅将中国人的生活细节一点点铺展开,就充满了史诗般的壮丽。普鲁斯特不正是这样描述夏尔丹的工作的吗:“在看到夏尔丹的绘画作品之前,我从没意识到在我周围,在我父母的房子里,在未收拾干净的桌子上,在没有铺平的台布的一角,以及在空牡蛎壳旁的刀子上,也有着动人的美的存在。”
黑白照片的写实基调提供的是视角,而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也也同样关注草间弥生的设计风格,安藤忠雄的建筑思想,钱穆的历史观与李安的电影哲学……我们探求的是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域内、不同时代里,人们是怎样创造出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
我们试图在杂志里制造这样的紧张感,广阔的日常生活与高度凝炼的情感智力生活间的紧张感,貌似陈旧的历史与正在探索未来观念间的紧张感,逻辑性、抽象思维与漫无边际的想象力间的紧张感,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间的紧张感……我们相信,正是这种紧张感演变成源源不断的新的创造力。
这当然也造成这本杂志的编辑与读者间的紧张感。对创造力的探求注定是挫折重重的旅程,在等待灵感乍现之前,我们要忍受漂移不定、暧昧不清、自相矛盾……这也对我们的普通读者有了更为苛刻的要求,他们不是要寻找结论,而是要探究这些观念与情感生成的过程,《生活》不是为你增加知识的碎片,或是确认你头脑的既有判断,而是鼓励你涉足你从未进入的领域,去质疑、去想象、去争辩……
瑞典作家梅特林克曾这样描绘生活中那些非凡的普通人:“在星期日不去酒店喝个醉,却安静地待在他的苹果树下读书的农民,厌弃跑马场的纷扰喧嚣却去看一场高尚的戏或者只度过一个宁静的午后的小市民,不去街上唱粗俗的歌或哼些无聊的曲子,却走向田间或者到城墙上看日落的工人;他们全都把一块无名的,无意识的,可是决不是不重要的柴薪投进人类的大火之中。”
我想,没什么比段话更好的描述了《生活》的普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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