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温海明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能够同样体现西方哲学诠释学精神的是一代又一代学者对经典的注疏。一部《周易》的注疏史正是中国哲学诠释学的缩影。在易经诠释学的当代发展当中，马恒君教授的《周易正宗》的易经诠释学有其返本开新的意义。笔者有幸二十年前在北大读研究生时代就接触到《周易正宗》的前身《周易辩证》，一开始就发现其有超出古今大部分注本的长处，后来受马恒君先生开示良多，更在不断与古今各种注本比较之中，越来越认为该书历史性地推进了当代易经诠释学的发展。马恒君《周易正宗》的易经诠释学通过对本经的研究体现出来，既充分尊重传述的内容，同时又以内证的方法筛汰有理无据的猜测不实之词，理清经传关系线索，揭开了《周易》这本玄而又玄的古老经典的神秘面纱，让卦爻辞其象可辨，其理可喻，其义可晓。本文结合《周易正宗》“辨象证义”的核心思路，结合全书相关内容，说明该书贯彻了活跃而圆通的解《易》思路，走出易经诠释学的新路。
经传本意 诠释之基
《周易正宗》易经诠释学在清晰阐发经传本意的基础上，对《周易》的哲学思想进行了阐发。每一卦的诠释都先揭示卦所表达的天地自然之道，及该卦在自然之道中所处的时势，然后把这个道与时势，作为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制约，从而决定人们应当怎样去行动。古人重视自然与社会规律的统一性，要人们去究天人之际。如屯卦代表天地始生万物之时时势艰难，犹如人类社会正从蛮荒向文明发展的开辟阶段，故要推举首领，分群立国，先把人组织起来，才能生存发展，所以象辞说君子要努力经营组织。显然，《周易》认为自然与社会是统一的，作者把人看作是万物之一，同万物一样受天地之道的支配。很自然地，社会规律应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自然规律是一切规律中最基本的规律。
《周易正宗》认为，卦的消息体现的阴阳轩轾是易经诠释学的基本思想之一。卦的消息变化是《周易》的内部组织规律。阴阳的消长都不是骤变，而是渐变。阴阳二气之中，阳气是创生的、主导的，阴气则是顺动的，终成的。阳气是活性的，具有生命力；阴气则是收敛、闭藏的。两者虽都是构成宇宙不可或缺的因素，但作用并不完全相同，常常看到褒阳而贬阴，重阳而轻阴的倾向，说明二者有轻重轩轾之别。吉凶祸福由事物运动发展的阴阳轩轾规律决定，该规律说明事物都在矛盾对立中不断发生变化，否极泰来、盛极而衰，万事万物各有自己当令用事的时势，时势一过就会走向反面。《周易》作者认为，卦中刚爻主导、代表人才和君子，柔爻顺从，代表庸才和小人。君子、人才不应当被埋没掩蔽，而应当出来治世。违背了这个法则全社会都会受困。在困境中，君子随时善处，受害较轻。小人怨天尤人，就容易受到较重的伤害。
重建卦变体系是《周易正宗》解易的一大特色。十二消息卦刚柔爻的推移直观地把阴阳的消长表现出来，把阴阳变化运动作了形象化的图示，揭示出宇宙运动回环无端、往来不绝、永动不息的规律，提示人们在实践中要遵循宇宙运动的规律，永无止境地前进，并指导人们把握物极必反的规律。不为已盛，盛极知退；不欺弱小，新生可畏，始终把自己放在客观位置上。值得注意的是，《周易》并不把乾坤，而是把泰否视为事物变化的转折点，否极泰来，泰极否来。否泰是阴阳相对平衡的时期，人们应当在矛盾双方相对平衡的时期，注意把握转化的契机。天翻地覆的运动的根本上转化，都从这里开始。
《周易》的根本问题之一是，人如何在消息盈虚造成的天时下进行正确的行为选择。如遁卦代表退的时势，但退有退的作用。《系辞》里说“屈信（伸）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只进不退未必是好事，进退辨证统一。“时”是时势、运时，是客观规律发展而形成的独特环境条件，人要了解自己每时每刻所处的环境条件，据时而动。所以古人讲“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就是“时”。后人把这句话理解成不要立场、变节易德，就有点偏了。如恒卦说明人在社会活动中，既要守恒有常，又要随时而变，这是天道。如果违背天道，一时可能会得到便宜，但迟早要受到天道惩罚。遁卦强调随时而变的一个方面，要人从宜适变，知几知权，察微明道，随时而动。
“合二而一”是《周易》的基本规律之一。以损卦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为例，象辞说“一人行，三则疑也”。意思是一人行走会得到友人，三人同行会产生猜疑。《系辞·下》解释这一句说：“天地因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天地阴阳二气亲密交合，万物得以浓醇化育；男女精血交构，万物得以化生，此句正说的是阴阳之间达到一致，从哲学上讲就是同一性。对立双方有同一性，不能加入第三者，加入第三者就破坏了同一性。象辞说“三则疑也”，指的就是加入第三者同一性就要破坏，相互猜忌。在《周易》的哲理中，“合二而一”是存在的，天地要合二而一，男女要合二而一，万事万物对立双方无不合二而一。
矛盾的绝对性可以通过对既济卦的诠释体现出来。既济卦在和谐统一中潜伏着矛盾，说明宇宙的运动不会到此结束。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统一，矛盾运动才是绝对的。既济是一个大阶段循环的完成，是运动臻于完美的阶段，但这个完美并不是事物运动的终结，而只是运动变化相对的稳定，既济之后接着是未济，一个大的新周期正是在稳定中埋伏下重新变化的条件。卦辞明确指出“初吉终乱”，正是要告诉人们，一个阶段的完成与统一就是下一个阶段矛盾运动的开始，正是矛盾的绝对性才造成世界变化运动的无限性。宇宙中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也没有绝对的完美，人类应该认识这种规律，使自己的行动永远保持与天道的一致性，向更加完美不断靠近。
六十四卦向人们描述了一个大的运动周期，以后的运动还会按这种周期的方式出现，这样就概括了无穷永恒的哲理。但这不能看作是循环论，而是向人们揭示宇宙运动的周期性特征。宇宙的发展运动是无穷的，而运动方式却是周期性的，这与认为宇宙运动是呈螺旋式上升的规律异曲同工。有周期性就会形成螺旋，有无穷性就会上升。《周易》里讲“日新”，在原轨迹上循环就不可能日新，因为循环论是有穷的，只是在原来的轨迹中循环。程颐说：“未穷则有生生之义”，可见《周易》绝不是简单的循环论。
《周易正宗》的易经诠释学抓住解易的根本，清晰地阐述了周易的原理，也就是周易的宇宙生成观，后来成为我国诸子百家世界观的基础。系辞认为八卦是根据天象、地宜等制定出来的，周易取法于天体的运动，日月的运行。
宏观把握 融汇贯通
马恒君认为，在《周易》诠释史上，象数派重本体领悟，义理派重方法解说，但本体与方法的矛盾展开显然离原初圣人之道越来越远。一种能够宏观把握本体和方法的的崭新诠释势所必须。《周易正宗》在诠释经传时，认为象数和义理都是《周易》不可分割的两面。象数派的最大贡献是保留积古的传述内容，而最大的错误在于为易传寻找象数依据。义理派的最大贡献是精微地阐明义理，最大的错误在于扫荡象数。离开象数，《周易》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变成空洞的理论，而离开义理，《周易》就会成为无法理解的梦呓。虽然朱熹说，本卜筮之书，但经文不是单纯的卜筮记录，而是古代作者精炼地整理和提升的，以象数为根据的有意义的义理系统。
把握了《周易》的思想体系之后，《周易正宗》对卦爻辞进行了考订。每一卦都描述一个特定时势，应当首先对这个时势有宏观把握，也就是要对每一卦有整体性认识。比如《萃》卦的初六爻辞，乍读起来扑朔迷离，不知所云，前人的注解又极不一致，无可适从。解决的办法最好是从分散思维向集中思维逐步靠进，取得宏观上的把握，先把可以肯定的点固定下来，由点连成线，由线连成面地反复阅读，取得大体印象，再去探求细节的内涵。
同样道理，《周易》全书的诠释也是如此。马恒君指出，读懂《周易》需要逻辑智辩型思维和体悟融通型思维密切配合。《周易》载道广应，每个词句都如走盘之珠；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读易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融会贯通，要从爻象变化趋势中去理解，爻辞提供了思考线索，但不懂卦象，只讲义理，是无法解析通透的。
所以马恒君认为，《周易》“观象系辞”的本意，是把象看作成书的依据。“承乘比应”、“中正当位”等，都可显示出一种象。尤其是卦变，爻的推移运动错综复杂，从而呈现出万事万物在时位等方面的意象，卦爻辞往往从这些方面下断。比如，马恒君认为，前人对《乾卦》“用九”、《坤卦》“用六”众说纷纭，其实“用九”“用六”是用来揭示占筮体例的，即用《周易》占筮要采用老阳之数九和老阴之数六。乾坤两卦发凡起例，是特别说明《周易》的使用方法，这样就在占筮方法里体现了阳动阴静、阳创始阴生成的深层原理，说明了《周易》在编制中使用“九”和“六”的理性意义。有些地方历来令人觉得道理矛盾，注释混乱。经《周易正宗》从体系上作出综合分析，就感到怡然理顺。
以象证经 取象有方
马恒君《周易正宗》易经诠释学通过对观象解辞的辨析，将《周易》体现的中国哲学逻辑严密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该书的前身就是《周易辩证》，所谓辨证，就是要辨象证义，力避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随意解经的弊端，在辨象证义方面较前人的象数证经有所推进。现根据《周易正宗》用像证经的内容，对马恒君在前人基础上总结出的取象方法归纳如下：
1．六爻全象。六爻取全象多次出现，不容否定。从卦画看，颐卦上下两个刚爻是上下牙床或嘴唇，中间四个柔爻是上下牙齿，全卦六爻共同组成一张露出牙齿的嘴，这是将颐卦六爻合并取象。同样情形出现在对贲卦六二“贲其须”的解释上，从九三到上九是一个小颐卦，取颐象。颐是一张嘴，六二在嘴下方，是胡须之象。故为“贲其须”。噬盍卦把全卦看成一个带着全副刑具的囚犯，还把全卦看成一张咬着刚硬之物的大嘴，这都有内证可据，并不是后人附会。鼎卦的六爻就是一个大鼎形象；小过卦中间两个刚爻为鸟身，上下各两个柔爻是鸟翼，故彖辞说“有飞鸟之象焉”。豫卦是一个刚爻插在五个柔爻之中，爻辞有“朋盍簪”，把全卦六爻看成是头发中插入了簪子。此外，大过卦是栋挠之象，又是棺椁之象，大壮卦是上栋下宇之象，离卦是网罟之象，观卦是宗庙之象，都是显而易见的，全都是取的六爻全象。讲卦象就必须承认六爻全象，多少人反对也无用。但要提起注意的是，六爻全象也和八卦之象一样，作者有时取，有时不取，不能凭后人乱猜，要有可靠的证据作依托。
中孚卦的大卦取象法是六爻全象的一种变例。大卦也称兼画卦，从京房开始就有这样一种取象的方法。就是把几个刚柔相同的爻看成是一爻，把一个多爻卦看成是三爻卦。比如前人把中孚当成一个大的离卦，小过当成一个大的坎卦，临卦当成一个大的震卦，遁卦当成一个大的巽卦，观卦当成一个大的艮卦，大壮当成一个大的兑卦。朱熹《周易本义》注说“卦体似兑，有羊象焉”。就是指大壮是兑的大卦，兑为羊，是一只大羊，所以卦爻辞中老是提到羊，这样取象，实际是六爻全象的一种变例，如大过卦九二是老夫少妻，因为从下五爻看是个近似的姤卦，姤为阴少阳老；而九五是老妇少男，因为上五爻是个近似的夬卦, 卦是阳壮阴衰.再如所有提到“十朋之龟” 、“灵龟”、“宝龟”都取象于大离,所有提到的“鸟”都取象于小过或小过的缩小变形。从大量的爻辞中分析，大卦取象是《周易》中自有的。
2．应爻取象。前人在解释卦辞和爻辞时，讲法极为纷杂。不但取象混乱，对义理的解释也极不统一。《周易正宗》在梳理前说的基础上，对周易的内部体例来了比较彻底的清理。应爻取象是辞在本爻而象在应爻，这在爻辞中有印证，比较可信。比如诠释复卦六四“中行独复”时，复卦全卦只有一个刚爻初九，初九是主爻，又代表复，六四与初九互为应援，故为“中行独复”。“中行”是从在柔爻的位列中取象，六四在全卦五个柔爻的中间位置。“独复”是从应爻取象。这样前后联系的分析，融通解《易》，符合《周易》的实际。
3．对象，正反对象。对象与一般的初与四应、二与五应、三与上应不同，把六爻上下中分，两两成对。如大过卦除了不违背通常相应的原则外，还把六爻上下中分，两两成对，组成配对的关系。初爻爻辞是“藉用白茅”，是垫底；上爻爻辞是“过涉灭顶”，是盖顶；一底一顶自成一对。二爻爻辞是“枯杨生 老夫女妻”；五爻爻辞是“枯杨生华，老妇士夫”； 华、老夫老妇自成一对。三爻爻辞是“栋桡”，四爻爻辞是“栋隆”，一桡一隆自成一对。这显然是作者的有意安排，这种安排除二与五的对应关系保持不变外，其他四爻的成对关系又作了调整。初与上、三与四有时也可能成对，这就提示我们，《周易》里有一种对象。
中孚卦的正反对象较为特殊，朱震说“震为鹄，鹄，古鹤字也。《穆天子传》、《列子》皆以鹄为鹤。”鹄、鹤古代读音相近，故有时通用。《说卦》没有提及震为鹤，但提到震为善鸣，鹤也善鸣，朱震的说法可从。九二前临正反震，两鹤相对。中孚卦从遁变来，遁卦上乾下艮，乾为父，艮为少男，少男就是小儿子，故有父子两鹤之象。正反兑相对，兑为口，两口上下相对。故有对鸣相和之象。正反巽相对巽为木，正巽为树，反巽是树的倒影，故有树荫之象。“爵”是雀形或雕有雀形图案的酒杯，有鹤故称爵，上下卦图兑口相向，故有共享之象。内卦为贞卦，外卦为悔卦，贞是我，悔是彼，内外卦对称，故言“你我”、言“共”。因为取以上的对象，爻辞才说“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些象在卦画中反映得贴切自然，符合实际。
除了对象之外，组合象也是六爻全象的一种变体，所谓组合象是把两个以上的卦象组合在一起，取一个共同组成的象，而不是直接取各单卦中的象。家人卦九三爻辞说“在中馈”，是指九三在下离互坎里，坎为水，离为火，单从坎和离中取不出“中馈”之象，只有把两个象组合在一起，再加上位的因素，才能取出火在下烧煮上面的水，成为烧火做饭的“中馈”之象。《周易正宗》指出了六爻全象的种种变体，澄清了历史上的一些误说。
4．纵横象。对大过卦的分析揭示出易经中有纵横象。卦辞第一句就是“栋桡”，彖辞解释为“本末弱”，显然作者是把六爻整体看成是一条栋，两头发软，中间的四个刚爻是连成一体的栋梁中段。四个刚爻是连成一体的，作者的心目中有横象。到了九三、九四的爻辞，作者又有“栋桡”“栋隆”的说法，把九三、九四分别看成栋，四个刚爻又不连在一起，分别成为屋顶上的四根檩条，只不过是二与五不在卦的中间部位，没取栋象。这种取象方法，又是把整个卦画纵过来看（即：卦画纵看形似屋顶檩条的分布）。同在一卦，同取栋象，又竟然出现了这种纵横取象的不同，说明作者取象的方法极为灵活多变，观象也不可拘板。
5．逸象。《说卦》列出八卦之象共有一百二三十则，称为八卦的正象或本象。逸象指的是《说卦》里没有明确指出的卦象。其实卦代表什么象，只不过是一种人为的规定。但这种规定又不是后人可以随便加的，因为人们要用卦象解释《易经》，这就得遵循《易》作者的规定。作者观象系辞，已经把这些象融注到卦爻辞里，后人就必须按他的取象来加以说明，否则就是自己去另行创造，违背了作者的本旨。《说卦》对八卦规定的象作了基本说明，但仅靠这些说明还覆盖不了全部卦爻辞的内容，于是后人就补充一些卦象，这些卦象通称为逸象。在这些逸象里，据纯卦补出来的，应当说最可信。在研究《周易》时，先要认真熟悉八纯卦，要注意从八纯卦里发现、印证逸象，这个方法前人也常常用到。
6．分象。如咸卦指出六爻与人体部位的对应关系，从初到上分别表示人体从下到上的六个部位，这在爻辞中有比较明显的表示。初爻为拇，二爻为腓，三爻为股，五爻为 ，上爻为辅颊舌。四爻没有提到具体部位，但讲到“思”。再联系明夷卦六四“入于左腹”来分析，四位是腹心的部位。在其他卦里，这些部位会有上下位的移动，比如艮卦；五位成了“辅”，但这种移动仅限于邻近部位的上推下移。尽管各爻在取象时，还有卦象上的依据，但上爻不说足，初爻不言首，大的框架不变，说明作者有意把人体上下部位与爻的上下部位对应起来看的。这种由下及上的部位说明作者心目中存在一个爻位高低与人体部位高低的对应序列，可见爻位中还具有人体部位的分象。
7．互体、连互取象。互体又称互卦，指的是六爻卦中，除组合的上下两卦之外，中间的四爻因为三与四爻的互用，又可打破上下卦的界限，另外再组成两卦。睽卦下卦是兑，上卦是离，除初、上两爻外，二三四爻可组成互离，三四五爻可组成互坎。《周易正宗》认为，互卦的原理在于爻的推移和各爻分别代表一个特殊的时位，所以爻移动一位，就会呈现一个新的卦象，并不完全是为了扩大取象范围。这是《周易》在开始设计中就规定了的内容，并不是后人为了取象才发明创造出的方法。
反对讲互卦是破坏《周易》内部组织的作法，王弼不同意讲互体的错误对许多人研究《周易》造成了误导。王弼不同意讲互体，一味地用承乘比应讲象，承乘比应讲不下去，就主张“得意忘象”，于是就开了自认为“得意”的先例，谁都可以任意附会。这种作法，为“自圆其说”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博得了很多人的欢心，但却否定了《周易》体例的客观性，不是讲《易》的正确态度。直到现在人们还为能不能取互象首鼠两端，这不能不说是受了王弼的不良影响。《周易》的爻辞里取互象对情形很多，《左传》的筮例也有取互象的，所以互卦的真实性不容否定，认真研究就不会同意王弼的讲法。清人黄宗羲在《易学象数论》里反对讲爻辰、纳甲、世应、飞伏，但不反对讲互体。全祖望在《经史问答》里只是反对讲互体的变例，但并不反对互体正例，俞樾《周易互体徵》也极力说明互体的存在。这说明，解释经文要言之有据，如果抛弃经书本身的体例，很多地方就无法说通。
辨象证义 高屋建瓴
马恒君《周易正宗》通过辨象证义的方法，力图将卦爻词的字字句句落到实处，使章句明白晓畅，易于理解。通过辨象证义的方法，《周易正宗》梳理了历史上众多易学大家在解易时的得失。
比如，朱熹对《周易》的解说就不够完备。他将“用九”当作爻序名，认为六爻全变就以“用九”命辞占断，这就不太通，因为六十四卦仅乾坤两卦有“用九”、“用六”，所以“用九”不是爻序名，是指乾的六爻任何一爻都可能是老阳而成为动爻，故用“其坤”这个全变的可能称呼。《周易正宗》在对乾坤两卦的诠释里注重了易道阴阳运动的总体趋势，在消息盈虚的运动中研究各爻的特殊时位，得出合乎易理的说明。乾坤两卦是《易》的父母卦，两卦是《易》的基本构架。《系辞·上》说：“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前人多指出了乾坤与其他六子卦的关系，其实父母加上六子，只成为八卦，还不足以成为六十四卦的父母。这句话更深层的意思在于，乾坤是六十四卦卦变的基础。乾与坤的迭互消长形成了十二消息卦，又由十二消息卦变为六十四卦。在十二消息卦中，乾表现了阳涨阴消的六卦，坤表现了阴长阳消的六卦。对乾坤两卦的考察为易经诠释学奠定了理论根据，提供了研究各卦的范例。
各卦范例一定，诸家得失判然明白。例如“原筮”就是考察一下占筮吉凶预兆，依据占筮去办。可自从朱熹据《尔雅·释言》把原筮讲成了“再筮”，就造成解释的混乱。蒙卦卦辞说：“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占筮不可亵渎，岂能再筮。尚秉和先生说：“坎为筮、坤为原，这是原筮在象上的依据。”“坤为原”好理解，坤为地，地为原野。坎为筮的依据是坎为水,水平如法,有法可循,故为筮。只是取象与解释词义不能混同为一。取象是为了命辞，命辞的词义要与卦爻的时势联系起来理解，允许词义的引申。比如屯卦九五爻辞，从兑泽升上天位的象中取出“屯其膏”(膏即泽)的爻辞，“屯其膏”就不能仅理解为泽上于天，还可引申为天不下雨、君王恩泽不能下施等义。象与辞是两物，要承认其中的差别。辨象是为了追究系辞的来源，证义是为了搞清它的确切含义，两者不可偏废。把原筮讲成到郊原上去占筮，这就囿于取象而不允许词义的引申了。
王弼尽黜象数的后果是，连一些有明显卦象依据的句子都断错了。马恒君认为，卦象是证明作者意旨的铁证，不可以忽略。以大畜卦彖辞为例，王弼把“刚键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断成“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这是受了儒家《大学》的影响，把“日新其德”连在一起，“辉光”无所归属，凑合着挤到了“日新其德”里。《十三经》的断句，觉得别扭，又断成“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其实还是认为“日新其德”当断为一句，剩下的就近归属就行了。都是从逻辑上去推，没有考虑卦象。改来改去还是不顺。作者支持，要是从象上分析，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刚健笃实”指的是下卦乾，乾为刚健，上卦艮，艮山笃实。“刚健笃实”把上下卦都说出来了，因此这里必须断开。“辉光日新”指的是刚爻的推移，刚爻为昼日，刚爻从大壮的初九升到大畜的上九，刚爻呈上升之象，所以是“辉光日新”。这一句讲爻的推移，把卦变之象也说明白了，这里也必须断开。“其德刚上而尚贤”是进一步推演卦变的寓意，意思是说，刚爻的上升可以表示一种“尚贤”的社会伦理意义，这一卦就具有了“尚贤”之德。德是卦德，这又是一层意思。“其德”应当连下成句。明白了句子的具体所指，断句就有了依托。
辩象在证实辞义方面的作用更为明显，比如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我们见到较好的解释是《伊川易传》：“下爻为初。九，阳数之盛，故名阳爻。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乾以龙为象，龙之为物，灵变不测，故以象乾道变化，阳气消息，圣人进退。初九在一卦之下，为始物之端，阳气方萌，圣人侧微，若龙之潜隐未可自用，当晦养以待时。”意思并没有错，但许多卦象、爻象并未作出交代，而《辨证》里则有明确的说明，乾从坤变来，初爻是坤变为乾的第一步，初爻变成阳爻，卦象为复，复的下卦为震，《说卦》讲震为龙，故言龙。按三才位去看，下两爻是地爻，其中二爻是地表，初爻是地下，初爻位在地下，故言“潜龙。”“勿用”是断词，蛰伏地下的潜龙，还发挥不了作用，故断言“勿用”。明白了卦象，当然就可以推断出，复卦上面是五个阴爻，最下一个是阳爻，有如盛阴之下的一点阳气。地冻三尺，仅凭复苏的一点阳气难以生发万物。用以比喻人的时势，就如势微的圣人，须晦养以待时。这就比仅靠推理深切得多。在《辨证》里对卦爻辞的解释都能找到这种象上的依据。
《周易正宗》的易经诠释学指出了王弼“中正当位”的错误。《周易》里经常提到“中正”的术语。王弼把“中”解为中位，“正”解为“当位”，所谓“当位”指的是柔爻居柔位、刚爻居刚位，但这个说法与《易传》的许多地方不合。比如艮卦，初六是柔居刚位（王弼认为初、上无定位）。象辞说“未失正也”。六五也是柔居刚位，彖辞说“以中正也”。既然不当位而言“正”，王弼显然是讲错了。为了自圆其说，王弼在恒卦九二的注里说：“虽失其位，恒位于中，可以消悔也。”程传据此而发挥，认为“能恒久于中，则不失正矣。中重于正，中则正矣，正不必中也。”又在注震六五爻辞说：“不失中则不违于正矣，所以中为贵也。诸卦二五虽不当位，多以中为美。三四虽当位，或以不中为过，中常重于正也。”提出中重于正的观点，其实是为了弥补王弼提出的当位为正的说法。从《周易》的经传中去验证，“正”并不是单指当位，凡中都可言正，中正往往是一回事。此外，只要符合易理就可言正，也并不一定是当位、失位的问题。这一卦的初六所以“正”，是因为符合下从上、柔顺刚的易理；六五所以“正”，就是因为在中位，中当然正，不当位也正。当位只是正的因素之一，不能全包括正。
在解析兑卦时，马恒君认为王弼“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矣”的卦主说并不完善。王弼只是论述了五阴一阳或五阳一阴的卦里的卦主，而这样的卦在《周易》里只有十二个，其余的五十二卦里有没有卦主，他没有提及，我们也不好把一些推想出来的意思强加给他。然而，王弼之后的一些易学家却往往要在六十四卦里每卦都找出一个卦主，这就不必再看成是王弼的主张。后人说的卦主往往指的是全卦中最关键的一爻，这一爻有的在彖传中有所提示，有的在彖传中找不出依据。因为各人理解的不同，所找的卦主也不一样。从《周易》内部分析，称为卦主未必合适，但各卦确可以有一个主要的爻。王弼只注意了数量的多少，没有顾及卦变，其实主爻常常出现在推移的那一爻上，是因为爻的推移才使该卦出现，所以各爻往往会表现出与主爻的某种关系。其次才可考虑数量多少、位置的尊卑、是不是在中位等等因素。
用王氏《周易略例·辨位》的提法去分析爻位，弊病太多，不得不加以辨别。既然说“无位”、说“不当位”，当然就存在着位的问题，如果没有位的问题，就不会扯到位上来讲，位肯定是有的，关键是“位”究竟指的是什么？《易》例，位的内容很多，有阴阳位，有乘承比应位，有三才位，有上下卦内外始终前后位，有中位，有职位，有方位，有卦际之位，还有穷极之位，等等。需卦上六讲的“不当位”，无非是说位置不合适，指的并不一定是阴阳位。屯卦六二象辞说“六二之难，乘刚也”。柔爻应当在刚爻之下，居于刚爻之上就是位不当。不当位指的是乘承位。王氏把“当位”、“不当位”全部用阴阳位作衡量标准，所以不能自圆其说。这样他提出“初上无阴阳定位”的条例就难以成立。《易》例一、三、五、七、九等奇数为阳数，二、四、六、八、十等偶数为阴数。一三五为阳位，二四六为阴位，初为一，上为六，怎么能排除在阴阳之外？只不过有取有不取而已。
王弼注对后世影响极大，其说尽黜象数的错误也非常明显。讲象数没有错，但要尽量讲对。王弼尽黜象数的作法搞乱了人们的解易思路，马恒君《周易正宗》的易经诠释学力图恢复经传本意，以正后学。
经传互证 满盘皆活
从古史辨派否认孔子为易传作者以来，周易的经传关系问题成为绕不过去的问题。马恒君《周易正宗》的易经诠释学大量采用内证，解析《周易》内在结构，认为传统《周易》已经把经传配置在一起，现代人去掉易传，经文成了一笔“见仁见智”的胡涂帐，无法说清。所以，我们还是应该用易传解经，这样至少可以先把传统内容梳理清楚，所以马恒君大量采用经传互证、传传互证的内证方法，以下以其书内容举例说明。
在诠释观卦六三“观我生”时，前人对“生”的讲法太混乱，有许多说法求深反失，《周易正宗》根据九五象辞“观我生，观民也”，把“生”讲成生民，也就是百姓。“观我生，进退”，是说观察我的生民的情况，决定进还是退，是观察民情风俗决定政策。这样讲象上有据，六三在下卦坤里，坤为民众；上邻巽卦，巽为进退，又在上下卦之际，可进可退，有这样的象才能系这样的辞。有道之君的礼仪教化，要从国情民俗中来，看看人民的愿望要求，制定政令教化，据实际情况增减进退，这与全卦的主题思想一致。
贲卦卦名，《杂卦》解释为“无色也”。《序卦》解释为“贲者，饰也。”“无色”与“文饰”显然是矛盾的，根据彖辞“文柔”、“文刚”、“天文”、“人文”证明贲是文饰，也就是美化。根据爻辞“皤如”、“白马翰如”、“白贲”证明“无色”的解释也有依据，从而理出文饰是从无色到有色的美化，是对质素的事物进行文饰。没有颜色才好彩画，涂满了颜色就不可能再进行文饰，所以贲是绘事后素的意思。这就把矛盾的解释统一起来。
临卦，观卦的卦名，杂卦说“临观之义，或与或求。”把临讲成给与，把观讲成求取。《序卦》却说“临者，大也。”观是“可观”。“大”与“给与”、“可观”与“求取”在意义上距离都非常大。在临卦里，根据彖辞“刚浸而长’的说法，说明“大”是大的刚爻来临，又根据大象辞“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证明“与”是君子要把临所显示的天道，化为无穷的教思给与社会和人民，是一种“容保民”的付出，这样就清楚地找出了“来临”、“大”、“与”之间的意义联系。在观卦里，从观的本义是观看，引申为可观，根据彖辞“观天之神道”和“圣人以神道设教”证明，观卦是通过观察，从天地的运行中求取天之神道，是看一看天地的运行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从中求取对人类社会有益的内容。这就又使观察、蔚为大观，求取，这些不同的内容统一起来。圣人之道从哪里来？就是从对天地的观察中悟出来的。观就是从天地奥秘中取得道，临是把道用于社会，即所谓“道济天下”。“与”、“求”指的是道的获得和使用。卦里讲对宗庙的祭祀、对天地的观察，就是指彖辞说的“天之神道”。《周易》的这些内证十分明确，意义有机联系，相互证发，把“与”、“求”讲成别的意思就不大妥当。总之，卦名的基本意思是观察，什么大观、可观、求取、瞻仰、视察、展示等都是在观察这个意义上的引申。
屯卦卦名从万物始生，根系团聚、出生的险难，万物充满的线索，把《序卦》讲的“盈也”，《杂卦》讲的始生，彖辞说的难、团聚、贯通在一条理性的链条上。蛊在《序卦》里解为“蛊者，事也。”在《杂卦》里解为“蛊则饬也。”而辞书里说蛊是“皿中生虫”，也就是不常用的盆盆罐罐里生出了虫子。推演到人身上“蛊”是吃得肚子里生了虫子，久安淫逸得了蛊症。再推演到社会上，是长治久安产生的积弊，如腐败等。《序卦》说的“事”指的是社会积弊，《杂卦》说的“饬”，是对社会积弊的整饬。蛊的本义是盆盆罐罐长期不用而生出来的虫子，推及到社会意义上，指的就是久安之弊。有弊就得改革，《周易》的着眼点侧重于社会问题，所以才说“蛊则饬也。”尽管蛊有蛊虫、疾病、蛊惑、颓败等义，但在卦名的意义上，治理整顿是它的主要意思，也就是关于社会改革中兴问题。
从辞义的考订上看《辨证》也比较高明。如屯卦六三爻辞“即鹿无虞”。王肃本作“即麓无虞”，把鹿讲成山麓。而象辞说“即鹿无虞，以从禽也。”从禽就是追赶野兽，以传证经应为“即鹿无虞”。再如《周易尚氏学》认为，异类为朋。这从传中看明显是错误的，坤卦彖辞讲“西南得朋，乃与类行”。可以证明同类才是朋。如果说异类为友还多少有点道理（见损卦）。
由此可见，《序卦》和《杂卦》虽然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卦的内容，但并不矛盾，只要理出头绪，立刻就会觉得这些互不相干的经传文字满盘皆活。蛊卦这样的例子，在书里举不胜举。
卦变体系 来去分明
在易学史上，关于卦变的争议极为纷纭，总得来说可分两派，一派认为卦变存在，一派否定卦变存在。如果认为彖辞具有权威性，不承认卦变就完全站不住脚。从彖辞中，比如“乾道变化”（乾）、“刚柔始交”（屯）、“刚来而得中”（讼）、“柔得位而上下应之”（小畜）、“柔履刚也”（履）、“小往大来”（泰）、“大往小来”（否）,我们看到几乎每一卦都交待刚柔爻位置的推移，这就是卦变的方式，不承认卦变是不符合实际的，不讲卦变不符合《彖传》本旨。
马恒君《周易正宗》易经诠释学对历史上承认卦变的诸学说进行了总结，理出了符合经传本意的卦变体系，认为诸家卦变学说可分两种，一种说法认为是从三爻卦变来，一种说法认为是从十二消息卦变来。传统的讲法都认为是以十二消息卦为基础，刚柔爻上下往来推移。虞翻、荀爽等尽管在说明每一卦时讲法互有参差，但大的框架比较一致。这种传统的讲法，与彖辞中不时提到的刚柔爻有上下往来的证据相合。主张从三爻卦变来理由最充分的是宋人苏东坡，他抛弃了传统的说法，如讲贲卦时说：“凡《易》之所谓刚柔相易者，皆本诸乾坤也。乾施一阳于坤，以化其一阴而生三子，皆一阳而二阴。凡三子卦有言刚来者，明此本坤也，而乾来化之。坤施一阴于乾，以化其一阳而生三女，皆一阴而二阳。凡三女之卦有言柔来者，明此本乾也，坤来化之。故言此者,皆三子三女相值之卦也。非是卦,则无是言也。”苏氏的话不无道理，但用来解释卦变就滞碍难通了。卦都从三爻的乾坤变来，用来解释“往来”已勉强难通，又怎么去解释“上下”？不在六爻卦中往来，必然就得从六爻卦外往来，卦外往来还谈什么上下？况且这样讲卦变也无法说明卦爻辞的来源，仅为卦变争议，毫无意义。再说苏氏认为“凡言此者，皆三子三女相值之卦也”。而无妄卦却是下震上乾，震为长男，乾为父，又何尝是“子女相值之卦”？彖辞依然还是说“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又何尝“无是言”？要而言之，乾坤生六子是两卦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的产生序；而消息卦变六十四卦则是变化序，同样不能混为一事。《周易》本身存在着这两个序列，也只能按这样去讲。至于各卦怎样变化，彖辞有说明，并不是谁认为如何如何的问题，而是有迹可寻。
卦变是《周易》的基本原理。《系辞》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这是说明卦的生成。又说“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等等。如果卦生成而爻不推移，《系辞》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废话？卦动怎么能代表爻动？这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六十四卦生成后，还有个爻的推移序列，而不是生成之后，又去从乾坤里索取。而这种推移的序列正反映了阴阳多少的一般状态与变化了的复杂状态，体现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正是因为抓住了《周易》最基本的原理，所以《周易正宗》易经诠释学最为卓越的贡献是从彖辞中研究出卦变的线索，从卦变中取象，使卦与卦的关系清晰可辨，将卦爻辞的来源落到实处。
关于卦变的学说，汉以前的传注都不否认，传述较多的是虞翻、干宝等人。王弼为了省事，尽黜象数，把卦变也扫荡无余。宋朝人力图把卦变研究出体系来，但说法互有参差。影响较大的有朱熹《周易本义》里的《卦变图》和朱震《汉上易传》里列出的李挺之《卦变反对图》、《六十四卦相生图》。苏轼力主从六子卦变来，把相生序与变化序混在一起，与程颐的说法一致。明朝来知德讲卦的错综，又把排列序与变化序混在一起。清朝的毛奇龄又主张分卦由聚卦变来，一卦往往从三四个卦变来，成为另一套体系。
《周易正宗》易经诠释学认为，十二消息卦是卦变的基础这个传承不能否定。乾坤变出十二消息卦，即乾变出姤、遁、否、观、剥、坤六卦，坤变出复、临、泰、大壮、 、乾六卦。卦变体系为：姤变出小畜、同人两卦； 变出履、大有两卦；复变出师、豫两卦；剥变出比.谦两卦;遁变出讼、无妄、离、鼎、巽、中孚、家人七卦；大壮变出需]大畜、大过、革、兑、睽六卦；临变出屯、坎、震、萃、明夷、解六卦；观变出蒙、颐、晋、艮、小过、升、蹇七卦；泰变出蛊、贲、恒、损、井、归妹、丰、节、既济九卦；否变出随、噬嗑、咸、益、困、渐、旅、涣、未济九卦。
在此卦变体系的基础上，《周易正宗》说明了演易系辞所依据的卦爻推移的运动规律。以节卦为例，节卦较明显地表现出《周易》取象的两大方法：一是卦变，二是爻在推移中的关系。全卦由泰变来，是泰卦的九三与六五交换了位置。九三与上六原是正应关系，九三应当与上六换位，而上六却守住上穷的位置未动，所以上六是“苦节”，象辞说它是“其道穷也”。九三升到上卦中位，成为全卦尊贵的九五，爻辞是“甘节吉，往有尚（上）”，象辞说它是“居位中”。六五原与九二正应，六五应当与九二换位，六五动，九二不动，爻辞说九二是“不出门庭”，象辞就说它是“失时极也”。六五离开上卦中位，推移到下卦成为六三，爻辞认为它没有下到二位，说它是“不节若”，象辞说它是“又谁咎也”。六四与初九是正应，两爻在卦变中没有发生位的推移，所以爻辞说六四是“安节”，象辞说它是“承上道”，也就是顺承升上的九五。初九没有六四的牵动，没有上往的条件，又位处最下，爻辞是“不出户庭”，象辞就说它是“知通塞”。全卦六爻的爻象辞表现得如此严整而有规律，毫无例外，这就不能不承认作者抓住卦变和卦变中爻的关系两个方面来取象。虽然不能说《周易》里每卦都如此取象，但至少可以证明，这是作者观象系辞的重要方法之一。
综而言之,笔者认为，马恒君《周易正宗》紧扣卦变和卦变中爻的推移关系，厘清了大量历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开创了解易史上的新篇章，许多困扰易学家千百年的难题得在书中到了比较系统通畅的解答，因此，该书出版之后，也被越来越多的当代易学家认可为易经诠释史上的里程碑著作。
温海明：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国际易学联合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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