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本草经》是中医药理论体系形成的四大标志之一,奠定了中药学基础,中药理论体系便由此发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
《神农本草经》历来又被简称为《本草经》,之所以将其冠以“神农”,是因为在西汉及其此前,“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讬之神农、黄帝而后始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显然,这是当时的学风使然、文化背景使然。对于该书而言,托名“神农”不仅仅是一种托辞,而且既有相当长的历史渊源,又有相关的史料为依据。
据现存史料记载,早先是将农耕活动与神农发生联系的,将三皇中的炎帝称为“神农”就是明证,认为他就是最早的农业专家并教人稼穑。《孟子·滕文公》中就有相关的记述。据班固整理上古的文献之中,有关“神农”治农内容的资料就有20篇之多,并认为“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汉书·艺文志·农家类》)。在《吕氏春秋》中早已有类似的记载,认为“神农身亲耕,妻亲绩”。班固对此补注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之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汉书·艺文志·农家类》)。这里不但将“神农”与古代农事活动联系在一起,还诠释了为何将炎帝尊为“神农”的理由。
本草类中药属于古代农事活动乃至现代的大农业范围,这是人所共知之事,这也是古人将本草乃至中药学知识与“神农”挂钩的理由之一。加之人类为了生存,要与饥饿、要与疾病作斗争,这都与本草无法分开。植物类食物绝大多数都是药、食两用的,古人在将炎帝与农业联系,以及对本草类药物深刻认识的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将药物、本草与其联系并托附于他。因此,西汉陆贾就持这一观点,认为上古时代,“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四库备要·子部·新语卷上》,中华书局,1955年)。西汉刘安对这一说法有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蛂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润,肥饶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四库备要·子部·淮南子·修务训》,中华书局,1955年)。司马迁将古人对炎帝与医药密切联系的认识作了总结,明确地指出,“神农,以赭鞭(鞭通‘辨’)草本,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和药济人”(《史记·补三皇本纪》)之后,世人便毫无争议地将本草、将医药创始之功归之于神农。因而汉晋以降,人们将传载古代有关药物知识的专著托名神农,便是在情理之中的事了。
汉晋以后乃至今日,医药界之所以将传载治病疗伤的药物知识著作命名为“本草”,五代时期韩保升虽然有“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众”(《蜀本草》序)的解释,此解虽然不乏道理,但未畅明其旨,未能洞彻为何要用“本”字冠“草”的理由。复习古代相关文献之后可以这样认为:一是“本草”一辞在汉代已是政府的官方用语,并将专司“本草”的官职称为“本草待诏”(《汉书》的《平帝纪》、《郊祀志》、《游侠传》等)。二是汉代已将“本草”作为书名(《汉书·楼护传》),而且楼护还阅读过书名为“本草”的文献,这在当时其他医学文献中已将“本草”作为医用药物的专用词。如《汉书·艺文志·经方类序》就有“本草石之寒温”之语即是例证。三是因神农开创农耕以后,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可靠、稳定的饮食和药食两用的原料来源,无论是天然野生或者人工经过驯化栽培的植物,均是民众用以果腹乃至治病除疾之根本,因而以“本”字冠“草”。可见,“本草”作为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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