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葛应雷、葛乾孙父子
葛应雷(1264-1323 )，字震父，号别恒斋，元苏州人。世医家族，其父葛从豫，“工于医”，幼年与其弟葛泽共学儒及医于其父，宋亡后，弃儒而专于医。授平江医学教授， 升江浙官医提举。其承之学，源自时浙西提刑李判官所藏“刘守真、张洁古书”}zol，著有 《医学会同》二十卷，今佚。
其子葛乾孙(1305-1353 )，字可久，元明年间苏州人。“入试屡下，遂弃去，不求仕” }zol，后从父习医。治病多有奇效，医名显赫，“与金华朱丹溪坍; }azl，著医书《十药神书》、 《医学启蒙》、《经络十二论》，今唯存《十药神书》。
《十药神书》为治肺瘩专书，除论肺瘩之病因、治法、预防之外，兼论咳嗽、虚热、 盗汗、遗精、喘痪等。创有十首治疗肺痔之方，故以十药为名，按天干排序，分别为“甲 字十灰散、乙字花蕊石散、丙字独参汤、丁字保和汤、戊字保真汤、己字太平丸、庚字沉 香消化丸、辛字润肺膏、壬字白凤膏、癸字补髓丹’，葛氏论治肺店多秉易水脾肾虚损之意。从内伤上认识病因，认为肺疹多因耽于酒色， 饮食失调，形体劳倦后“’肾虚精竭”f911所引起，并多为阴虚火旺之证。在治疗上从肺、脾、 肾三脏入手，血证用十灰散、花蕊石散以治血;血脱用独参汤以回脱;血止而咳嗽有用保 和汤、保真汤、太平丸、消化丸以滋阴润肺，益气健脾;肺痊后期则以润肺膏、白凤膏、 补髓丹以健脾补肾，填补精血。除治血之十灰散、花蕊石散外，其他八方皆含健脾补肾之 意，如保和汤、保真汤、太平丸中用地黄以补肾元，白凤膏、补髓丹更用人参、大枣及乌 鸡、明胶等血肉有情之品以填补精血。在预防上，葛氏认为“保养真元，固守根本” 是预防肺痊之大法。
可见葛氏在治疗肺痛之中，注重脾肾虚损之病机，多用固本培元之法。后世医家治疗 肺痊多宗葛可久之《十药神书》，如绮石和龚居等人，亦注重肺痛证治中的脾肾虚损病机。
2.薛己
薛己(1486-1558 )，字心甫，号立斋，明吴县(今苏州市)人。为名医薛恺之子，生 性聪颖，幼蒙庭训。先精于疡科，后以内科得名，学术上旁通诸家，在本草、内、外、妇、 儿等学科皆有建树。明“正德时选为御医，摧南京院判，嘉靖间进院使”著有“《内 科摘要》、《外科发挥》、《外科枢要》、《外科心法》、《外科经验方》、《病疡机要》、《女科撮 要》、《保婴金镜录》、《口齿类要》、《正体类要》、《本草约言》”等，并对其父薛恺的著 作《保婴摄要》、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王纶的《明医杂著》、陈文中的《小儿痘疹方 论》等加以注评。
薛己针对当时医家秉河间学派之火热病机，而多用降火、攻邪之法的时弊，承张元素 的脏腑虚损病机学说，秉李果重脾胃与钱乙重肾命之思，同时重视脾肾先后二天，阐发肾 命学说，治疗用药倡导温补之法，从而形成温补学说。
2.1滋补化源，温补脾肾先后二天
薛己重视先天之本的肾与后天之本的脾，故而提出“补脾土，滋化源n [93]的温补之法， 发展了易水学派脏腑虚损的论治。其滋补化源之法约有二层涵义，一为直接补脾土，用补 中益气汤培养后天生化之源;二为补土生金，金能生水，以滋补后天之脾而化生先天之源， 三为用六味地黄丸、八味地黄丸直接滋补肾与命门之真阴真阳。滋补化源的三层递进涵义， 从论治角度深刻地阐释了脾胃与肾命之间的关系。同时在脾肾虚脱的证治中，更以八味地 黄丸补命门真阳以生脾土，从而形成了完善的温补脾肾之法。
2.2进一步阐发命门学说
薛己秉《难经》左肾右命门之说，在命门的部位、功能及治法_匕作出了进一步的阐发。 以左手尺脉辨肾，为阴，为水;右手尺脉辨命门，为阳，为火。以“左尺脉虚弱而细数者， 是左肾之真阴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脉迟软或沉细而数欲绝者，是命门之相火不足也， 用八味丸;至于两尺虚弱，阴阳俱虚也，十补丸”。更论治命门无水、无火之证，以六 味地黄丸“壮水之主以镇阳光”治命门无水之证;以八味地黄丸“益火之源以消阴豁”，治命门无火之证。
2.3启“苏派外科”之源
在中医外科学方面，薛己通过撰写《病疡机要》、《外科枢要》、《外科发挥》、《外科心 法》、《正体类要》、《外科经验方》等外科著作，为具有吴门特色的“苏派外科”的形成奠 定了理论基础。
《病疡机要》为首部麻风病专著，对麻风病的病因、病机、病位、诊断、治则、治法 等都有深刻的论述，并载有一百十二方。特别是“大枫子膏; 作为治疗麻风病的专药， 为后世医家所重。 同时薛己将易水学派脏腑辨证的思想运用于外科疾病的辨证论治，从而改变了“疡医 以症就方，以方试病”之弊。治疗上一方面注重基于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的外科内治之 法，在外科内治“消、托、补”三法之上，更发挥出“疏通、发散、和解、补托、峻补、 温补”[96]等多种治法，另一方面亦重针、贬、灸、熨等外治之法。
3.缪希雍
缪希雍(1546-1627 )，字仲淳，一作“仲醇”，号慕台，明常熟人。因幼年体弱多 病而学医，师从无锡名医司马铭鞠，“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尤精本草之学。曾 于长兴、金坛多地寓居，后老于金坛。吴门医家中有张应遴、马兆圣、徐鹏、荣之迁、刘 默、刘紫谷、叶其辉等多人学于缪希雍。
著有《神农本草经疏》、《续神农本草经疏》、《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医学传心》、《缪 仲淳先生医案》、《缪仲淳先生诸药凡例》、《炮炙大法》、《本草单方》、《还读斋医方汇编》 等。
缪希雍虽享承脾胃学说但遥承朱震亨“阳有余而阴不足”之论，针对滥用甘温升发脾 阳之弊，首开脾阴学说之先河，并立证治之法以补脾阴之不足。“胃主纳，脾主消，脾阴 亏则不能消，胃气弱则不能纳”缪氏从脾胃的消纳关系上认识到脾阴的重要性，并以 “产后腿疼，不能行立，久之饮食不进，困惫之极”.“若因脾虚，渐成胀满，夜剧昼 静”为脾阴不足之证候，以甘寒之品滋养脾阴，慎用苦寒、甘温之品，创立有“甘寒滋 阴、甘平和中、酸甘化阴、苦寒坚阴、益肾养阴”[99]等多种滋补脾阴之法，以滋养脾阴之 血而降血虚之火。用药则多用生地、沙参、白芍、石解、甘草、扁豆、莲子、梨汁、甘蔗 汁、天门冬、麦门冬等清润之品。
缪希雍的脾阴学说补充了易水学派脾胃学说之不足，清代医家中陈修园、曹庭栋、吴 澄、叶桂等人在对脾阴的认识上多宗缪希雍，特别是叶桂在缪希雍的脾阴学说基础上，发 展出胃阴学说。
4.蒋示吉
蒋示吉，字仲芳，号自了汉，明末清初长洲(今苏州市)人。幼年丧母，后受业于李 中梓，清初避战乱而寄居太湖边之弯窿山，著《山居述》四卷，后整理为《医宗说约》六 卷，刊于清康熙二年。另著有《望色启微》、《医意商》、《通医外治》、《医宗小 补》等医书。
《医宗说约》为通俗综合临床类著作，涉及有诊断、内科杂病、伤寒证治、儿科、女 科、疡科等多个方面。其文多以歌赋形式著录，为其特点之一。在对易水学派思想的继承 上，主要体现在对脾胃特别是脾阴的重视。如其在《调理脾胃》篇中言:“至哉坤元调脾 胃，万物资生无病累;胃阳纳受是所司，脾阴消化精神遂。饮食自倍脾胃伤，洁古积术丸 为最”。蒋氏从生理上认识到脾胃乃为后天生化之源，从胃阳、脾阴角度认识脾胃的关 系，进一步认为饮食不节是脾胃损伤的病因，并以张元素之积术丸为其治疗大法。
蒋氏从药物作用于机体的途径上阐发脾胃之要，认为药虽对证而治疗无效的情况是因 为“药先入于胃，脾胃自伤不能运化药味”，而阐发无论何种疾病都需先调理脾胃，消 导饮食之论。
5.沈颐 沈颧，字朗仲，明清年间吴县(今苏州市)人，“究心岐黄，术得东垣派，为吴名医” teal，著有《病机汇论》、《医归》等。
《病机汇论》由马椒校补，刊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计十八卷，共六十证，每证 为一门，按脉、因、证、治、方的顺序，辑各家之说，并附己论。在宗易水学派之学的基 础上，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突破与补充。
5.1论内伤兼外感之补泻
沈氏对在论治内伤兼有外感者的病证时，以“邪正多寡而酌其治”为立法原则，以 病情之轻重缓急而论其治。内伤重而外感轻，补虚则邪自解;外感重而内伤轻，虚兼治表 证;内伤重而外感亦重，先用甘温建中，后治邪解表:内伤轻而外感亦清，先清表而后补 虚。
5.2专设内伤饮食一门
李呆论虚证有内伤饮食、饮食不节、劳逸所伤三大病因，沈氏专门发挥内伤饮食的论 治。辨内伤饮食与内伤劳倦，以肾气不足与脾胃燥湿为其病因，立在上吐之，在中消之， 在下下之，挟气宜开，挟寒宜散及补火之法yot)的治法，并认为伤食病证不能一概用消食导 滞之法，亦当用补心火生胃土，补相火生脾土。
5.3论虚劳之阴虚阳虚
论治虚劳时，沈氏多有发挥。在虚劳病机的阴阳之辨中，沈氏以胃阳、’肾阳之虚为阳 虚;阴虚分为肺胃阴虚则津液虚，心脾阴虚则血虚，肝肾阴虚则真精虚三类。以清润之品 补气生津，粘腻之物填精，调补脾胃以生血。特别注意到四物汤虽补阴血，但“津枯火焚 者犹忌芍、归之辛窜”，八味地黄丸虽补肾阳，但“胃气虚火者犹忌地黄之凝滞”。
持易水学派思想的吴门医家中，另有元·倪维德著《原机启微》，将易水学派的脏腑 虚损病机用于眼病的诊治之中，在六淫之外更重七情内伤之病因，治疗上用苦寒之药降泄， 更以甘温之品升阳。清·张璐在广博众家所长之时，对易水学派的思想有所继承与发挥， 其治疗之中亦偏重于益气廿温，温补脾肾之法。清·尤乘学于李中梓，较注重肾命，如其 《寿世青编》中言“养生之要”[当以寡欲而养肾精。清·尤怡学于马椒，亦重温补，如 其《医学读书记》中所云，以补中益气汤治阳虚，六味地黄丸治阴虚，认为此二方“法虽 不同而理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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