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坛注解《伤寒论》之方法特点初探

　　3  以经验证经
   
　　陈伯坛医术高明，与赵鹤琴、黎庇留、陈月谯并称民国广东四大名医。他临床经验丰富，注解《伤寒论》既以经解经，复以经验证经。他尊古而不泥古，著《读过伤寒论》“既不取前贤注释只言片语，亦不采一时风靡之西说，一切解说均独出自胸臆”［1］160。对仲景原文的阐释，其“不管条文错简与否，字句是否通达，不纠缠各派之纷争而以临床实践出发”［1］160。陈氏认为：仲景学说“是即教人从没字句之空白处寻出字句来，还向病人身上寻出有字句之书，简直是仲景全集已藏入病人十二经中矣，失病人便是失仲景”［2］2，故此，“须认定正气之所在，对照邪气之所在，息心静气逐句逐字读《伤寒》”［2］6。这种以实践来检验真理的方法，的确独具慧眼。
   
　　陈伯坛注释经文，常常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明辨详论，以透仲景之旨。如“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一条，陈氏解释用葛根汤义在：“合病则合治，方足尽葛根之长，匪特变通麻桂也，且推广葛根也”。他认为：“是证得诸幼龄为居多，俗传乳孩出牙，必自下利者，可与本证参看。以手足阳明脉入齿中，阳明欲反阖为开，当然泻而不存，俟太阴开则阳明自阖，勿治之可也”。并指出医者治疗此证往往“防患太甚，遇下利动以急当救里为务，致虑中一失”［2］80，应引以为戒。
   
　　陈氏注释经文，不落前人窠臼，自成一家之言。如在解释“伤寒，阴阳易之为病，其人身体重，少气，少腹里急，或引阴中拘挛，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烧裩散主之”时，就对历代注家之说提出质疑。他说：“本条注家读作男女易之为病也。原文则曰阴阳易之为病。注家谓女病差后传不病之男，男病差后传不病之女，何以冠首不曰病差后乎？且病既差矣，男以何病传女，女以何病传男乎？即传亦不过毫末之余病，何至发生种种剧证乎？”他认为：“书阴阳易之为病，明明太阳病易为少阴病，非指少阴病易为太阳病。太阳篇伤寒二字不胜书，少阴篇无伤寒二字，少阴病三字又不胜书。冠伤寒不冠少阴，阳病易为阴可知”。陈氏还举例说明之：“粤俗向有夹色伤寒之臆说，动以苦寒生草药戕命无算，对于本证，则茫然不知所云。吾姑如其说以破若人之惑，假令为伉俪者立防闲。与其警告之曰慎勿夹色伤寒，毋宁警告之曰慎勿伤寒夹色。盖夹色得伤寒，则太阳方受病，而房事已毕，断无阴阳易病之理，作太阳病治可也。惟伤寒再夹色，是将太阳病印入情欲之中，安得不阴阳易位乎？间有因入房而六日死者，乃太少两感证。入房固死，不入房亦死，然亦百不遇一也。其余死于生草药者十之九，不能卸过于闺房之事也。长沙特为带病入房者戒，而以秽亵之物相馈饷，殆有人道之理存焉也”。［2］391-392此论不囿前人之说，密切结合临床，见解颇具创意，令人耳目一新。
   
　　陈伯坛治学皓首穷经，临证经验老到，在《读过伤寒论》里用了很多功夫作经文考证，点评伤寒注家的过失。如释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方，陈氏曰：“方末一本有黄耳柸三字，汪苓友云想系置水器，吾谓当系量水器，取限制之义。楚人谓限不得曰柸治。可悟二升药大有分寸，初服则气浮于味，尽服则味余于气，取一升之气，留一升之味，非止妨逾量也”［2］111。
   
　　再如他解释大柴胡汤方时指出：“方下云一方用大黄二两数语，疑属后贤补遗，姑存其说，为强人服大柴者进一解。惟本方当然无大黄，以余邪全非剧烈，一降则下也。末又云少阳之枢，并于阳明之阖，故用大黄以调胃，类修园语，削之”［2］154。解释柴胡加芒硝汤方时也提到：“上条两柴胡汤作一汤用，本条一柴胡汤分两汤用，同是变通柴胡汤，而有先后大小轻重之不同，况以他药妄投之乎？注家不明方旨，徒于等分上较量，末附此药剂之最轻者数句，又类修园语气，要其所以轻用之故，皆由其实状不及柴胡证之半，非故为避重也。彼欲为重用汤方者戒，雅不欲没其一见之长，姑照录之云尔”［2］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