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阴黄”理论历代发展简评

   
　　隋代医家巢元方所著之《诸病源候论》（610年）第十二卷有《黄疸诸候》篇，有黄病候、劳黄候、脑黄候、噤黄候、阴黄候、内黄候、风黄候……共十二八候，其第二十六候的“九疸候”指出了胃、心、肾、肠、膏、舌、体、肉、肝九疸，实共36种。从现有医籍来看，大家一致公认“阳气伏，阴气盛，热毒加之，故但身面色黄，头痛而不发热，名为阴黄”［1］是对“阴黄”的最早论述，但这里所述“阴黄”指发黄但不发热的表现，病因仍为热毒，与后世“阴黄”概念有别。宋《太平圣惠方》论述了急黄、阴黄、内黄、劳黄、黄汗等，并首次提出“三十六种黄”（其中包括“阴黄”概念）。《千金要方》无“阴黄”之名，但记载了“夫黄发已久，变作桃皮色，心下有坚，呕逆不下饮食，小便极赤少，四肢逆冷，脉深沉极微细迟者，不宜服此方，得下必变哕也”［2］，是阳黄日久转为虚寒阴黄的临床表现，《千金翼方》对黄疸载“论三首，方二十八首，针灸一十法”［3］，但亦未论及“阴黄”。

　　3  宋·韩祇和、窦材使阴黄理论成熟
   
　　宋·韩祇和在《伤寒微旨论》中，除论述了黄疸的“阳证”外，特设《阴黄证篇》，对黄疸的临床表现首次提出分为阴证、阳证，并进行了系统的反思，指出“伤寒病发黄者，古今皆为阳证，治之往往投大黄、栀子、柏皮、黄连、茵陈之类，亦未尝得十全”，他根据“仲景治伤寒……身目为黄，所以然者，寒湿在里不解故也……于寒湿中求之”的论述，悟出道理，补充治阴黄的七首方剂，开创了黄疸病治疗的新篇章［4］。
   
　　另一位宋代医家窦材在其《扁鹊心书》（1146年）中指出“黄疸……，此证第一要审阴阳，阳黄必身色光明，脉来洪滑，善食发渴，此皆实证，清湿热利小便可愈，若身热脉浮兼可发表；阴黄则身色晦暗，神思困倦，食少便薄，脉来无力，重用温补则小便长而黄自退，若误作阳黄治之，为变非细。”［5］此论将阳黄、阴黄从症状、脉象、治法、预后各方面进行了对比，并附5首治阴黄方剂，使阴黄理论日臻成熟。
   
　　一般都认为元·罗天益《卫生宝鉴》将黄疸分为阳黄、阴黄，并将阴黄的辨证论治系统化，《卫生宝鉴》成书于元朝（1281年），肯定比韩祇和和窦材迟，而且罗氏之论内容并未超出韩、窦太多，所以大多所论实拨高了罗氏而未重视韩、窦的工作，这是有失公允的。

　　4  明·张介宾使阴黄理论成为主流
 
　　明代医家张介宾一生著述丰厚，对黄疸的辨证分型、系统治疗有独到见解，其《景岳全书·杂证谟·黄疸》将黄疸分为四：“黄之大要有四：曰阳黄、曰阴黄、曰表邪发黄，曰胆黄也。”他所论阴黄病因是：“七情伤脏，或劳倦伤形”。他说“黄疸大法，古有五疸之辨……虽其名目如此，然总不出阴阳二证，大多阳证多实，阴证多虚，虚实弗失，得其要矣。”［6］第一次将五疸归并于阴黄阳黄理论中。他详细描述了阴黄的临床症状：“其为病也，必喜静而恶动，喜暗而畏明。凡神思困倦，言语轻微，或怔忡眩晕，畏重少食，四肢无力，或大便不实，小水如膏，及脉息无力等证，悉皆阳虚之侯。”指出阴黄治疗“不可以黄为意，专用清利”，“此与湿热发黄者，反如冰炭，使非速救元气，大补脾肾，则终无复元之理。且此证最多，若或但见色黄，不察脉证，遂云黄疸同是湿热，而治以茵陈栀子泻火利水等剂，则无有不随药而毙者。”他认为阴黄“宜调补心脾肾之虚，以培血气，血气复则黄必尽退”，首创使用“如四君子汤、五君子煎、寿脾煎、温胃饮之类，皆心脾之要药也。若六味丸、八味丸、五福饮、理阴煎，及左归、右归、六味回阳等饮，皆阴中之阳虚者所宜也”［7］。在清朝程国彭《医学心悟》（1732年）指出“其间有伤食者，名曰谷疸，伤酒者，名曰酒疸，出汗染衣名曰黄汗，皆阳黄之类也。”“其间有女劳疸，乃阴黄之类，宜用姜附汤加参，术补之。”［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