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伤寒论》、《金匮要略》
五版教材的几点商榷
王 昆 文  四川自贡怡康中医诊所  
《伤寒论》、《金匮要略》五版教材，在整理张仲景的医学观点和实践经验，继承并发扬仲景学说，以有助于课堂教学和临床辩证论治方面，无疑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有贡献的。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值得商榷之处。
1、仲景著作与《本经》的关系
谢利恒氏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说，中医学很早就分成三派，后“其传承派别可以推见者，华元化为黄帝针灸一派，张仲景为神农本草一派，秦越人为素女脉诀一派”。笔者亦曾撰文指出“仲景用药是宗法《本经》而又有所发展”（载《国医论坛》1990年第5期）。
然而，五版教材《伤寒论讲义》在“《伤寒论》的学术渊源”一节，却未明确这一点，即未指明《本经》亦为仲景学术渊源之一。因此，在教材中对于仲景方药的分析就较少结合《本经》的药性记载来阐述并挖掘其奥义，因而在有些地方其认识就必然显得不足。
如：“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此二方何以分别用半夏及半夏与茯苓为主药？如我们能联系到《本经》谓半夏“主……心下坚，下气……头眩……肠鸣”和茯苓“主胸胁逆气……惊邪恐悸，心下结痛……利小便”的功效来认识，就不难理解仲景用药之所本。
又如《金匮》桂枝芍药知母汤主治“诸肢节疼痛，身体魁赢，脚肿如脱，头眩短气，温温欲吐”，方中何以用知母，且作为方名中代表药之一？这是不是如教材所说，取其“清热养阴”？但若按邹润安在《本经疏证》中的解释，则认为“凡肿在一处，它处反消瘦者，多是邪气勾留，水火相阻之候”，而知母《本经》早就载其有“除邪气，肢体浮肿，下水”之效（而其它药物学书上皆未这样说），故仲景在此将知母与桂术同用，桂术治水之阻，知母治火之阻。即是仲景在这里非用其“养阴”，而用其“泄火”以治火之阻也。
仲景两书用药共166味，其中149味皆见载于《本经》，占其全部用药的将近百分之九十。其所创方剂充分应用和发展了《本经》关于“阴阳和合”、“四气五味”、“君臣佐使”，以及“七情”之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等药物学理论，直到今天它仍是我们用药组方的典范。
2、仲景学术与《内经》的关系
五版教材较少联系《内经》的阴阳理论来分析《伤寒杂病论》中诸方证所适应的病机，即是在分析具体病证时，没有普遍应用阴阳为万物之纲纪这一重要观点为指导。
如《金匮要略·虚劳》所述洩精一病，邹润安就认为可分为两类来认识：一为阴寒精自出也，此乃“阳不归宿”，为天雄散所主治；一为梦失精也，此属于“感阳而动”，为桂枝加龙牡汤、小建中汤所主治。这两种洩精的病机迥然不同，应加以区别。这种从《内经》所谓阴阳互根、彼此遞化的理论高度出发，对洩精病病机的高屋建瓴式的阐述，往往更能使人得其要领。
如果我们能联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谓“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致雨以风，止雨亦以风。气之与汗犹是矣”，以及“阳加于阴谓之汗”等论述来看待仲景书中的发汗与止汗诸方，认识到发汗与止汗皆是由于阳气的作用，就更能深刻地理解诸如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桂枝加附子汤、白虎汤等方之所以能止汗的原理，关键就在于“止汗者在宁其化源，濇其道路，不在防其肌腠矣”。所以仲景在其止汗诸方中，绝不用黄芪摄卫、五味收津，而是直探其源，从出汗的根源处着手。又比如越婢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二证，皆有汗出；汗出更用麻黄，这正是仲景的高见卓识。
总之，《内经》的阴阳理论、五运六气学说，天人一体观，对疾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及诊断治疗法则等，无不深刻地影响着仲景的临床实践及其论著。
3、六经的概念及六经病传变规律
在关于“六经的概念”一节，教材这样写道：“《伤寒论》以六经作为辩证论治的纲领，它是在《素问·热论》以六经分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样说，即是把《伤寒论》的基础缩小了，把它仅仅是局限在“热论篇”的基础上，这显然不当。笔者在“仲景学术与《内经》”（见《国医论坛》1992年第4期）一文中曾指出，《伤寒论》六经辩证体系的建立，与《内经》中论述六经（六气）的诸多内容是一脉相承的；《内经》中讨论六经（六气）问题的内容相当多，总计不下十余篇。《伤寒论》所谓六经，实际讲的就是六气，它正是继承和发展了《内经》的五运六气学说，对六气与人体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并验之临床加以归纳总结，而建立了六经辩证体系。因此，《伤寒论》的六经，与《素问·热论篇》中的六经，当然两者就“有所不同”了，前者所论述的范围自然要比后者宽得多。
在关于“六经病的传变规律”一节，《伤寒论讲义》上这样说：“传，是指病情循着一定的趋向发展；变，是指病情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不循着一般规律而起着性质的转变。但多传变并称。”我认为，这里用不着机械地区分何者为“传”，何者为“变”。因为“传”中即包含“变”，“变”中即寓有“传”。既然“多传变并称”，这说明二者很难截然划分，于临床也无多少指导意义。
4、关于“属辞比事法”的应用
“属辞比事法”是进行科学研究，包括对《伤寒杂病论》的研究之一重要而有效的方法。此方法是邹润安在《本经疏证》中明确地提出来并充分加以运用的（见该书自序）。这里，所谓“属“（音zhǔ），是表示“连接”之意；“辞”是指言词、词句；“比”是比较、对比；“事”是指事物、事理。其总的意思就是：在弄通原著每一个字、词、句的本来意义的基础上，把有关的词句连接（或联系）起来，对事物进行比较、分析，以寻求其“理”，即寻找其科学的内涵与实质。
然而，教材却没有十分重视应用比较、对比的方法来研究仲景著作中的药、方、证，或者说研究得不够深入。如理中汤证与附子粳米汤证，其区别绝不仅仅是如教村所说的前者“主要在于下利”而后者“主要在于呕吐”。我们还应从两方药性之动与静、治法之和与补等方面来分析。正如邹润安所阐明的，“几何其不有天渊之异耶”！又比如同一乱发，仲景在猪膏发煎和滑石白鱼散中使用，是否出于同一用意？邹氏就认为，二方“用发则一，命意自殊”。“于猪膏发煎，所以营血而利水”，使“血源浚而水自通”；“于滑石白鱼散，所以通水而和血”，使“水道利而血自止”。所以猪膏发煎的作用主要是通利血脉，而使“病从小便出”；而滑石白鱼散则重在利水道而止血。这就可以看出，前方之证病在血脉，而后方之证病在水道。
再比如在鳖甲煎丸和薯蓣丸中皆用了柴胡与桂枝，邹润安就通过比较分析后指出：前方用柴胡得君药十分之五，桂枝得君药四分之一，后方中桂枝得君药三分之一，柴胡得君药六分之一。之所以其用量有如此大之差异者，就在于“欲补虚者（按：指薯蓣丸）通营卫为长（桂枝），欲攻坚者（按：指鳖甲煎丸）转枢机为要（柴胡）”。——多么细微而深入的比较！这就把仲景用药之匠心体贴入微，推阐致尽，从而给临床医师以启迪。
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由于五版教材对张仲景著作的研究，较少或不很重视运用综合分析法，即结合《本经》探寻药物的功效，结合《内经》探寻各方证的病机，融诸经精义于一炉；同时，也没有更多地对《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此方与彼方，此证与彼证，此药与彼药，以及同一药物或同一方用在不同的病中，或同一证出现在不同的病中等诸方面加以全面深入的比较、分析，“顾就彼此契合，求其所以同；后先龃龉，求其所以异”，因而它对仲景原著中相当一些问题的阐释是缺乏一定深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