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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零二篇:伊尹《汤液》之经论考

白沙游子无闻居士曰:如能确定《辅行诀》卷中所论述的均为《伊尹汤液经》之内容,那么,伊尹《汤液》中有如下之经(典)论(述):

1、汤液经法——《汤液经法图》昭示了失传将近二千年的中医药组方用药法则;

2、病症脉法 ——开创了“辨证施治”,一病一证一脉的辨证法与一方的治疗法;

3、方药 ——肇基了方剂学与药物学,记载先秦汉代张机《伤寒杂病论》以前的大量古传中医药佚方,根据《桐君采药录》体系对中药药品进行分类与应用;

4、创立了疾病的分类方式与诊治指导思想 ——治疗“五脏虚实症”(杂病)用五行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治疗“外感天行病”(伤寒)用阴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并用八卦理论作为方剂药品味数运用的指导思想。

5、确立了随证加减化裁法 ——五脏小补汤随证加减法,五脏大补汤与五脏小补汤用药的化裁法;

6、建立了方药剂型与治法 ——以汤剂作为主打剂型,配以丸、散(膏、丹)等剂型;按病症病情分别采用内治与外治法(见救急类方);

7、宣明了汤液的熬制与服法 ——按分类疾病的方剂与药品味数用相应适量的水熬制一定数量的汤液,按药品质性明确煎熬的先后顺序,按方剂类型规定服法(日、夜)与次数;

8、传承了中医针灸 ——以针灸作为“汤液”治病的辅助疗法。

以上八项之经论,在《伤寒杂病论》中都可觅见其踪影,只不过仲景未与明言罢了,只不过吾人没有对《辅行诀》进行逐字逐句、细致地分析总结罢了。

本文着重对八项中的第8项,关于《伊尹汤液经》中有无涉及中医针灸内容的问题进行探讨。为此,笔者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中有关中医针灸的论述摘录如下:

“一、辨肝脏病证文并方:肝虚则恐,实则怒。肝病者,必两胁下痛,痛引少腹。虚则 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澹澹然如人将捕之。气逆则耳聋,颊肿。治之取厥阴、少阳血者。邪在肝,则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则胻善瘛,节时肿。取之行间以引胁下,补三里以温胃中,取耳间青脉以去其瘛。陶云:肝德在散。故经云:以辛补之,以酸泻之。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适其性而衰之也。”

“二、辨心脏病证文并方1:心虚则悲不已,实则笑不休。心病者,心胸内痛,胁下支满,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虚则胸腹胁下与腰相引而痛。取其经手少阴、太阳,及舌下血者,其变,刺郄中血者。邪在心,则病心中痛,善悲,时眩仆,视有余不足而调之。经云:诸邪在心者,皆心胞代受,故证如是。陶云:心德在耎。故经云:以咸补之,苦泻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

“三、辨脾脏病证文并方:脾实则腹满,飧泄;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脾病者,必腹满肠鸣,溏泻,食不化;虚则身重,若饥,肉痛,足痿不收,行善瘛,脚下痛。邪在脾,则肌肉痛,阳气不足,则寒中,肠鸣,腹痛。阴气不足,则善饥。皆调其三里。陶云:脾德在缓。故经云:以甘补之,辛泻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

“四、辨肺脏病证候文并方:肺虚则鼻息不利;实则喘咳,凭胸仰息。肺病者,必咳喘逆气,肩息,背痛,汗出憎风;虚则胸中痛,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咽干。邪在肺,则皮肤痛,发寒热,上气喘,汗出,咳动肩背。取之膺中外腧,背第三椎旁,以手按之快然,乃刺之,取缺盆以越之。陶云:肺德在收。故经云:以酸补之,咸泻之;肺苦气上逆,食辛以散之,开腠理以通气也。”

“五、辨肾脏病证文并方:肾气虚则厥逆,实则腹满,面色正黑,泾溲不利。肾病者,必腹大胫肿,身重,嗜寝;虚则腰中痛,大腹小腹痛,尻阴、股、膝挛,胻足皆痛。邪在肾,是骨痛,阴痹。阴痹者,按之不得。腹胀,腰痛,大便难,肩背项强痛,时眩仆。取之勇泉,昆仑,视有余血者尽取之。陶云:肾德在坚。故经云:以苦补之,甘泻之;肾苦燥,急食咸以润之,至津液生也。”

以上五段文字中的黑体字部分,是用中医针灸治疗五脏虚实证候之论述,该部分内容是否为陶隐居摘录《伊尹汤液经》之内容,抑或是陶隐居引用别家著述以论治,但从文章的整体性与语句的连贯性而言,从每段文字最后的“陶云”、“经云”的之注说而言,该部分应是陶隐居摘录《伊尹汤液经》的内容。为能确定此推测,笔者将以上内容与《黄帝内经》中和《伤寒杂病论》(《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有关论述作比较,从中寻求依据。

一)、《黄帝内经·素问》:

《素问》,在汉魏、六朝、隋唐之代各有不同传本:主要为齐梁间全元起注本,但当时其中的第六卷已亡佚,实际只有八卷;唐·王冰注本,王冰于宝应元年以全元起注本为底本注《素问》,将已亡佚的第七卷,以自称得自其师秘藏的七篇“大论”补入(宋代又增补了两章遗篇);至北宋嘉佑、治平年间,由林亿等人在王冰注本的基础上进行校勘,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而定型并刊行。

流览《素问》全篇,知其乃主要是论述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但笔者从针灸术角度去观察,则发现其所有的论述均围绕“针灸治病”这个主题,八十一篇中直接阐述针灸术的在四十篇以上。在此主旨下,其他篇章包括由王冰补入的运气七篇以及北宋年间补遗的二篇在内,均为中医针灸学之人体生理、病理、病机、疾病、诊法、治则等方面之讲述(此论著适用于中医药学的任何专门学科,故被后世医家引用为吾中华医药学之“辨证论治”原则),均为中医针灸学之“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运气学”等理论基础之论述(此理论基础被后世医家引为吾中华医药学之基础理论)。

笔者摘录《素问》中的有关段落,以证《辅行诀》及《伤寒杂病论》中有关中医针灸的相同相似的内容。

1、移精变气论:

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微针治其外,汤液治其内……。

2、汤液醪醴论:

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

3、诊要经终论:

①、故春刺散俞,及与分理,血出而止,甚者传气,间者环也。夏刺络俞,见血而止,尽气闭环,痛病必下。秋刺皮肤,循理,上下同法,神变而止。冬刺俞窍于分理,甚者直下,间者散下。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

②、春刺夏分,脉乱气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又且少气。春刺秋分,筋挛逆气,环为嗽,病不愈,令人时惊,又且哭。春刺冬分,邪气着藏,令人胀,病不愈,又且欲言语。

夏刺春分,病不愈,令人解堕,夏刺秋分,病不愈,令人心中欲无言,惕惕如人将捕之。夏刺冬分,病不愈,令人少气,时欲怒。

秋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惕然,欲有所为,起而忘之。秋刺夏分,病不已,令人益嗜卧,又且善梦。秋刺冬分,病不已,令人洒洒时寒。

冬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欲卧不能眠,眠而有见。冬刺夏分,病不愈,气上,发为诸痹。冬刺秋分,病不已,令人善渴。

4、经脉别论:

太阳*****至,厥喘虚气逆,是阴不足阳有余也,表里当俱写,取之下俞,阳明*****至,是阳气重并也,当写阳补阴,取之下俞。少阳*****至,是厥气也,蹻前卒大,取之下俞,少阳独至者,一阳之过也。太阴藏搏者,用心省真,五脉气少,胃气不平,三阴也,宜治其下俞,补阳写阴。一阳独啸,少阳厥也,阳并于上,四脉争张,气归于肾,宜治其经络,写阳补阴。一阴至,厥阴之治也,真阴(疒娟之右)心,厥气留薄,发为白汗,调食和药,治在下俞。

5、藏气法时论:

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则目(目巟)(目巟)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取其经,厥阴与少阳,气逆,则头痛耳聋不聪颊肿。取血者。

心病者,胸中痛,胁支满,胁下痛,膺背肩甲间痛,两臂内痛;虚则胸腹大,胁下与腰相引而痛,取其经,少阴太阳,舌下血者。其变病,刺郄中血者。

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瘈,脚下痛;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取其经,太阴阳明少阴血者。

肺病者,喘咳逆气,肩背痛,汗出,尻阴股膝髀(月端)(骨行)足皆痛;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嗌干,取其经,太阴足太阳之外厥阴内血者。

肾病者,腹大胫肿,喘咳身重,寝汗出,憎风;虚则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乐,取其经,少阴太阳血者。

6、血气形志篇:

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形乐志乐,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形苦志乐,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嗌,治之以百药。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是谓五形志也。

以上六篇与其后的宝命全角论、八正神明论、离合真邪论、通评虚实论与刺热篇、评热病论、疟论、刺疟篇和咳论、腹中论、刺腰痛篇、痿论、厥论、病能论、奇病论、刺要论、刺齐论、刺禁论、刺志论、针解篇、长刺节论、皮部论、经络论、气穴论、气府论、骨空论、水热穴论、调经论、缪刺论、标本病传论、示从容论、疏五过论、征四失论、阴阳类论等篇均为针灸术的学说,可以说,《素问》除运气七篇与遗篇外的七十二篇,为自成体系而论述以针治病的,笔者姑且称之为《内经》体系;而由唐·王冰据其先师张公秘本而补入的《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和《至真要大论》的运气七篇,据考证属另一部医书《阴阳大论》,篇序在《六元正纪大论》与《至真要大论》之间的《刺法论》、《本病论》二篇,则据北宋·刘温舒著《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之《素问遗篇》而补遗的,这二篇的内容实际上是运气七篇的延续与补充,故有明代·马莳之中肯评价:“按此《刺法论》《本病》二篇,皆正本所遗,其《本病论》乃所以发明此篇内有折其郁气,资其化源语。大义见《六元正纪大论》中,但彼引而不发。至此二篇,始有下手处,惟升之不前,降之不入。故成五郁。惟不退位。故不迁正。司天不得迁正,则刚失守而后三年成五疫。司地不得迁正,则柔失守而后三年成五疠。后世不知司天在泉,天之右旋。地之左旋,及夫五郁者,以其不知此二篇升降之意也。不能治疫疠者,以其不知二篇退位迁正。刚柔失守之义也”。无论是从这九篇所论述的内容,还是从其编入《素问》的时间来说,都可视为不同与《内经》之针灸学体系。故白沙游子无闻居士以为,《素问》中的这九个篇章,是属于《内经》以外论述针灸治疗的医学体系著作,笔者暂且把他列入《汤液》体系。

 

(二)、《黄帝内经·灵枢》:

《灵枢》虽有《九卷》、《九虚》、《九灵》和《针经》等传本(或卷名),但在隋唐之代均已散佚。宋·林亿、高保衡等在校正医书时因其残缺过甚而欲校不能,至南宋初期,《灵枢》和《针经》各种传本均失传。南宋·史崧将家藏的《灵枢经》改成二十四卷献出并予刊行,该传本虽与王冰所引之《灵枢》及王唯一所引之《灵枢》在内容上有所不同,却是现今行世的唯一版本。

观《灵枢》自第一篇《九针十二原》至最末的《痈疽篇》,共八十一篇,全部为著作中医针灸脏腑、经络、腧穴、针具及刺法等之言,其中不乏中医辨证法之论述,然笔者以为,此亦专为针灸治病而立,故《灵枢》无愧有《针经》之名讳。为寻找与《辅行诀》及《伤寒杂病论》中有关中医针灸的相同相似的内容,笔者摘录《灵枢》中的有关段落如下:

1、五邪篇:

邪在肺,则病皮肤痛,寒热,上气喘,汗出,欬动肩背。取之膺中外俞,背三节五脏之旁,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取之缺盆中以越之。

邪在肝,则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行善掣节,时脚肿。取之行间以引胁下,补三里以温胃中,取血脉以散恶血,取耳间青脉以去其掣。

邪在脾胃,则病肌肉痛。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寒中肠鸣腹痛。阴阳俱有余,若俱不足,则有寒有热。皆调于三里。

邪在肾,则病骨痛阴痹。阴痹者,按之而不得,腹胀腰痛,大便难,肩背颈项痛,时眩。取之涌泉、昆仑,视有血者尽取之。

邪在心则病心痛,喜悲,时眩仆,视有余不足而调之其输也。

2、热病篇:

①、热病三日,而气口静、人迎躁者,取之诸阳五十九刺,以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身热甚阴阳皆静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则泄。所谓勿刺者,有死征也。

②、所谓五十九刺者:两手外内侧各三,凡十二痏;五指间各一,凡八痏,足亦如是;头入发一寸旁三分各三,凡六痏;更入发三寸边五,凡十痏;耳前后口下者各一,项中一,凡六痏;巅上一;顖会一;发际一;廉泉一;风池二;天柱二。

《素问》主要论述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偏重人体生理、病理、疾病治疗原则原理,以及人与自然等基本理论;而《灵枢》的核心内容为脏腑经络学说,偏重于人体解剖、脏腑经络、腧穴针灸等理论论述。故使其成为中国医学发展的理论源薮,历朝历代医学家论述疾病与健康的理论依据。

从笔者摘录《黄帝内经·素问·藏气法时论》与《黄帝内经·灵枢·五邪篇》段落中的黑体字部分,可看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中有关中医针灸的论述,有可能是陶隐居引用《内经》之内容。但据廖育群先生在《歧黄医道·今本〈黄帝内经〉——〈素问〉与〈灵枢〉》中所云:“从以上这些难以说通的地方看,《素问》和《灵枢》必定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内经》十八卷’。直接言明这一点的是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隋志始有黄帝素问九卷,唐王冰为之注。冰以汉志有内经十八卷,以素问九卷、灵枢九卷,当内经十八卷,实附会也’”(海南出版社2008年5月版)。廖君又在《中国传统医药·垂世经典》中云:“今本《黄帝内经》,篇幅巨大、内容丰富,可以认定包含有《汤液经法》、《黄帝神农食禁》等多部已佚著作的内容”(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8月版)。廖先生还在《歧黄医道·针灸疗法》中云:“针灸疗法向理论医学迈进的第一步,而且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是与经脉学说结合起来。这一过程肇始于战国,完成于汉代……对于针灸疗法来说,只要确定了某一病症归属某一经脉,即可施以治疗;而当时药物疗法的理论体系则是将身体各部分的疾病或通过经脉学说,或直接归属于五脏,进而依靠五行学说将五脏与药物的五气、五味联系起来,确定相立的用药原则及组方”。吾人所知,《伊尹汤液经》、《桐君采药录》、《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四经均成书于战国至西汉之代,是吾中华医药学之经验积累与理论形成并中医学术整理时期,是“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之针药并用阶段,将日常所用之“针”“药”医术同时撰著于卷册中,应是常理中之事。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指出:“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剂和之所宜。至剂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笔者以为,在同一时期内完成的医学经典《伊尹汤液经》与《黄帝内经》,虽然所论各有偏重,但可肯定会将当时的医技疗法记载在册,因有《内经》论“针”兼述“药”之事实,故有《汤液》言“药”亦及“针”之推测。因此,《黄帝内经》之《藏气法时论》与《五邪篇》中之说,亦有可能原为《伊尹汤液经》中之论。这又是笔者之异说,但不管如何,还是留之以存疑。

(三)、《伤寒论》中有关针灸的论述:

1、伤寒例:

①、凡治温病,可刺五十九穴。又身之穴,三百六十有五,其三十九穴,灸之有害;七十九穴,刺之为灾,并中髓也。

②、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上第五:太阳病,头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

③、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

2、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

①、伤寒腹满谵语,寸口脉浮而紧,此肝乘脾也,名曰纵,刺期门。

②、伤寒发热,啬啬恶寒,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横,刺期门。

③、脉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无从出,因火而盛,病从腰以下必重而痹,名火逆也。欲自解者,必当先烦,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脉浮,故知汗出解也。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二两。

3、辨少阴病脉证并治:

①、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者,当温其上灸之。

②、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二伤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烦躁,灸厥阴,厥不还者,死。

③、伤寒脉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

 

(四)、《金匮要略》中有关针灸的论述:

1、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

①、问曰:血痹病从何得之?师曰:夫尊荣人,骨弱肌肤盛,重因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加被微风,遂得之。但以脉自微涩,在寸口、关上小紧,宜针引阳气,令脉和,紧去则愈。

②、奔豚气病脉证治第八:师曰:病有奔豚,……发汗后,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至心,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主之。

③、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诸药不能治,抵当乌头桂枝汤主之。

2、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

①、妇人伤胎,怀身腹满,不得小便,从腰以下重,如有水气状,怀身七月,大阴当养不养,此心气实,当刺泻劳宫及关元。小便微利则愈。

②、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七八日,热除脉迟,身凉和,胸胁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门,随其实而取之。

③、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七八日,热除脉迟,身凉和,胸胁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门,随其实而取之。

④、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为诸经水断绝……久则羸瘦,脉虚多寒,三十六病,千变万端,审脉阴阳,虚实紧弦,行其针药,治危得安,其虽同病,脉各异源,子当辨记,勿谓不然。

从《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有关针灸治病的论述中,吾人可看出其中部分内容是与《黄帝内经》相同的,但也有一部分是不同的,特别是在分证论治中直接注明了某穴位治某病之论说,有违于《黄帝内经》论理而无涉具体诊治针穴之主旨,这部分内容来自何处,值得探讨。但笔者以为,这已无关紧要,因为对于《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有关针灸治病的论述,足已说明了张机著作《伤寒杂病论》时,在阐述疾病的诊治中,在治疗技术与方法的取用上是针药并用的。

对于《伤寒杂病论》针灸治病说的来源,笔者分析后认为来自二个方面:来自《伊尹汤液经》或是来自《黄帝内经》。假如《伤寒杂病论》中有关针灸治疗的论述来自《伊尹汤液经》,那么从中更能看出两者的传承关系,也证实了笔者的“该部分应是陶隐居摘录《伊尹汤液经》的内容”之推测。倘若《伤寒杂病论》中有关针灸治疗的论述来自《素问》、《九卷》(《黄帝内经》),则可因此而证实张机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这二十三字,确为仲景之亲笔,从而纠正后世之由王叔和窜入之议论矣。如若张机著作《伤寒杂病论》时,同时取用过《伊尹汤液经》与《黄帝内经》中有关针灸治疗之内容,则笔者上述二点均可成立。

从以上摘录的文字与分析来看,在中医药历史上,无论是针灸或是汤液,均存在医药学术流派之分。而且,在中华医药“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之初始阶段,行医者对“针”“药”的使用是不分家的,《黄帝内经》主要论述针灸并涉及药治(汤液),而《伊尹汤液经》则主要论述药治(汤液)并兼及针灸,笔者以为,这可能是最接近于二经原貌之推测。故白沙游子无闻居士如是曰:如能找到足够的证据,任何的推测都有可能是真实的。

吾人还可从中发现,无论是《黄帝内经》或是《伊尹汤液经》中,都有“针灸”与“药治”两大内容,或主或辅,缺一不可,这就给我们确立了一个判别一名纯正中医师的标准:如不能“针”“药”并用者,不能称之为“纯正”者也。

白沙游子无闻居士认为,“农、黄”流派尊《内经》为经典,以针灸为主体,以“汤液”为辅助;“桐、伊”流派奉《汤液》为圭旨,以“汤液”(药治)为主体,以针灸为辅助。至仲景合二为一,仲景之后,“针”、“药”别立,流派分呈,中华医药从此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但也由此导致了“汤液经法”的失传。后世医家把《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奉为四大经典,而把中医药经典中之元典——《伊尹汤液经》掩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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