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福柯所言，千百年来，医学一直在寻找疾病与生命之间关系的接合，而死亡的介入，才使生命与疾病之间的空间与个人关系豁然洞开，死亡由此成为医学的知识制高点。“在死亡之中，疾病和生命都说出自己的真实”。于是人们看到，19世纪的医生比夏那里，事情可以简单到，只需解剖几具尸体，现代临床医学就建立起来了，伴随着锐利的手术刀，“在死亡的光亮照耀下，生命的黑暗被驱散了”。
同样时代，中国江南常熟县城里，胆大心小的医师余听鸿，却仍旧像他所有的前辈医师一样，苦心孤诣地解读死亡的复杂难题。作为晚清时期一位“经方家”医师，他似乎更乐于将死亡作为自己的医学主题。叙述死亡，让他得以沉浸到中国医学的古典情怀之中，从而常产生想象的冲动和知识乐趣。
余听鸿出身卑微，父母早逝，少年时代，他就随兄长从山区宜兴迁往扬子江南岸的水乡孟河镇，在镇上一家药店里当学徒。我们知道，孟河镇其时已为南方医学重镇，这里聚集了众多儒医和世医，其地位和医学覆盖面甚至超过久负盛名的苏州。在一种强烈的医学氛围中，余听鸿耳濡目染之下，开始他对医学的学习。他的颖慧与医学理解力，得到镇上一位叫费兰泉的名医关注。费先生慷慨地将余听鸿收归门下，从此，这位小学徒终于成长为孟河医派名医。
学成后，余听鸿由孟河镇迁到邻近的常熟县，在这个江南富庶的小城市，一直工作到他59岁去世。在江南名医蜂起的整个19世纪，常熟小城对余听鸿来说，既是一处考验之地，又是展开他个人医术的最佳空间，在这里，他最终获得“医仙”称号。这个称号，暗示余听鸿不仅具有“起死回生”的超凡本领，同时也表明他对生命不遗余力的拯救，从而在个人的意义上，将医学作为中国传统“仁术”的价值发扬到极致。
从19世纪80年代起，余听鸿记录的医案，大多发生在常熟。这部医案晚至1907年公开出版，书名《诊余集》。可能编辑者认为，作为疾病诊治记录，相对余氏生前其他医学理论著作，这只是身后“余绪”。不过编辑者也承认，这部医案对理解余氏一生的医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医案中我们了解到，余听鸿最大的医学功业，集中在处理那些与死亡并肩而行的所谓“死症”上。死亡作为疾病现象和结果，隐藏“死症”背后，在无法准确看清的情形下，又似乎表现出可知的身体真实。由于没有比夏的手术刀，余听鸿处身这种医学情境下，他对于死亡的探究兴趣，通常怀着幽暗的低调。
余听鸿在传统的疾病名词如“关格”、“阳脱”、“阴脱”“瘘”、“厥”下，描绘了一幅通向死亡的图画。按照他的描绘，死亡如同一处迷宫，这座迷宫布满小径，这些小径交互变化，每一条都足以让人迷失，最后蹈入死亡之区。那么怎样才能将死亡从这个迷宫里拆解出来，从而让它显露真实，这就要看余听鸿持有什么绝技了。
常熟城西门徐宾之和阁老坊范云亭，两人均死于“阳脱”。起初请余听鸿医治，已见起色，但后来的治疗过程中，他们均未能照余听鸿的药方服药，而是转换他医他药，结果死于“错误”。像所有那些优秀医师遇到的情况一样，这两个死亡的例子，除给余听鸿带来深深的遗憾外，还激发了他对死亡的医学热情。一个对死亡无动于衷的医师，显然不是好医师，好医师有责任对死亡做出他的医学说明。当然，在余听鸿的时代，这样的说明必须而且只能是由个人进行。因此，细读《诊余集》里这两则医案，我们便可知道余听鸿真正用意所在。他们并非为标榜自己医术高超，也非说明自己用药敢于冒险，“经方家”的理论与医学训练的背景，自然使余听鸿回到了《伤寒论》的身体立场和路径上，他要解说死亡的秘密。
因此，在余听鸿那里，手术刀再锐利，也属多余。死亡是那些无法看到的“阴阳”能量的丧失，是一种未能克服的淤积阻塞，也是一种难以制止的泄漏和枯竭。这些手术刀无能为力。按余听鸿对这两个案例及其他案例的解说，死亡其实仅仅是它的多种可能性。所有那些“关格”、“阳脱”、“阴脱”，那些“厥”、“瘘”之类，既可能是死亡表象，也可能是死亡本身，然而却皆非死亡的真相。在死亡的迷宫里，人们只能感觉到它藏匿在身体黑暗之处的冷笑。那么，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认定余听鸿对死亡的解说有效？或者说，当余听鸿以信案来演说死亡时，我们到底知道什么？显然一种关于死亡的现象学，再次经过余听鸿的个人观察得以重申。不过，它仍然是作为死亡的知识，而非作为由死亡提供的知识提交给医学。
于是我们看到，19世纪的中国医师，殚精竭虑之后，在死亡的迷宫里跋涉，最后他们又回到了张仲景的医学时代。我们也才明白，为什么余听鸿终其一生，都是一位“经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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