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在罗氏“湿热相火为病最多”的启发下,重视相火病变的研究,大倡“阳有余阴不足论”,谆谆告诫人们勿妄动相火,宜保护阴精,治疗则强调滋阴降火.被后人称为滋阴派的倡导者。此外,其对气、血、痰、郁等杂病,亦有深刻的研究,以善治杂病而盛极一时,名扬海内外。明代医家王纶赞之曰:“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一以贯之,斯医道之大全矣。”日本医界曾成立丹溪学社,专门研究他的学说,并奉其为“医中之圣”。足见朱丹溪其人影响之大,其说流传之广。
《内经》曾云:“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故阳道实,阴道虚。” 又云:“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朱氏以此为立论基础,指出“阳有余阴不足”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其云:“天地为万物父母,天,大也,为阳,而运于地之外;地,居天之中,为阴,天之大气举之。日,实也,亦属阳,而运于月之外;月,缺也,属阴,禀日之光以为明者也。”
说明在人的生长衰老过程中,阴精只有在青壮年时期才相对充盛,而幼稚与垂暮之年阴精皆不足,正如朱氏云:“人生十六岁以前,如日方升,如月将圆,惟阴长不足”;“人生至六十、七十以后,精血俱耗。”故阴与阳相较,则阴不足而阳有余。
故恒于动。”对人而言,亦是如此,因此,他十分重视动与静对人体的影响,强调动而中节,动静相宜,则可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否则,妄动不已,动静失,如前所述心动致使相火妄动,即可导致疾病,甚至危及生命。故其云:“人之疾病亦生于动,其动之极也,病而死矣。”同时,他还强调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往往动多静少,“动易而静难”,如上所说由于人之情欲无涯,所以相火妄动,耗伤阴精的病变时常发生。从而亦得出“阳有余而阴不足”的结论。
而静难”的矛盾,以护养、聚存阴精。
此外,饮食宜适量、宜清淡,反对贫食与厚味,主张多食谷菽菜果自然冲和之味,因其“有食人补阴之功”四。进入老年更要注意茹淡节食,少食厚味滋腻,忌服乌附金石丹剂等等。这些都对防止早衰、却病延年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研究生命科学和老年医学亦有重要的启示。
朱氏又指出相火之动与君火、五火(指五脏的功能活动)之动密切相关,其云:“盖相火藏于肝肾阴分,君火不妄动,相火惟有禀命守位而已。”,“彼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强调君火、五火之动中节而不妄动,则是相火之动正常的重要前提与保证。
而造成相火妄动的病机,除五性厥阳之火(指异常之五火)相煽外,尚与心火不宁有关,朱氏云:“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
至于引起相火妄动的原因,朱氏认为不外色欲无度、情志过极、饮食厚味等因素,如其云:“五脏各有火,五志激之,其火随起。”又云:“醉饱则火起于胃,房劳则火起于肾,大怒则火起于肝。”等等。
而相火妄动所致的具体病证,朱氏则认为{内经》病机十九条中凡属于火的病证,均为“相火之为病之出于脏腑者”,例如:少阳病之瘛疯,恶寒鼓栗,呕逆,谵妄,跗肿,善惊;太阳病之眩仆,头痛,厥气上冲胸,小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谵妄,狂癫;少阴病之瞀,暴瘖,郁冒,不知人,洒淅恶寒振栗,气上冲胸,呕逆,瞀热以酸,跗肿不能久立;厥阴病之洒淅振寒等。足见相火妄动形成的病变范围甚广、危害甚大。
其中尤注重气虚证的治疗,内外妇儿各科疾病多从气虚立论,从补气入手。 例如:水肿,朱氏谓:“此因脾虚不能制水,水渍妄行,当以参术补。脾气得实,则自能健运,自能升降,运动其枢机,则水自行,非五苓之行水也”。
伤寒,则谓:“属内伤者,十居八九。只用补中益气汤中从所见之证,出入加减”。
漏疮,指出:“须先服补药以生气血,即参.芪、术、归、芎为主.大剂服之”。
难产,认为与气虚不运有关,“当补其母之气,则儿健而易产”,予大达生散治之。
胎堕,则责之气血虚损兼内火扰动,治宜“浓煎白术汤下黄芩末”。
小儿痘疮,亦强调以气虚为主,“用人参、白术,加解毒药”.
2,血病论治
不知分气血,但见虚病,便用参芪,属气虚者固宜矣,若是血虚,岂不助气而反耗阴血耶!是谓血病治气,则血愈虚耗甚,而至于血气俱虚。故治病用药,须要分别气血明白,不可混淆。”因此,临床论治疾病其每每从血虚处着眼,善用四物汤。
例如:
中风:谓:“大率主血虚”,治宜四物汤加桃仁、红花、竹沥、姜汁。
怔仲:认为多属血虚,用“四物汤安神之类”治之。
经闭:言:“血枯经闭者,四物汤加桃仁、红花。”
不孕:指出:“瘦怯妇人不能孕育者,以子宫无血,精气不聚故也,可用四物汤养血养阴等药。”
此外,臌胀、头风、头痛、痿证、月经不凋、血证等,亦无不有以四物汤化裁获愈者。其中,尤以对出血证的治疗更具特色,即于四物汤中加清热药,因朱氏认为出血多与火动有关。如其治吐血,云:若“先呕红,后见痰嗽。多是阴虚火动,痰不下降”,宜以四物汤为主,加痰药、火药投之。
治咳血,云:若“痰盛,身热.多是血虚”.应予四物汤加减。
治呕血,云:属“火载血上,错经妄行”者,宜用四物汤加炒栀子、童便、姜汁。
治咯血,亦认为多为阴虚火动,若“咯血痰带血丝出者,用姜汁、青黛、童便、竹沥入血药中,用如四物汤加地黄膏、牛膝膏之类”。
治溺血,云:“溺血属热,用炒山栀子水煎服或用小蓟、琥珀,有血虚,四物加牛膝膏”。
朱氏认为痰证的病因可以有多种,凡情志忧郁、饮食厚味、外感无汗、滥投补剂,均可使气血失常,清化为浊,形成痰证。如其云:“或因忧郁,或因厚味,或因无汗,或因补剂,气腾血沸,清化为浊,老痰宿饮,胶固杂糅。”田而痰证的病机则多与脾虚湿滞,气郁火炎有关,脾虚则运化无权;水湿停聚生痰;气郁则火盛逆上,煎熬津液成痰,即其所云:“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七情郁而生痰动火”,“痰因火动”。
朱代认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故可导致多种病症,如:“为咳为嗽,为呕为利,为眩为晕,为嘈杂惊悸,为寒热痛肿,为痞膈,为壅塞,或胸胁间漉漉有声,或背心一片常为冰冷,或四肢麻痹不仁”。
此外,结核、肿块、神志病变等也可由痰作祟,如其云:“凡人身中有结核不痛不仁,不作脓者,皆痰注也”: “凡人身上中下有块者,多是痰也”;“痰在膈间,使人癫狂健忘。” 可见痰之为患,由于停滞的部位不同,因而临床表现不一,变化多端,故朱氏又指出:“百病多有兼痰者”。
朱氏治痰反对过用峻利药,他说:“凡治痰,用利药过多。致脾气下虚,则痰反易生多。”田而主张以健脾、理气为主,脾得健运则痰湿白化,气得顺畅则痰饮亦尔随之蠲化,如其云:“治痰者,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随气而顺矣。古方治痰饮用汗、吐、下、温之法,愚见不若以顺气为主,分导次之。”曰若气郁火盛痰动者,又当以降火为主,此即朱氏所谓“痰因火盛逆上者,以治火为先”。至于具体用药,则以二陈汤为基本方,其认为该方“一身之痰都管治,如要下行,加引下药,在上加引上药”曰。但临证时尚需根据痰的性质、部位不同,并结合人的体质情况,而灵活运用,如“湿痰用苍术、白术;热痰用青黛、黄连、黄芩;食积痰用神曲、麦芽、山楂;风痰用南星;老痰用海石、半夏、瓜蒌、香附、五倍子作丸服,……内伤挟痰,必用参、芪、白术之属,多用姜片传送,或加半夏,虚甚加竹沥”。又如“痰在胁下,非白芥子不能达;痰在皮里膜外者,非姜汁、竹沥不可达;痰在四肢,非竹沥不开;痰结核在咽喉,燥不能出,人化痰药加软坚咸药”。“痰在膈上,必用吐法,泻亦不能去;痰在肠胃间者,可下而愈”。
见解,为后世所本。
朱氏认为郁证多病在中焦脾胃,与气血郁滞不通有关,其云:“凡郁皆在中焦”,“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佛郁,诸病生焉”。而引起气血郁滞不通的原因很多,诸如情志内伤、六淫外感、饮食失节等,皆可导致气血失和,壅塞不畅,足见郁证是极为广泛的。
朱氏指出郁证有六种证型,即气郁、湿郁、痰郁、热郁、血郁、食郁。六者既可单独为病,又可相因致病,但总以气郁为关键,多由气郁而影响及其他。故
其治疗郁证亦重在调气,而以苍术、抚芎,“开提其气以升之”为主,并谓“苍术、抚芎总解诸郁,随证加入诸药”。代表方越鞠丸即是根据这一原则制成的。此外,他又另制六郁;汤亦统治诸郁。该方在使用时可针对不同病情,灵活化裁分而治之,如治气郁,宜香附、苍术、抚芎;治湿郁,宜白芷、苍术、川芎、茯苓;治痰郁,宜海浮石、香附、南星、瓜蒌;治热郁,宜山栀、青黛、香附、苍术、川芎;治血郁,宜桃仁、红花、青黛、川芎、香附;治食郁,宜苍术、香附、山楂、神曲、针砂。从上述用药中不难看出,苍术、川芎或香附,是治郁的必用之药,亦体现出朱氏治疗郁证重视顺气的特点。
如论中风,提出了“痰生热,热生风”的病机理论,治疗主张“治痰为先,次养血行血”。
论痿证,则强调阴虚内热的病理特点,临床主张滋阴降火,创虎潜丸以治之。论疝气,指出与湿热、痰饮、食积、瘀血亦有关,治疗不必固守散寒行气一法。如此等等,足资后世取法。
[结语]
朱震亨是金元时期极富创新精神并颇有学术成就的医学大家。究其学术成就不外体现在理论与临床两个方面。
在理论上,其倡“阳有余阴不足论”,旨在强调人体阴精常不足,相火易妄动,主张养生宜注重护阴精,一扫前人惯用金石丹剂温补阳气之习俗,对养生学妁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此外,其对相火的阐述,内容详备而深刻,揭示了相火常与变的两重性,足补前贤之未逮,成为后世论火之圭桌。
在临床方面,其擅长气、血,痰、郁、火等杂病的论治,独抒卓见,自创新法,不愧为杂病大家,为后世杂病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尤以对阴虚火旺证的论治更为人所称道。所创滋阴降火法,开后世养阴之先河,并促进明清时期温病学派育阴、救液、填精等法的形成。总之,他的医学理论及临床经验,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皆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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