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河图》《洛书》出世，形成“河洛之学”，对此，李觏和欧阳修等人当时就给以猛烈的批评。但李觏并不否定《河图》《洛书》（李觏《吁江集》卷四《删定易图序论》）…，而欧阳修也只是从逻辑上证明圣人取法图书作卦于理不通（欧阳修《易童子问》）Ｌ２Ｊ。而河洛之学的创立者刘牧则直称其学出于陈抟，并非妄托，并且声称《周易?系辞》里有关于图书的记载，“天地之数”讲的就是《河图》，而“参伍以变，错综其数”讲的就是《洛书》，并且说：“洛书演五行而不述四象，河图陈四象而不言五行”，四象与五行是一致的，所谓“四象亦金木
收稿日期：２０００—０９—１２作者简介：汪显超（１９６７一），男，安徽宣州人。巾山大学２０００届哲学博士．扬州大学政法学院教师。
水火之成数也”。（刘牧《易数钩隐图》卷中《论中》）Ｌ３心清代胡渭等人考出二图的部分历史渊源，指出《河图》《洛书》的名称是宋人所加，《河图》《洛书》是宋人的附会（胡渭《易图明辨》）¨Ｊ，给河洛之学以前所未有的打击。但他们对刘牧所说的五行数与《周易》四象数一致这一要害问题也没有予以有力的辨析。因而后人对他们的结论只能是半信半疑，因而今日仍有大谈河洛义理的文字出现。
细推二图的理论便会发现，此中包含有两个世人忽视的问题：一是《周易》四象数与五行成数之间隐藏着矛盾，即“六、七、八、九”四数在《周易》与五行两者含义上的不一致；一是五行成数实际存在着两种说法，先秦文献中使用的土的成数是“五”，而不是“十”，因而五行数到“九”为止，而土有成数“十”最初是见于汉代的文献中！五行成数与《周易》四象数之问的这种关系说明，河洛之学实际是《易》学与五行学说结合的产物。本文以世传《河图》为例，阐述上面的阔题＠。
一、“六、七、八、九”在《周易》与五行中的不同含义
《河图》在宋代经历了不同形式的变化，后世所传的《河图》为“十”数图（按：在刘牧的河洛之学里这种“十”数图被称作“洛书”）”Ｊ。
《河图》中的“六、七、八、九”作为四方之数，在先秦就已大量存在。前人指出：“东方八，西方九，南方七，北方六”这个数字布局早在战国初期的墨家著作中就记载着（尚秉和著《周易尚氏学?系辞》）№Ｊ。《墨子?迎敌祠》篇说：
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旃。青神长
八尺者八。弩八，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坛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旃。赤神长七尺者七，弩七，七发而止。将服必赤，其牲以狗。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坛高丸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菥。素神长九尺者九，弩九，九发而止。将服必白，其牲以羊。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坛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薪。黑神长六尺者六。弩六，六发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彘。
这是一段关于战时祭祀的文字，在这个祭坛布置中，“八、七、九、六”与“东、南、西、北”、“青、赤、白、黑”已形成规律性的统一。确立这种对应关系的依据是什么呢？是五行学说。《礼记?月令》篇对这种对应作了系统的记叙。依据古历研究专家们的结论，“《月令》文字虽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实为前朝旧典”，“《月令》产生在春秋末期”【７Ｊ，可知，五行的这种对应在先秦时期是作为自然法则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国家的施政制度也以此为据，这在《管子?五行》篇，《大戴礼记?千乘》篇中都可以看出。这种对应在《黄帝内经》中表现得犹为细密丰富（《素问?五常政大论第七十》）”Ｊ。可以看出，五行学说在先秦时代应是人们生活的一个指导思想。
宋传《河图》中的“六、七、八、九”与四方四时对应统一的方式与先秦的五行学说相一致，因而它实际上是五行数。对此，刘牧直认不讳：《河图》的本质是五行图，“六、七、八、
①刘牧所说《河倒）即世传《洛书》，所醴《洛书》即世传《河图》。
②关于＜洛书）的问题请参拙文（“参伍以变、错综其数”与（沿书）》，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２８０
九”是水火木金的成数。但他又说：“六、七、八、九”就是《周易》四象的筮数，因而四象筮数就是水火木金的成数。但《周易》的四个筮数与四象四季的对应是这样的：
四季：
四象：
筮数：春少阳七夏太阳九
七（五行数：八秋少阴八九冬太阴六六）
《易》是讲阴阳之道的，四象必须反映四时，必须与四时阴阳一致。“六、七、八、九”四个筮数作为筮法操作的结果，它是卦象产生的依据，反映阴阳是它的基本功能和任务，因而《周易》筮数与阴阳的对应法则是不容变更的，它更不允许出现数与阴阳不一致的现象。而五行数与四时的对应则不必遵守这个阴阳法则，因为五行原是不讲阴阳的，只是在后来才与阴阳结合（详参下文），所以五行可以用阴数八表示阳性的春季，用阳数九来表示阴性的秋季，因而在四季的阴阳属性与数的阴阳属性＿Ｅ存在着不一致！可见，“六、七、八、九”虽然是《周易》与五行共有的数，但二者并非一回事，二者含义上的不一致表明，《周易》与五行学说没有渊源上的一致性！刘牧所谓的“四象亦金木水火之成数”显然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妄说！“六、七、八、九”在五行学说中所代表的四季与《周易》中代表的四季显然不同，这是无法混同的内容！
二、两种五行成数说
刘牧认为，《系辞》的“天地之数”就是五行生数和成数，因而《河图》十数就是天地十数，“天地之数”就是说的《河图》。他解释“天地之数”说：
此乃五行生成之数也。天一生水，地＝生火，天三生未，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数也。如此则阳无匹，阴无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于是阴阳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矣，故谓之成数也。（刘牧《易数钩隐图》）【３Ｊ
对此，胡渭考证指出：这种说法出自东汉郑玄。刘牧所说的五行数共有十位。然而五行数在历史上实际存在两种说法！一是五行数到九为止，一是五行数有十位。但刘牧无论是在《河图》还是在《洛书》中，都认为五行数共有十位！实际上五行学说的“土有成数十”一说是西汉时才出现的内容，先秦时期所用的土的成数是“五”，所以五行数实际只有九位，到“九”为止。
《丰Ｌ记?月令》中说：春三月，甲乙（木），“其数八”；夏三月，丙丁（火），“其数七”；秋三月，庚辛（金），“其数九”；冬三月，壬癸（水），“其数六”；中央戊己土，“其数五”。这里的“土数五”是与水火木金的成数“六、七、八、九”连用，显然是指“成数五”，而不是“生数五”。再如，《黄帝内经素问》中说：
敷和之纪（按：指木之平气）…其数八。
升明之纪（按：指火之平气）…其数七。
备化之纪（按：指土之平气）…其数五。
审平之纪（按：指金之平气）…其数九。
静顺之纪（按：指水之平气）…其数六。
（《素问?五常跛大论第七十》）【８Ｊ
这里的“敷和、升明、备化、审平、静顺”是医学上五行处正常状态下的称名，即“平气”状态８１
的名称（“不及”或“太过”贝ｑ另有其名）。在这里金木水火是用成数“九、八、六、七”，土（备化之纪）是“其数五”，这个“五”也是与成数一起运用，应是指“成数五”，而不是指“生数五”。《吕氏春秋》所叙与《月令》一致，“土数五”与此是同一性质。汉代扬雄在《太玄》中说：“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二七为火，一六为水，五五为土。”（杨雄：《太玄?玄数》）憎１他把五行的生数与成数成对举出，于土是说“五五为土”，而不是“五十为土”，显然他认为土的成数应是“五”，而不是“十”，因而五行数只有九个，这与他所作每首的经辞各有“九赞”是一致的。五行数到“九”为止，这一思想一直存在，并且在后来还得到发展。清人孙之骣所辑的《尚书大传》中有一“王极说”（孙说是出自《太平御览》），此说结合“体用”学说，这样解释着五行数：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前四畴乃王极之体所以建，故配其生数。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后四畴乃王极之用所以行，故配其成数。天五生土，故配之以王极，一二三四皆由五数而成六七八九，是水火木金皆赖乎土而成，此王极所以为八畴之要枢也。（孙之碌辑《尚书大传》卷二《周书》）【ｌ圳
这个“王极说”肯定了五行数到“九”为止的思想，将九数配《洪范》九畴，而五行说最初就是出现在《洪范》篇中的。这个“王极说”援用了体用学说这一先秦还没出现的思想，认为王极有“体”有“用”。“王极之体”就是由水火木金四种五行构成。所以先天之体就用最初的五行数“水一、火二、木三、金四”相配，称为生数，而后天的“王极之用”也是通过水火木金四种五行来体现的，但后天的四行所以能发挥作用，无一不是“赖乎土而成”，因而就用四种五行的生数与“五”配合成的数“六、七、八、九”来配后天的四种五行，称为“成数”。土数“五”居中，又是其他四行存在的凭藉体，故配王极。这样，土就有了总统全体，辅助其他四行的含义，土也因此有了“王极”这一至尊至大含义的名称。这个“王极说”确实很精妙。在这个解说中，土实际上不涉及“生数”与“成数”的分别，它具有“体用结合”的二重性质，其他四行无论是“体”的存在还是“用”的发挥都不能没有土的参与。因而只有“水火木金”才涉及生数成数的分别，而土则因为有“体用结合”的性质，土数五也就有了既可作生数也可作成数的功能。当然，这个“王极说”中对“土数五”的解说大概不会是先秦五行学说中土数用“五”的本意，因为此中结合了体用思想。但先秦五行学说中土有总统全体、辅助四行的含义则是确凿的。《礼记?月令》篇中天子于戊己土日人居明堂四方宫室的大庙大室，就是王者总制四方的意思，而《管子?四时》篇中的“土德实辅四时”的思想也就是土德辅助其他四行的说明。在“一”到“九”这九个自然数中，“五”居中间，这一特殊位置显然与土的这一特殊含义联系了起来，这其中无疑又洋溢着一种古朴的信仰之风。
由上文可知，先秦文献中言及五行的成数，则用五，于“水火木金”四行只言成数而不涉及生数，是有它的特殊含义的。土是万类的载体，不生不灭，四季长盛，辅助其他四行，居中制御四方，因而数配“五”；后天各种物象都必须以土为载体，依土而生存，因而由“水
一、火二、木三、金四”发展出“水六、火七、木八、金九”来表示现象界的五行数，即五行成数。而后来的“王极说”无疑是对这一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先秦的这种五行论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五行数到“九”为止，这与“天地十数”显然是矛盾的。它表明《系辞》的“天地之数”并不是指五行生成数。刘牧之辈是不知五行源流而妄加援用，目的只是为了“曲成其说”。
刘牧所援用的“五行数有十位”的思想其实是到汉代才有，这就是关于五行数的另一种说法，土有成数“十”。《汉书?五行志》说：８２
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阴阳易位，故日“妃以五成”。然则水之大数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为火二牡，木以天三为土十牡，土以天五为水六牡，火以天七为金四牡，金以天九为木八牡。阳奇为牡，阴耦为妃。故日：“水，火之牡也。火，水之妃也。”
这是一段汉人关于春秋时期楚国灭陈事件中郑大夫裨灶的预言的解说辞，是对裨灶所说的“火，水妃也”、“妃以五成”二句话的详细解说。在这个汉人的解释中，土有成数（即“大数”）“十”。这里，“妃”是“配合”的意思。汉人认为，“五位皆以五而合”从而形成“阴阳易位”。意即天一水与五相配形成地六水。地二火与五相配得出天七火，天三木与五相配得出地八木，地四金与五相配得出天九金，天五土与五相配得出地十土。这样，每种五行都有天数（阳）和地数（阴）两种形式，一阴一阳互相配合。由于“以五而合”，天数五行得到了与之相配的地数五行，地数五行得到了与之相配的天数五行，五行出现了“阴阳易位”的形式。汉人认为这就是裨灶所说的“妃以五成”。这样就出现了所谓“大数”：水六、火七、木
八、金九、土十。同时，汉人又解释“水，火之牡；火，水之妃”说：水以天一为火二牡，木以天三为土十牡，火以天七为金四牡，等等。这里的“妃”又是一种“以克为妃”，即五行克法。在这个克法中体现着“阳为夫，阴为妻；天为夫，地为妻”的法则，这显然又是不同于前一种的配合法则，前者是同一种五行的生数与五相配，得到“大数”（即后来的“成数”）。从而形成五行各自阴阳相配的形式。后者是五行中体现生克关系的“以克为配”，虽然它也体现着阴阳配合关系，不过这种“妃”法显然不再是“妃以五成”，没有“五”的内在联系存在。显然，这是汉人解释中的一个矛盾。汉人的这种解释是否是裨灶的原意呢？不是！《左传》昭公九年载：
陈灾。郑裨灶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产问其故。对日：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夸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日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遂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
这是运用五行及占星法则所作的预测。楚灭了陈，郑大夫裨灶说，五年后陈会重新封建为国。他是依据在火星出现时陈地失天火这一特殊事件作出上述论断的。因为陈国属五行中的水，而楚则属火。水为夫，火为妻，二者有配合之义。水可克火，火不能克水。楚虽灭了陈，在火星出现时陈地失天火，这是火来配水，天道是要建陈。陈虽为楚所灭，但最后将是楚人被赶走，陈国会重新封建。在五年之后是因为“妃以五成”。而当岁星第五次到达鹑火方位（按主楚国吉），需要五十二年，楚国才能最终灭陈，因为天道已不再利于陈！裨灶所说的“妃以五成”与“岁五及鹑火”都没有涉及“阴阳”概念，只是论五行本身的生克关系。这里只体现出以五行及星相论灾异，并没结合阴阳。“妃以五成”应是指金木水火都依赖于土，因而都须与土数“五”相配才能成用，这一《尚书大传》中表述的思想，也不是杜预所臆说的“天数以五为纪”，孔颖达所附会的“天有五星，大微宫中有五帝坐，四方中央亦有五”（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昭公九年）【ｌ“。汉人的解释显然是加进了阴阳思想。也正是由于阴阳成份的加入，使五行又各分阴阳，才发展出了原先的“牡妃”关系中并不具备的汉人诠释出来的“妃以五成”说，从而带来矛盾。裨灶所说的“妃以五成”并非指“五行生数十五＝大数”这种关系，“五”是作为五行学说的一个常数运用于五行预测理论中的，因为所有的物象作用都是后天五行的作用体现，都是水火木金与土配合之后才能显出的，起作用的只能是成数而不是生数，因而必须要以“五”为配！
然而，汉人的这个解释却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土有成数“十”是阴阳思想进入五行学说８３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