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中有许多未解之谜,比如埃及的金字塔、玛雅人的编年历;神话的同一性、早期文献的相似点……等等。这些未解之谜都有一个基本的倾向,那就是它们出现的时间比专家们估计的要早,而它们表现出来的文明程度,又都远远超越了现代科学的研究结论。
而在这诸多的未解之谜中,最现实的谜案就是中国的中医,它就好像是一具活的化石,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几千年过去了,我们触摸它、研究它,忍受着它无言的嘲弄,可就是不知其所以然。直到今天,《黄帝内经》与《易经》、《山海经》号称“三玄”,依然像天书一样不可通解。
第一节 那些古代医书都去哪了?
今本《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篇,各九九八十一卷,合一百六十二卷。两书侧重点各有不同,《素问》侧重于讲理论,如阴阳五行、病因、藏象、气血精液等,而《灵枢》则侧重于讲经络、针灸。
《黄帝内经》书名首见于《汉书?艺文志》,当时班固在写《汉书》时,将图书目录类统归于《艺文志》下。医药类书目又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小类,共记录医学文献868卷,其中“医经”类七家,共216卷,名目如下:
《黄帝内经》十八卷
《外经》三十七卷;
《扁鹊内经》九卷
《外经》十二卷;
《白氏内经》三十八卷
《外经》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内经”一名本不专指《黄帝内经》,但由于其它医书均已遗失,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内经》就专指《黄帝内经》而言。
但《汉书》里没有说《黄帝内经》十八卷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到了晋朝,有一位大学者名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说:“《黄帝内经》十八卷,今天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亦有所亡失。”文中的亡失是指《素问》的第七卷。现代人都认为,皇甫谧学术造诣很高,而且他生活的年代距汉代不远,故本其所言,将《内经》定为《素问》、《灵枢》两部分。
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认为《汉书》所载卷数18与今《内经》162篇对不上号,因为汉代没有积篇为卷的说法。据此,有人推论,当时《内经》的字数很少,大约只有今本的九分之一。其次,从内容分析,《素问》侧重理论,《灵枢》侧重经络针灸,两书用语、理论取舍均有不同之处,可证这是两部不相关的独立著作。
《汉书》其它子目下的著作也都与医学有关,“经方”包括方药、本草、内、外、妇、儿各科医书,总11家274卷;房中与神仙两类,也涉及医学内容,如房中类的“养阳方”、“有子方”,神仙类的按摩术、引导术等。
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黄帝内经》与神话中的黄帝本无关联,冠以“黄帝”之名,是为了追本溯源。黄帝乃传说中的古帝王,曾有许多重大发明,使后人受益匪浅,故中华民族一直以黄帝为祖先,历代后人均以黄帝子孙为荣。古人由此将一切文物制度都归于黄帝名下,《淮南子?修务训》曾总结过这种归祖情结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素问》之名,始见于张仲景《伤寒论序》:“感往昔之沧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卷》、《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辩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在我国正史中,《素问》之名见于《北齐书?马嗣明传》:“马嗣明,河内人,少明医术,博综经方,《甲乙》、《素问》、《明堂》、《本草》,莫不咸诵,为人诊候,一年前知其生死。”在目录学上,《素问》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黄帝素问九卷。”
《灵枢》作为书名,始见于唐代王冰为《素问》所作之注:“《灵枢经》曰,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据学者们考证,最早时本无《灵枢》,仅有《九卷》,后改为《针经》,其后又改为《九灵》,到唐代时始称《灵枢》。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恰好说明一个问题,即古代民间相传的同一医书可能有许多不同版本,这样名称差异就较大,很可能内容多少也有区别。
关于《内经》的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看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1、成书于黄帝时期。因为《黄帝内经》是以设问形式写成的,主要是黄帝问臣下答,也有一些是臣下问黄帝答。所以有人直观地认为,《内经》就是黄帝写成的,因此其成书年代也与黄帝同期,如此推论,成书当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但此观点现在很少有人坚持。
2、成书于战国时代。到了宋代,一批学者认为应该成书于战国时,始创此观点的有宋代邵雍,此人乃是研究《易经》的宗师,相传曾创“梅花易数”之法。他曾经说:“《素问》、《阴府》,七国之书也。”宋代大哲学家程颢也持此观点,他说:“《素问》书,出战国末,气象可见。若是三皇五帝典坟,文章自别,其气运处,绝浅近。”
3、成书于秦、汉之际。持此观点的学者众多,窦苹《酒谱》曰:“《内经》十八卷,言天地生育,人之寿夭系焉,信三坟之书也。然考其文章,知卒成是书者,六国秦汉之际也。”《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曰:“《黄帝素问》,原本残阙,王冰采《阴阳大论》以补之。其书云出于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必周秦间人,传述旧闻,著之竹帛,故贯通三才,包括万变。”
4、成书于汉代。从元朝开始,有人就怀疑此书成于汉代,元明之际的吕复曾说:“《内经》、《素问》,世称黄帝岐伯问答之书,乃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刘向指为韩诸公子所著,程子谓出战国之末。而其大略,正如《礼记》之萃于汉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并传也。”此后,历朝各代均有人坚持汉代成书说,现代持此说者也不在少数。
综合这些观点,大约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内经》的成书时间与中医理论形成的时间是两回事;二是《黄帝内经》是一部集纳本,而绝非原著,是战国到汉代期间,许多人整理上古医书的结果,但在整理的过程中,有些医学家将自己对古医书的理解加进去,形成目前《内经》文风不统一的事实。
由于《内经》是集纳本,所以内容、编排上都有些混乱:
一是本身内容混乱,比如,《灵枢?本输篇》曰:“六府皆出足之三阳,上合于手者也。”但《经脉篇》中六府之大肠、小肠、三焦均属手经,非“出足之三阳”;《逆顺肥瘦篇》说“少阳之脉独下行”,可在《经脉篇》又说此脉为上行脉。
再比如说,《内经》中目前读不懂的地方有许多是观点不同,表现在“黄帝——雷公”对问,“黄帝——伯高”对问,“黄帝——少师”对问,“黄帝——少俞”对问,这些人在论述医理时并不相同,比如伯高与少俞都论及五味,伯高的“五味论”是按五行来安排的,而少俞的“五味论”却不按五行。
二是《素问》与《灵枢》之间有不对应的情况,例如《素问》里“虚里”、“缨脉”、“胞脉”、“溜脉”、“尻脉”、“解脉”、“大脉”、“散脉”等脉名特立独行,毫无统属,与《灵枢?经脉篇》的体系完全不同。
三是后人添加的东西与原本的内容混杂在一起,例如《灵枢?九宫八内》说,就源于汉代人对《易经》的理解,《乾凿度》中有一段关于太一游宫的记载,读起来云山雾罩:“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于十五,则彖变之数若一也。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其气之息也;阴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此理论明显是后人对《易经》的发挥,而且发挥得十分牵强。
因此,中医的研究应该做这样一项工作:彻底分清楚《内经》的组成,将后人属于理解发挥的东西单列出来,尽量恢复古抄本的原貌。
既然《内经》是集纳本,也就是说在此以前应该有大量原始的医书存在,可这些医书又在哪里呢?
第二节 谁来证明中医的起源
搞不清楚来龙去脉的东西往往让人感到奇怪,比如说鬼魂。你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真实的鬼,如果哪个人见鬼了,那肯定会有大麻烦。孙悟空大家都感到很神奇,除了他的武功绝伦、事业崇高以外,恐怕也与他的出身有关——别人都有父有母,偏偏他没有,他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
中医学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东西。成系统的中医学——《黄帝内经》大约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春秋以前找不到任何中医学来历的线索,东汉以后又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对它进行增补,在短短的200年左右的时间内,它一下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一经达到,后人就再也无法超越。这在逻辑上是无法成立的,因为一种医学想达到一定的程度,非经过漫长的时间酝酿不可,它就像是一坛好酒,时间越长越醇厚。而一种东西历史越长,留下的遗迹也就会越多。
中医没有关于起源的任何证据,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但仔细想想,好像只能如此,因为中医的历史证据难以保留。比如说中药,它只是一些天然物质,有植物也有一些矿物,让这些东西保存下来很困难,即使在古墓中挖出一些这类东西,也很难确定它一定与中医有关。因为这些东西满世界都是,只有我们确定它们是按中医理论入药的,那才是中药,才与中医的起源有关。可是这一点又有谁敢打保票呢?
一般来说,医学器具容易保留,可是中医的治疗器具十分简单,许多是与生活用品相互混杂,比如煮药的用具一般与煮饭锅没有两样,现在的药罐是很晚才发明的。所以即使我们出土的一个锅,也不能说此物就是用来煮中药的,并以此证明中医的起源。
那什么才能证明中医的起源呢?
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应该是文字,最好是这样的:有一天考古队从地下挖出串在一起的许多甲骨,研究后发现,原来这就是古老的《黄帝内经》。而且甲骨上还明确记载着:某年某月在某地,有某人如此这般发明了中医。可惜这是一个梦,在已发现的15万片甲骨当中,好像没有关于中医的确切记载(据今人统计,甲骨文中涉及医药的文字有323片415条卜辞,记载病名20多种。但这也不能证明中医的起源,因为看不到理论及思维的线索,只能说当时有医药的记载)。
其实即使甲骨文中确有记载,我们也同样不知道,原因很简单,我们水平有限。从本世纪初开始到现在共发现15万片甲骨,人们在反复比较后确认,甲骨文中不重复的单字约有5000多个。5000单字是个什么概念呢?今天的文科大学毕业生,他们所认识的汉字约有3000左右,郭沫若曾说自己认识大约4000个汉字,再多就不敢说了。
实际上,甲骨文中的单字可能会远远超出现在的统计,因为在甲骨文统计之前,许多有字甲骨被当做一味药——“龙骨”来使用,中国第一部药典《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龙骨”一药,当时是秦汉之际,距离我们今天大约2000年左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龙骨都是甲骨,假定一年只毁掉1000片甲骨,那么到甲骨文被发现为止,可能有近两百多万片被毁掉了。再假如,每一千片中有两个我们现在不知道的单字,那么就有4000左右的字彻底消失了。如果再加上现在被发现的字,整个甲骨文中的单字将接近一万。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甲骨文是一个多么成熟的文字体系,大约可以和我们今天的汉字相比。
然而,对甲骨文的研究,虽然历时百年之久,但取得的成绩却十分有限,在5000个单字中,目前无争议的可识字仅有一千多个。准确地说,被认识的字是1056个,而其中,曾被汉代《说文解字》记录的字就有1051个。也就是说,我们用了一百年,仅仅认识了5个甲骨文,平均每20年认识一个字。如果照这个速度,现有的甲骨单字,我们需要再研究8万年。
因此,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甲骨文中有中医的记载,但谁也不敢说甲骨文确实不曾有过记载,也许有很多,可惜我们不认识。看来在我们研究甲骨文没有突破之前,不太可能从文字方面找到确实的证据。
那么考古证据呢?
关于中医的考古证据,一百多年来基本没有大的进展。1972年,人们在河南新郑县出土了一枚石器,长约6.3厘米,一端为圆形,可作按压、按摩之用;一端为棱形,可割破肿胀、排放脓血之用,据说此物即为“砭石”。这可以说是中医起源的唯一考古证据了。关于砭石,史料中多有记载:
《山海经?东山经》记载:“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也。”我们本不知箴石为何物,幸而有唐代颜师古注云:“箴,所以刺病也。石谓砭石,即石箴也。”看来此箴石就如同刀一般,是一种医疗器具。
《素问?异法方宜》中也有记载:“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恰好我们在山东微山县出土东汉画像砖上,发现了半人半鸟人手持针具,好像佐证了上述记载。
但也有一些人不同意将这枚“砭石”作为中医经络存在的证据。按摩并不是中医所特有的医疗手法,在不同民族的医学文化中,按摩几乎是一种最寻常的医疗方法,只有当证明此“砭石”确实是对经络穴位进行按摩时,它才可以作为中医存在的证据。同样,如果此“砭石”仅当作割破肿胀、排放脓血之用,那也只能是件很普通的医疗器具,西医里也多有应用,并不能作为中医起源的证据。事实上,《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明确记载:“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针灸用的九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明显可以看出“砭石”与针灸用的九针不同,“砭石”的使用范围不在中医经络系统,故确不能作为中医起源证据。
文字记载无证据,考古学上也无证据,那么中医起源还有什么呢?只有远古的几条神话和传说:
《淮南子?修务训》记载:远古的时候人民常常患病,但当时还不知道如何治疗,病人只好在痛苦中挣扎,呼天号地,凄声惨惨。有一位名叫炎帝的人或神,实在于心不忍,决心解除民间病痛。他开始尝试用草药来治病,但又不知药性,只好以身试药,拿来各种草药吃下去,以此来确定药性和疗效。是药三分毒啊!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据说炎帝有一天中了七十多次毒。文中的炎帝即为神农氏,这大约是中医起源于神农氏——“神农尝百草”的最早版本,以后许多史籍中都延用了这个版本。《史记纲鉴》记载:“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
其实神农发明中医药还有一个版本——“神农鞭百草”,说神农不是用嘴尝出中药药性,而是用一条特殊的鞭子打出来的。《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神农以赭鞭鞭草木,尝百草,始有医药”。赭为红褐色,“赭鞭”大约是条红褐色的鞭子,第二个“鞭”为动词,意思为鞭打、抽打等意思。从文看,这位炎帝是先用“赭鞭”抽打草木,确定哪些有药用价值,然后再去品尝一下药性,这比盲目品尝植物要合理许多。这条“赭鞭”确实非同小可,我们以后还会提到它。
《搜神记》中还有一条更加详细的记载:“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看来神农用这条“赭鞭”打出来的不止是中草药,而且还有农作物,所以他才号为“神农氏”。据说“神农鞭百草”并非人们的想象,而是确有其事,《述异记》就记载:“太原神釜冈,有神农尝药之鼎存焉。成阳山中,有神农鞭药处,一名神农原药草山。”
神话传说中除了神农发明中医以外,实际上中医古代有名的大神都与中医的发明有关联。比如说黄帝,他是中国神位最高的一位神灵,拥有许多项发明权,比如农业、渔网、水井等,其中也包括中医学。《黄帝内经》一开篇就是黄帝问岐伯,看来他也参与了中医的发明,所以书以黄帝命名。《帝王世系》曰:“岐伯,黄帝之臣也,帝使伯尝味草木,典主医病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
伏羲实际上比黄帝更古老,由于“层累递加”的神话,反而将他排到黄帝之后,神绩好像也不如黄帝伟大。其实真正的中国祖先应该是伏羲而不是黄帝,几乎所有的早期神话都说是伏羲和女娲创造了人类,汉民族如此,西南许多少数民族的神话也是如此。伏羲不但创造了人类,而且学问也大得了不得,据说《易经》八卦就是他的发明,几千年来居然没有人能够真正读得懂。这样一位伟大的神灵,按照“医源于圣”的法则,伏羲氏也是中医的发明人之一,《帝王世系》记载说:“伏羲氏……乃尝百草而制九针。”
在神话里还有一位神人与中医的发明有些瓜葛,那就是燧人氏。“燧”是一种石头,击打时很容易迸出火星,古人也将它称为“阳燧”。《韩非子》中记载说:远古的时候人们不讲卫生,随手从树上摘几个野果,从地里拔根萝卜,或从河里抓条鱼、捞几只螺蛤都直接放到嘴里吃下去,这些东西恶臭而伤腹胃,当时的人体弱多病。有一位聪明的圣人出现了,他用击打燧石的办法发明了火。火在生活中可太有用了,有了火人们就可以吃上熟食,并通过高温消毒,减少了许多疾病的发生。人民为此高兴,将这位圣人推为首领,并给了他一个尊号——燧人氏。
以上几乎是关于中医起源的所有资料了,但这些神话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也许有加更聪明的人,反正我们从以上资料中得不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事实上现在的研究者们,虽然在论到中医起源时都引用上述资料,但他们并不真的相信。在一般人看来,神话只是原始人幼稚大脑中的虚幻印象,不能认真对待。所以结论是:美丽的神话传说固然具有永久的魅力,但“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终究只是故事而已。
如果神话不能用作起源的资料,那我们就没有任何可资进行研究的凭证了,因此到了现在,中医的源起依然像一团谜,它来得很突然,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尽管在汉代以后也有一些关于中医源起的具体记载,但它们都很晚,不能用作第一手资料,例如,魏晋时的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中记载:“夫医道所兴,其来久矣。上古神农尝百草而知百药。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这则资料虽然比以上任何资料都具体、明确,可惜的是魏晋离中医的发明期相隔太远了,这种记载基本上没有价值。
中医起源没有证据,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目前人们想到的原因有以下几条:
第一、一开始我们曾提到,由于中医自身的特殊性,导致中医起源的证据难以保留,或者说难以鉴定,大量的资料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但同时也有另一种可能,中国的考古学还不发达,考古的范围有限,甚至人们考古的重点也有误(中国的考古将大量精力放到了中原地区,这可能是个战略上的失误,我们认为,考古的重点应该在西北部地区,那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起源地),大量关于中医起源的资料还深埋于地下,只要假以时日,人们可能突然会从地下挖出一部古书,上面明确记载着中医的起源,而且随同书发现的还有大量实物证据。
这只是一个推测,也是一个愿望。我们也希望奇迹会发生,希望中国的考古界能在不远的将来,将任何形式的证据摆在人们面前。
第二、由于文献传承的原因,使中医起源的资料丢失了。首先我们断定曾经有过大量的资料,由于当时文字不发达,记录的比较有限(这不可能,中国甲骨文目前所知有五千多个不重复单字,证明它是一个相当完善的文字系统,不可能发生记载困难),而这些有限的资料又在无数天灾人祸中丢失了,所以证据消失。
文献资料确实存在传承过程中的毁灭情况。世界上的古埃及、印度、巴比伦都曾因遭受外来侵略而中断了文化,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秦始皇就曾焚书坑儒,使大量的文献资料失传。至于虫咬、水淹、腐烂……等自然原因更不用说了。然而,中国也有过保存相当完好的文献资料,比如说《易经》,它在西周时被保存于兰台,一直完好,西周时还有《尚书》、《三礼》也被保存下来(《三礼》虽然经过后人的整理,但原始文献在整理时必然存在),为什么会单单丢失了医书呢?
第三、事实上,在上述两种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医起源本来就没有任何资料。
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在春秋以前的《易经》、《尚书》、《三礼》、《左传》等重要文献里,根本就没有提到任何关于中医的资料,因此可以推断:一是这些书的原始作者们没有见到有关中医任何东西,所以没有反映到他们的书中。二是这些人曾经见到过中医的相关典籍,但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反映到他们的著作当中。我们倾向后一种可能性。
但不论是哪一种原因,“中医起源无证据”几乎是一个定论。
第三节 关于中医学起源的假说
中医没有源起的直接资料,这可苦了所有研究者,而且这是个必须回答的难题,否则中医体系就不完整,就无法理直气壮地立足未来无限广大的中草药国际市场,也无法建立自己的药物检测体系。某些人会嘲笑说:连起源都搞不清楚,没准是骗人的吧?
我们关注中医起源的研究,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对中医起源的认识,实际上涉及对中医理论的认识。人们在研究起源时,已经为日后解读中医理论画了一个圈,而被圈住的则是我们的思维,它排除了从其它角度理解中医的可能性。比如说,当我们假定中医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积累而成的,那么就必须从中医中寻找渐进的证据。可是当我们用渐进观点解释中医时,又会陷入不可自拔的怪圈:是先有经络理论还是先有针灸术?这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好!先让我们来看一看目前学术界对中医起源的几种假说。
经验医学说
这是一个典型的三段式推论,大前提是:劳动创造了历史,人类文明是几千年来生产经验的积累;小前提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有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结论必然是:中医起源于经验的逐步积累。
这个三段论大约是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产生的:世界万有之物,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宇宙起源于大爆炸,行星系起源于尘埃团,高级生命源于低级的单细胞动物……那么中医学理论在中国的出现,也必然走的是这条路,否则整个事情就不对了,而专家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意外。
在这一思维模式下,中医的起源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即使没有任何证明资料,专家们的大脑里也会自然浮现出这样一幅幅历史画面:
镜头一、在一片莽莽苍苍的密林中,一位原始人走迷了路,不知道他们的部落在何方。密林的深处有一双双幽幽的眼睛盯着他,那是一群好奇的猎食者,因为它们很少见到这种两足行走的动物,更不知道他的肉味如何,所以迟迟不肯行动。
这位原始人饿极了,看见身旁有一种叫车前草的植物,长得很可爱,于是随手扯起一把草,放到嘴里慢慢咀嚼,他觉得味道还不错,于是就多吃了一些。又走了一会儿,他觉得越来越尿急尿频,没完没了,虽然不痛苦,但真够麻烦的。他回想刚才吃下的草,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车前草在作怪。
等他走出这片密林回到部落后,在讲起这次冒险经历时,他专门提到了使人尿多的这种草,于是整个部落的人都知道了:车前草利尿、通水。
镜头二、原始部落接到报告,说北面的湖边来了一群迁徙的麋鹿,又傻又肥,极好猎取,于是大家决定去湖边筹集过冬的食物。还没走到湖边,就听得阵阵喧闹,这是鹿群和水鸟的奏鸣曲。大家兴奋极了,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果然如预料的那样,不到半天工夫,他们已经猎杀了十几头麋鹿,还有一些水鸟。眼看太阳移到了头顶,原始人生起一堆篝火,剥开一头麋鹿,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交流着狩猎心得,一边吃着香喷喷的烤鹿肉。
可能是几个月没有吃到肉的缘故,一位年轻人只感到油腻,再也吃不下了,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不吃白不吃。所以他偷偷将身边一种叫黎芦的植物放到嘴里嚼,想消除一下油腻感,再吃它几大块。可没想到,他刚嚼了一会儿,就感到胃里翻腾得越来越厉害,不久开始哇哇呕吐,而且不可收拾,吐得昏天黑地。旁边人问他何故,但他已经说不出话来,用手指了指身旁在微风中摇晃的黎芦。其他人不信,有人抓起几根黎芦放到嘴里,可没一会儿,他也哇哇呕吐,同样吐得一塌糊涂。于是大家长了个记性,这黎芦万万吃不得,它有驱吐功能。
镜头三、有天晚上,在一间茅屋里,巫师与几个人正喝着自己酿造的酒,侃着大山,巫师不胜酒量,已经喝得语无伦次。恰好在座的一位老者向巫师请教,怎样才能治好自己的便秘。巫师借着酒劲胡吹一气,最后开了一个方子,让那位老者照方吃药。
过了几天,巫师早将治病一事忘到了脑后,可偏偏路上遇到了这位老者,一见面就夸他:你真是神医呀!一服药下肚,这病就治好了,真是太感谢你啦。巫师忙问其详,老者将他开的药方一一说来。巫师一听暗叫:啊哎不好!开错了方子,那药方不是治便秘的,而是清除肺火的。奇怪,这大肠和肺不相干呀,怎么能治好病呢?虽然有疑问,但巫师还是装成很谦虚的样子说:不用谢,不用谢,为人民服务嘛。
镜头四、在一条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上,一位老者赶着一头驴,驴背上叮当作响,上面都是用绳子捆在一起的骨头片,而骨头上又刻满了弯弯曲曲的文字。驴的后面跟着一群狗,汪汪乱叫,想吃驴背上的骨头。
老人一边用手里的木棍赶着狗,一边轻声说:走开,走开,你们这群没有文化的畜生。这不是肉骨头,是医方呀,是我千辛万苦,走村串户,好不容易才采集回来的。你们看,这车前子能利尿,这黎芦能驱吐,这肺和大肠相表里,这麻黄能发汗……如果进了你们狗肚里,我就写不成书了。走开吧,求求你们啦!
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中医学就产生了,它是在整理、汇集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不知读者们是否相信,反正我不信,因为从道理上它说不通,从逻辑上也欠严密,而且有一个明显的事实不能解释。
假如我们相信中医就是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产生的“经验医学”,那么,从逻辑上讲,随着经验的进一步积累,我们可以发扬、修改、补充中医的这套理论,使之更完美、更科学,更具有可操作性。而且人类社会的一切知识都是这样来的。比如说,最早的天文学是建立在长期观测基础上的,但随着人类的不断观测,天文学的知识在不断丰富,从天圆地方发展到了宇宙大爆炸理论,地球从一块平板变成了一个球形,恒星从炽热的星球发展到了冰冷的黑洞……天文学在不断地积累,不断地丰富当中。
然而,令我们不解的是,自从《黄帝内经》形成以后,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动摇这套理论框架,历史上无数的名医,不论他有多么聪明,多么努力,当他临死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他仅仅对《内经》的某些条文多了一些心得,根本无法走出《内经》划定的圈子,更别说发展它了。当前的研究大多数借助于现代科学的手段,但我们依然处于证明《内经》经文的程度,比如,关于经络学,国家两个五年计划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结果只得到一个结论:经络是存在的,《内经》的记载是正确的。至于经络是什么,我们还是两眼一摸黑。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难道说是因为我们目前的经验积累不够?可事实不是这样的。中国目前的人口,是《内经》成书时的几百倍,人多病就多,即使10个人中有1个去看中医,那么每年中医就诊的人数也远远多于古代不知多少倍。因此,仅从就诊人数、病例上,目前一年积累的经验可能比古代10年都多。再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曾大力发展传统医学,中医学院、中医研究所、中医药企业、中医各类门诊、以及民间从医者,这数量加起来是惊人的,古代社会无论如何是无法比拟的。
难道说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不如古代人聪明吗?事实更不是这样。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每一步都是以聪明才智作为动力的,远的不说,我们明显地感觉到,现在的孩子比他们的父辈更聪明,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看看我们周围,电脑、飞机、火箭、汽车、原子弹,哪一项成果都能证明我们比古人更聪明。
难道说是我们的研究方法比古人落后?这更是不攻自破。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手段也五花八门,从大型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到人体基因的检测仪器;从漫游太空的人造卫星,到深入人体器官内部的摄影机。这些方法手段,哪一个拿到古代都会引起天下大乱。
可是,为什么这么多的经验,这么多的从业人员,这么多的研究方法,这么多的实验手段,就是无法发展中医理论呢?按理说,这些经验加起来,再造一部《黄帝内经》都足够了,可为什么我们有了经验却读不懂中医理论呢?
这无情的事实反过来证明,中医源于经验的观点是多么荒唐。
1972年,人们在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部分医书,其中记载人体经脉11条,缺手厥阴脉,有人说这证明了经络学说的发展过程,从西汉时的11条经络,发展到东汉是的12条经络,并以此来证明中医是劳动群众在实践中发明创造的。这是胡说,因为《灵柩?本输篇》中,经络也是11条,同样缺少了手厥阴脉。这恰恰证明,马王堆医书与《灵柩》有一个共同的祖本,而这个祖本可能也是一个抄录本,在抄录时少了一条经脉。
另一方面,世界上许多民族的传统医学都是经验式的,但这些医学与中医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它们统统没有理论,只有一些简单的操作方法,而且绝大多数巫医的成分很浓重。这是世界经验医学的一个共同特点。
中医不但有操作方法,而且有一套严密、精深的理论体系,中医的任何操作都置于理论的指导之下。比如,中医诊断主要依据“阴阳”理论,针灸也遵循经络理论。这一特点完全不同于上述经验医学,它倒是与现代科学很相似。
我们不禁要问: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医学,能称为经验医学吗?
可见,用“经验的积累”来解释中医起源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再往前追溯,渐进的观点可能会解释一些古代文明起源,但解释不了中医的起源。而“劳动人民……”云云,则更是一句苍白至极的政治术语。我们认为,这些现象的存在,恰恰证明中医起源有另外一种可能。
动物本能说
当我们批评一个人名实不符的时候,常常会这样来形容:远处正有一顶大帽子向我们漂过来,等到了眼前方知,原来这是个戴着帽子的人,由于人小帽大,远处就只能看见帽子,而看不见人。
大家在研究中医学时,也有这样的感受。中医理论体系相当完整、内容极其深邃,经络学、运气学、藏象学、阴阳五行学、精气神……让人感觉到面对的就是一座大山。可一接触到中药和中医治疗方法,又感觉到出奇的简单,就好像是看完大山又面对山下的一棵小树一样。这种反差真是惊人!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见哪位学者就此提出自己的解释,由此可见,关于中医起源的研究是多么疏略。
中医药有十分朴素的原始特征,这一点有目共睹,比如说,中药主要是利用自然的植物、动物、矿物,可以不经任何加工,直接作为药剂来使用,甚至五谷杂粮、蔬菜、果实都是药,《本草纲目》就分有“谷部、菜部、果部”,其他像“木部、草部”中的许多也可直接食用。这样一来,一般性的饮食与吃药很难有所区别。
例如,在进补这个问题上,枸杞子“补内伤大劳嘘吸……补精气不足,易颜色,变白,明目安神”,这一物品药用与食用同样有效。以枸杞、熟地黄、白术等合成的“四神丸”,有“治肾经虚损,眼目昏花”之效,可据《外台秘要》记载,用枸杞泡酒,同样有“补虚,去劳热”的功能。
中医药的这种原始特性,使许多人相信,原始人其实用不着多么高深的文化,仅凭本能加一些经验就可以把握中医药。在此基础上,有人又突发奇想,自然界的动物都有自救的本能,朴素原始的医学也应该来自人类相似的本能,于是有了“动物本能说”,而且堂而皇之地成了中医起源的一种解释。
的确,自然界的动植物有许多千奇百怪的本能。有的动物具有很高的预测能力,例如,在中古时代,欧洲有些人如果想知道冬天的长短,往往会用铁锹挖开土拨鼠的洞,看看土拨鼠的存粮情况,如果洞中存粮比往年多,则意味着即将到来的冬天寒冷而且漫长,如果存粮很少,则意味着一个暖冬。一些植物也有预测能力,例如,老乡们常常在春天观察梧桐树的花色,如果花色赤红,则年景必旱;如果花色浅白,则年景必涝。有些植物甚至还懂得历法,梧桐树叶平年为12,遇闰年则为13。
除了以上本能,动物还有自救的本能。中国医书记载,古代人用沾上毒药的弓箭来猎杀老虎,可老虎中毒箭后,会食用清泥来解毒;雉被鹰在空中抓伤后,会飞到地面上,到处找地黄(一味中药),并将地黄叶贴到伤口处。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以礜石毒老鼠,老鼠中毒以后像喝醉了酒,也不怕人,但它们还是会找泥汤处,喝上几口,一会儿就没事了。
现代研究表明,任何一种动物都有一些自救医疗的方法,比如,蛇是冷血动物,但当受到外伤而感染时,它会找到一处太阳光充足的地方,躺下来让阳光直射身体,为的是使体温升高2—3度。美国罗维雷斯研究所的生理学家马特?克鲁格认为:“已经有大量证据表明,支持发热是一种针对感染的防御性适应,在整个动物界已经存在了亿万年之久。”他认为,用药物控制发热,有时反而会使病情加重,甚至致命。他在实验室里搜集了一批重要的证据:当蜥蜴被感染时,会选择一个温暖的地方使体温升高一些,大约20℃左右,如果找不到一个能使体温升高20℃的温暖的地方,则蜥蜴多半会死去。小兔不能自己发热,因此一旦患病,它也会找一个暖和的地方去升高它的体温;成年兔能自行发热,一旦被退烧药阻断,也多半会死去。
然而,动物本能与中医起源有内在逻辑关系吗?我们看不出什么关系,这就好比“风马牛不相及”。如此类比是可笑的。比如说,现代科学新成立了一个学科称为“未来学”,当我们讨论其起源的时候,是否要这样说:未来学起源于动物的本能。因为上面举到的例子中,动物的预测能力并不比人类差。如果将这一类比推广开来,你会得出一个笑破肚皮的结论:人类的所有文明都起源于动物的本能。
再说,直接以植物、动物、矿物入药并非中国所独有,世界其他民族也有,例如,甘草、大黄、食盐、胆矾等,不但中国有,西方国家也有。此外,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也有自然药物,例如,蒙药323种,藏药404种……这些药物中有许多与中药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汉民族中医的自然药使用,是按照中医的基本理论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下,自然药才能称之为“中药”,否则也就无所谓中药了。药,本无中西之分,就看以什么样的原则来使用。
可见,中医的形成一直在理论的指导之下,离开了理论,中国的古代医药就不能称为中医,只能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如此研究,必然会得出中医不存在的结论。
或许有人会说:中医的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实践当中,首先积累了大量自然药物以后,然后才总结发展出了一套精深的理论。所以中国医药称为“中医”是很晚的事,大约在战国以后。而在那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中国只有巫医,只有经验医学。
这个观点恐怕是现代学者们的主流观点,它符合渐进的思维模式,也符合常规文明起源的解释。但我们认为它还是不正确的,因为有两个问题它无法解决:
第一、中国医学的历史实践,我们可以凭借甲骨文字形及一些实物考古资料来证实,但中医理论的来源却没有任何资料,战国时期是理论的成书时间、记录时间,绝不是理论发明的时间。所以我们既不能证明实践先于理论,也不能证明理论先于实践。任何的情况都可能存在,这里没有权威。
第二、先实践后理论的观点,没办法解答如下疑问:为什么中医存在简单实践与精深理论的脱节现象?就如同有人用一斤面粉,意外做出了十斤面的馒头。这里又牵连一个问题:中医理论究竟是怎么发明的?中医理论不但在深度上与实践脱节,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无法从实践中直接导出,也就是说,中医理论并非建立在实践的原型上。比如,它的藏象理论就与解剖实践彻底脱节,中医五脏并非解剖学上的五脏。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反而认为,中医理论很可能先于实践,而且简单、直接的实践可能不完全反映理论的所有成就,这源于我们对理论的理解不足。从中医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中,我们再一次看到“动物本能说”的荒唐可笑。
还有一点必须注意,世界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而且这些传统医学的实践与中医有几分相似之处,可为什么他们没有发明中医学?除印度以外,甚至我们看不到一点点与中医理论相似的痕迹。这一现象的本身就是对“动物本能说”的批判,也是对先实践后理论观点的批判。
早期的巫术与医学
人们常在电影中看到这样的镜头:一个道士手持一柄木剑,直指天空,喝令鬼神,驱逐邪魔,最后口中必定大喝一声“急急如律令”。其实这并非仅仅是道士、巫师的把戏,中国古代的医术也有此项。《素问?移精变气论》曰:“惟其移精变气,可祝而已。”后人称此科为“祝由科”,即是诅咒,“祝由”的本身既是巫术。唐代医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禁经》中为我们记载比较详细的情况:“吾为天师祭酒,为天地所使,身佩乾灵之兵千百万亿,在吾前后,罗列左右,何神敢往,何鬼敢当?正神当住,邪鬼速去!急急如律令。”
俄国作家格利格罗维奇在小说《乡村》中曾记有这样一件事:村里的铁匠德隆死去后,经常在村子里出现,吓唬村里的人。后来村长的弟弟看到铁匠在村里闹腾没个完,就刨了铁匠的坟,把他的尸体翻了个身,在背上钉上一个又长又大的白杨钉子。这也是巫术。
巫术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早期文化中都有印迹,即使到了现代,巫术也没有彻底消失,变成了一些习惯的行为。例如,中国人晚上如果做了恶梦,他会吐口水,同时伴随“呸”的发音。印度人每次打呵欠时,总要用手指向左右两边各弹一下,防止魔鬼乘机进入口中,而西方人则在打完呵欠后要祝福,防止灵魂随气喷出。这些习惯,如果追其根源,都来自巫术。
自然,在古代实施巫术的人就是巫师了,也有的国家将其称为祭祀。其实巫师在古代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有点像现在的大学教授或专家,他们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由于古代生产能力有限,社会财富不丰富,不可能养活更多的文化人,所以巫师的身份极其复杂,他们既是科学家,也是艺术家、文学家、星占家、哲学家、建筑学家……他们是综合人才,是一切文化的掌握者、传播者。古代帝王的顾问学者只有两类人,一类是史,即是史官;另一类就是巫,而且巫的地位总比史要高一些,《礼记?礼运》记载:“王前巫而后史,卜巫瞽侑,皆在左右。”
因此,中国古代的巫与医是合而为一的,《广雅》在训古医字云:“醫,巫也。”在这个意义上巫医可以合称,故《论语》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巫师创造了医学,古籍中有两条资料可以为证,《世本?作篇》记载:“巫彭作医。”意思是巫彭发明了医学,《说文》也沿用了此说:“古老,巫彭初作医。”有人将这两条资料进一步发挥,得出一个结论:中医学源于巫,巫医同源。甚至有人认为,中医实际上是巫术的副产品,巫师在长期的巫术行为中,一不留神就发明了中医学。
巫师曾经履行过医生的职责,这恐怕没有什么争议。但如果说巫师发明了中医学,恐怕很值得商榷。
首先是资料的问题,关于巫的记载有很多,从《山海经》开始,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籍中几乎都有记载,甚至到秦汉时也有记载。但一般资料只说巫与医药有关,如《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记载中只说巫“操不死之药”,而没有说到巫与医药的具体细节。如此一来,仅这条资料就可以证明许多东西,如道家长生不死之说也往往用它来证明。
其次是巫与医起源的时间。考古学发现,新石器晚期的山顶洞人墓地中,发现一些骸骨上有红色赤铁矿粉末。现代许多学者都用这条资料来证明巫师的起源,并认为这是“朱色辟邪术”的最早源头,由此将巫的起源上推到4万年以前。我们认为这样使用资料不当。中国史籍明确记载,不同部落有不同的颜色偏好,有的喜欢朱红,也有的喜欢白色、还有的喜欢黑色,即使后来有“朱红辟邪”一说,我们也不能肯定出现在山顶洞中的赤铁粉末与此巫术思想有何关联。因此我们认为,此事仅可证明人类灵魂观念的产生,原始宗教的萌芽,而不能证明巫师职业的出现。
据神话记载,在很久以前是没有巫师的,当时天与地是相连的,人与神也是相杂的,根本不需要一个中间环节来沟通。后来天地发生了分离,神与人的关系变得远了,神在天上,而人留在了地上,此时才出现了巫师。最早记载巫师职业的,大约是《山海经》,例如《大荒西经》记载:“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但是《山海经》的记载并不能证明巫师先于中医,因为同在一部书中,还记载了大量的草药,它是中国第一部药典。更重要的是,同书还记载了许多给药的途径,与目前中医的给药途径基本相同,因此,《山海经》只能证明:在巫师产生的时候,中医思想就已经存在了,它们是同时出现的,不存在谁创造谁的问题。
其实,有个现象似乎可以证明巫师与中医的发明没有任何关系,那就是甲骨文。甲骨文属于占卜之辞,而占卜是巫师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一代又一代巫师记录下这些卜辞的。然而,我们在现存甲骨文中能够认识的字形里,没有发现中医的直接证据,甚至没有发现蛛丝马迹。当然也可能证据存在于那些尚未读识的文字中,但基于目前的证据,至少可以说中医的发明与巫师无关。
巫及巫术实际上很复杂,值得研究的东西也很多。我们承认巫与医关系密切,是因为它们不但指导思想很一致,而且在对人类生命结构的看法上也很一致,甚至它们采取的方法也有互通之处,比如,《内经》中的“祝由科”很可能是在中医理论的启发下发展起来的巫术。
在所有研究起源的努力都失败以后,我们也许应该老老实实承认一个事实:中医没有起源!或者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起源。
第四节 谁发明了中医?
上面我们谈到了《黄帝内经》成书的年代,经专家们考证,成书在战国到秦汉之际,距今至少有2000—2500年。但是,《内经》的成书年代绝不等于中医出现的年代,而只能当成中医被记录下来的年代。
那么,中医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3000年前的医学
《内经》中有一段文字与《老子》完全相同:“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许多专家学者用这条资料来证明《内经》成书于《老子》之后,认为《内经》抄了《老子》的这段文字。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老子》与《内经》都来自同一个更早的祖本,根本不存在谁抄谁的问题。
如果仔细读一下《老子》,就会发现,老子的《道德经》有很浓重的摘抄痕迹,它与我们看书时随手摘抄下来的格言警句相似,每一句话都是一个结论,一个观点,根本没有中间的论述部分。而与老子同期的其它著作则没有这个现象,比如说《论语》、《管子》等。
老子其人曾经担任过周朝皇家图书馆馆长一职,虽然老子任馆长时,周朝正在走下坡路,但皇家图书馆内还是保留了比其它地方更多的古籍。当时,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都很好地保存着,这不是四本书,而是四类分,是中国人对图书的最早分类,有点像后来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法。因此,在翻阅藏书的过程中,他随手摘下一些富有哲理性的文字,最后集纳成《道德经》一书也是有可能的。同样,在他管理的藏书中,可能有《黄帝内经》更早的版本,他也将其中一些文字收录于《道德经》中。
由此可见,中医的理论体系不晚于春秋时的老子,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前后。
《列子?汤问》中有一则西周穆王的故事,记载一个机械人“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这段记载中涉及许多中医理论,《内经》都有记载:
《灵兰秘典论》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
《金匮真言论》曰:“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辩五色矣。”
《脉要精微论》曰:“腰者肾之腑,转摇不能,肾将惫矣。”
周穆王生活在西周王朝的中期,是一个可信的历史人物,上古史籍中都有关于他的记载。周穆王时期,是西周王朝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是西周王朝从鼎盛到衰败的一个转折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考证,周穆王应该生活在公元前976年-前992年。
这说明至少在西周中期,中医的理论已经形成,当时距今大约3000年,比一般专家们的考证多出800多年。
其实关于中医理论的形成时间,《内经》中本来有十分明确的记载,即中医理论形成于神话中的黄帝时期,但目前却很少有人相信这个说法。可以考察中国巫医出现的时期,恰好与黄帝同期,因此我们认为,这个观点也是可信的。
《礼记?五帝德篇》说:颛顼之后“治气以教民”。为什么颛顼之后呢?《国语?楚语》说,颛顼之前,是个非常好的时代,神与人都混杂在一起,人人祭神,家家有巫史。但颛顼时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即天地分离,史称“绝天地通”,神离开了人。正因为这件事,黄帝才将帝位传给了颛顼。从此以后,人类就进入了蒙昧期。所以“治气以教民”,应该发生在天地分离、神离开人类之后。
《黄帝内经》涉及七个人物,即黄帝、岐伯、伯高、少愈、少师、雷公、鬼臾区。根据文献提供的资料,我们在其中重点分析两个人物,一是黄帝,二是雷公。
黄帝的起源比较晚,从时序上说,它应该是周族的主要神灵,但黄帝的神迹却十分遥远。有些学者从社会学角度认为,黄帝可能是一位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因其对部落的贡献,而被奉为神灵。但不论怎么说,当“黄帝”这个名称出现时,他已经不是一位普通的人,而是神,是取得政权后周民族树立起来的崇拜对象。所以,西周时的甲骨文、铭文、《诗经》、《尚书》等都对他大加颂美,此时的黄帝无疑就是上帝,是绝对宗教崇拜中的偶像。《淮南子》记载说,当时有五方天帝,而黄帝居中统治四方,可见神格之高。
中国神话中关于黄帝的神话传说也丰富,归纳为这样几类:黄帝与创造人类、黄帝与古昆仑山、黄帝发明器物、黄帝与炎帝之争、黄帝大战蚩尤等等,具体的神话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但需要说明的是,神话中的某些具体的“神”是否真的存在,我们并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神话中的神迹,即神的事迹一般具有某种真实性。比如说,黄帝的神迹有以上这些,这些事实可以是真实的,但是否真的就是黄帝个人所为,那就说不定了,也许是其他神所为,这都没有多大关系。
雷公是神,就是风雨雷电的雷。最早的雷公神话源于《山海经?大荒东经》。据记载,当年黄帝与蚩尤发生了战争,蚩尤不知用什么法子,弄出了满天大雾,黄帝的军队不辨东西南北,结果惨败。后来黄帝让“旱魃”上阵,用“旱魃”体内发出的巨大热量才挽回了败局。
紧接着,黄帝又添了一件新武器,那是一面用“夔”皮造成的鼓。据说,这“夔”长得很难看,但它却有一张好肚皮,能发出巨大的声响。有时,它没有事就躺在大泽边,敲着自己的肚皮玩,发出嘭、嘭、嘭惊天动地的声响。黄帝为了打败蚩尤,忍痛将“夔”杀了,取了它的皮,做成一面大鼓。黄帝还觉得不过瘾,又杀了雷兽,撅其骨为鼓槌。这两件巨响的东西碰到一起,那就可想而知了。
从其它记载里可以看出,这“夔”实际上就是雷神,《山海经?大荒东经》说:“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淮南子?地形训》说:“雷泽有神,龙身人首,鼓其腹而熙。”可见敲着肚皮玩的就是雷神。到战国时,人们将传说里的神都人性化了,此时的雷神就变成了雷公,《楚辞?远游》记载:“左雨师使径侍兮,右雷公以为卫。”
而岐伯、伯高、少愈、少师四人,虽然历史上没有太多的记载,但他们都是神医,而且生活的年代也与黄帝差不多。
岐伯仅在与中医相关的文献中有记载,记载说他是黄帝时期一位最有名的神医,据说他曾经奉黄帝之命尝百草、辨药性、整理医方,最后写成《素问》一书。所以岐伯在中医里的地位几乎与黄帝齐名,后来的中医称为岐黄医道、岐黄学等,岐就是岐伯,黄就是黄帝,可见他的名字还排在黄帝之前。然而,现有的古籍中都没有记载岐伯的形象,我们至今搞不清楚他究竟是个什么样,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是个纯粹的人形,也许像《山海经》中其它神一样吧,也是人与兽的组合形。
伯高在传说中也是黄帝之臣,上古医学家。此人尤其精通脉理,《灵枢》中有许多篇都是伯高的杰作。此人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解剖学家,他曾经向黄帝系统讲述了人体各部骨骼的标准分寸,还讲解了消化器官的大小、长短及其部位。
少俞、少师也是黄帝属臣、大医学家。少俞对经络、脉象有深入的研究,而且他还是一位有名的心理学家,曾深入讨论过心理因素在诊断与治疗中的作用。而少师则对人体质方面有独到见解,他第一次将人根据阴阳的多少分为五类,即五行人(西方有四液体说),并提出不同的人在进行针灸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因此,中医理论的形成至少在西周的初期,距今4000年左右,而且还可能形成于中国的神话时期,那是在公元前2000多年以前的某个时期。
中医属于全世界
公元前800年前后,在印度出现了一部书,名字叫《奥义书》,书中大约记载了108篇文献,中国翻译出版了其中的五十篇,所以又称《五十奥义书》。书中记载了许多古代印度的哲学思想,也记载了更多其它方面的知识,其中包括医学。最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并非当时人的创造发明,它实际上是一个总结性文献,包括了公元前1300多年的《吠陀》、《梵书》、《森林书》等内容。
就在这部《五十奥义书》中,我们发现了大量与中国古代文化相似的东西,其中最不可思议的是,书中关于人体的基本看法与中医很一致,甚至表述的方式都相同。
印度的古代人认为,我们这个眼中看见的虚假世界,是由气构成的,这些气,看似千变万化,但其实都是一种根本之气的分化而已,《考史多启奥义书》说:“诸气皆臻于一也”。这与中国哲学里气的“混一”理论是何等相似?
在对人类生命的基本看法上,《五十奥义书》也与《黄帝内经》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六问奥义书》记载:“惟太阳为生命,惟太阴为原质。凡此一切有形体者,皆原质也。故原质即形体。”这与中医“阳化气,阴成形”理论何等相似;再比如,《蒙查羯奥义书》记载:“阴阳合精气,人类由神生。”这与中医“人生有形,不离阴阳”的看法又是何等的一致。
从上述哲学观点论及人类生命本身,那就更加细致了。人的本质就是气,印度人称为“生命气息”。关于生命气息的概念,《奥义书》里也很乱,歧义百出,有的说生命气息是粮食,有的说是空气,有的说是大梵,是各种神灵。但总的来说,生命气息有两种意思:
1、指肉体内的“内自我”、“神我”。有时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灵魂。由于“神我”是人的神性部分,所以也可以直接引申为大梵、“彼”、因陀罗等,例如,《考史多启奥义书》说:“生命气息者,大梵也。”梵即梵天,是印度古代最伟大的神灵。同书又引因陀罗语说:“彼曰:我为生命气息,为般若自我。汝其敬我为寿命,为永生。”因陀罗的神位也很高,它是印度的心神,专门管理人类的思维、意识等活动。
此类生命气息属于人类生命的本质,它决定着生命的存在与否。《泰迪黎邪奥义书》曰:“气是群有之性命,故气称为一切寿。”《伊莎奥义书》曰:“气息兮,永生之命;躯体兮,飞灰是竟。”
2、指人体内真气。《甘露滴奥义书》、《瑜伽顶奥义书》、《瑜伽真性奥义书》、《商枳略奥义书》等,是印度瑜伽气功的修炼经典,主要修炼的就是人体内的真气,书中详细讨论的十几种气,都是人体内的自有之气,《大林间奥义书》有一句精确的论述:“生命之气息,即诸体之真元”。
最常见的是,印度人将人体之气共分为五种:平气、上气、下气、充周气、元气。这五种气分属不同的部位,而且有不同的颜色:平气在脐处,乳白辉晶莹;上气在心头,红似末尼珠;下气在,光如甲虫赤;充周气满全身,其焰似光明;元气喉处沏,色如蛋黄白。五气的划分与中医也十分相似,中医将气也主要分为五种:阴气(下气)、阳气(上气)、卫气(平气?)、营气(充周气?)、元气(真气)等。
印度又将人按气的存在划分为三级:《大林间奥义书》曰:“此即三界:语为此(下)界,意为空界,气为彼(上)界”下界的语可以理解为肉体,空界的意可以理解为人类的意识,上界的“彼”就是气了。印度还有一种划分方法,本质上也与气有关:外自我(肉体),内自我(意识),超上自我(气、灵魂、神我)。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的是,印度《奥义书》中有关气的论述与中医《黄帝内经》有关气的论述有何关系,但它们确实存在相似性,这一点千真万确,例如,《唱赞奥义书》曰:“其至精分化为气息。”这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气归精,精食气……气伤精,精化为气……”极其相似。
奇怪的是,这部书中也记载了经络,而且人体经络有14条。据《商枳略奥义书》记载,人体共有十四条大的经脉,它们的名称分别是:
(1)伊脉(太阴脉);(2)频迦罗(太阳脉);(3)苏寿门那;
(4)萨罗斯洼底;(5)皤喽昵;(6)普沙;(7)贺悉底吉洼;
(8)耶舍斯宾昵;(9)毗湿缚陀利;(10)矩怙;(11)商庆;
(12)波耶斯宾昵;(13)阿蓝薄萨;(14)乾闼利。
当然,限于资料的关系,我们不知道这14条脉与中国经络的走向是否一致,但印度的脉学与中国的经络学很相似,这也是事实。比如,从大的方面,它将脉分为两种,《弥勒奥义书》说“一脉分为二,二者遂离析。”中国也将脉大体上分为两种,即阴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为三阴三阳。
印度每一条大的气脉又可分为若干条小分支,印度人常喜欢玩数字游戏,比如,佛教的时间算法就十分惊人,气脉的算法也是如此,所有小气脉细细加起来可以多得惊人,如《六问奥义书》曰:“心中则性灵居焉。是处有百又一脉,脉分百支,支分七万二千小支,周气流于其间。”如此算来,人身大小气脉可达上百万。所有的气脉都发于心脏,《蒙查羯奥义书》曰:“如辐共车毂,诸脉心内敛。”
据其它《奥义书》记载,人体中最重要的脉有两条,一条名叫苏寿门那脉,此脉在印度备受关注。《瑜伽顶奥义书》记载此脉说:“在诀之后,循背脊骨而上,至头顶大梵窍而止。”大约就是起于尾骨至头顶的经脉,相当于中医奇经八脉中的督脉,《奇经八脉考?督脉》说:此脉起于肾下胞中,至于少腹,……并脊里上行……入系舌本,上至风府,会足太阳、阳维,同入脑中。循脑户、强间、后颈、上巅。
另一条重要的气脉名叫喜多,《大林间奥义书》记载此脉说:“其隐蔽,则此心内之网脉,其所游行之道,则此心腔上达之一脉也。如一发析为千分,此名‘喜多’之脉者,亦复如是,皆安立于内心也。”、“则有所谓‘喜多’脉者,以七万二千脉管发于心而络于心囊者也。”看来此脉发于心脏,走于前胸,联结心包而上达于面部。此脉在印度也大受重视,《羯陀奥义书》曰:“百又一心脉(喜多脉),唯一通头顶,上升达永生,余皆生死引。”人要想达到长生不死的境地,唯一可修的就是“心脉”。中医里没有这样一条脉,大约相当于任脉,任起于中极以下,循腹里贯心,上关元,至咽喉,也是行于胸前的一条脉。
实际上,我们怀疑“喜多”脉的读音就是从中医任脉和督脉的合音而来,因为这两条脉的走向与中医任、督二脉很相似。
从以上这个旁证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结论:
第一、中医理论的出现和形成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商代,距今有3500多年。
第二、中医的起源很可能不局限于中国,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世界许多民族可能都有类似中医理论的传播,中医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属于全世界。
印度《奥义书》里的中医
贾宝玉在第一次见到林黛玉时,高兴地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他感到很意外。而我们在研究中医理论形成时,也经常有“天上掉下个中医来”的感受。如果中医理论产生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即距今3500年,那么就会有以下疑问:
1、3500年前,中国有没有发明中医理论的社会基础?
2、3500年前,当时的人们从思维进化的水平上有没有这个能力?
3、为什么印度的古代文明中会有与中医相同的思想?
3500年以前,中国正处于商朝,当时的中国刚刚从陶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生产力落后就不用说了。当时的文化也很落后,目前还没有当时确切的社会文明记载。但中医的理论水平却高于当时的文化总体水平,比如中医的五运六气学说,就高于当时的天文学。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每天都在想如何填饱肚子,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研究经络这样的问题。因此,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看,当时不太可能发明中医理论。
中医理论相当高深,至今我们都很难理解,那么当时的人是不是比我们更加聪明呢?
文字是文明的标志,是划分人类文明史的唯一标准。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文明的曙光降临中华大地,中华民族成为世界最早使用文字的民族之一。
那么,什么是甲骨文呢?学者们说甲骨文是象形文字,简单说甲骨文上的文字就是图画,比如说表示眼睛,就画一只大大的眼睛;表示人,就会画一个人形;表示小麦,就会画连根拔起的麦苗;表示车就会画上两个车轮,象征马车;表示看,就画一只立起来的眼睛;表示饿,就画一个人靠近了食器……等等。大家如果有时间、有兴趣,学学甲骨文的辨认,挺好玩的。
为什么要使用象形文字呢?
如果我们给一个2岁的孩子一支笔、一张纸,他会用笔在纸上写些什么呢?一般说,他会在纸上画出许多只有他才明白的线条,这些线条偶尔也会组成一幅图画。因为2岁的孩子大脑不能接受抽象的东西,只能接受近于图画的东西。所以老师教刚入学的孩子时,总是用象形的比喻,比如说,他要孩子记住拼音“h”时,总会把这个符号形容成一把椅子。
所以文字反映人们的思维水平。在距今3000多年以前,不但中国人的思维不发达,国外同期的历史文明水平也不发达,人类都使用的是象形文字。比如说埃及、苏美尔、印度,都需要用图画的形式帮助人们思考。在人类的早期,我们还没有发现一种成系统的符号文字体系。目前公认的最早的文字是印度马享佐达摩遗址中的双头蛇印章上的文字,它也是某种无法解读的象形文字。
大家知道,世界文字除中国以外,随着人们的思维水平不断提高,经历了一个从象形到符号的过程,现在的大多数文字都发展成了符号或者拼音,比如英文就由26个基本符号组成拼音文字,日语中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也是符号类的拼音文字。象形甲骨文的使用,就反映当时人们的思维水平。他们的思维偏重于直观、象形,不可能接受过分抽象的符号。
而中医学从整体上看,它既不直观,也不象形。例如,中医并不是以解剖原型为基础的医学,它的腑脏、经络、气血都与解剖学对不上号,这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有人就将中医的这一特点概括为“思维医学”,强调了高度抽象思维在中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我们让没有抽象思维能力的祖先,去发明一套完全脱离解剖原型的医学理论系统,是不是有点难为人呢?这就如同我们非要让孔子去发明相对论一样,这种作法是否有些霸道?我们是在研究历史还是在重新创造历史?
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那样,在公元前800多年的古印度《奥义书》中,存在大量与中医相似的理论成分记载,这一现象使中医理论的形成问题更加复杂化,我们要从一个更大宽广的范围来理解中医的起源。
综合以上几方面的理由,我们认为,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中国人不可能发明如此高深的医学,当时的中国人既没有发明中医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发明中医的思维基础。
那么,是否可能印度人首先发明了中医,而传入中国的呢?回答是否定的。当时的印度同中国一样没有发明中医的基础,而且从记载中看,《奥义书》中的中医理论,十分破碎,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还处于一个雏形阶段,它远不如《列子?汤问》中反映的程度,还没有达到可以实际操作的程度。另一方面,《奥义书》中的医学理论与中医只是相似,并非完全一至,这从印度后来的医疗实践可以证明。
那么,是否中国人发明了中医,而后又传到了印度呢?这种可能也不大。首先中国当时不可能发明中医;其次,中国与印度的古代文化交流并不充分,中间隔着青藏高原。历史上,大规模的中印文化交流出现在公元元年前后,不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000多年以前;第三,《奥义书》的成书时间要早于《黄帝内经》的成书时间。
既然中国人和印度人都没有发明中医学,那么中医究竟是谁发明的呢?
第五节 《易经》对我们的启示
中医起源问题正像我们以上看到的,不论走哪一条路,都是死路一条。至少目前在学术上,还没有任何一家的起源观点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起源研究的这种尴尬现状在警示着我们:传统起源研究的思路、方法不可取,我们没有必要再为它耗费几百年的时间。中医起源问题必须另辟蹊径,其中并不排斥大胆的假设和天才的猜测。
好!首先来看一看我们究竟面临哪些问题:
1、在历史上,完整中医的出现具有突然性,目前可考的证据就是《黄帝内经》成书前后的一些资料,春秋以前基本找不到任何明确的证据,包括文献、考古、绘画等。如果说中草药及中医治疗方法,可以在合理想象的情况下再现,那么中医理论无论如何不可想象。这是一个不能否定的客观事实,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事实呢?
2、在中医体系中存在一个不可理解的谜团,即中草药及治疗方法与理论严重脱节。一方面,中草药及中医治疗方法具有原始朴素的特征,让人怀疑它们是经验的累加;另一方面则是无比精深的理论,2000年过去了,没有人能走出它划定的圈子。最直接的证据是,中医有医理学、病理学、治疗学、养生学,就是没有药理学,所有的医书都没有成系统的药理。而2000多年的发展我们也并没有重建药理学,直到今天依然是空白。
3、我们无法解释中医与解剖学的脱节现象。中国古代有十分发达的解剖学,而中医学整套理论却恰恰不是建立在解剖原型基础之上的,中医五脏虽然名称相同,但与实体解剖的五脏并非一回事。此外,藏象、经络、气血精液等,也统统不能在解剖学上得到证实。
4、关于《黄帝内经》的版本及成书形式问题。《内经》是个集纳本,本身并非原版,按道理,应该有许多版本同时存在,但除战国以外,我们在目录中看不到更早的医书,《周礼》等也未记录版本。那么《黄帝内经》的底本或祖本究竟在哪里?此外,《内经》是以问答形式写成的,目前多解释成一种习惯,那么如果《内经》的祖本就是问答的形式,又该怎么理解呢?
以上这些问题,看似互不统属,其实都与中医的起源有关联。一个合理的起源研究,它必须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回答得越全面、越系统、越合理,本身就是起源的某种证据。否则单纯地说起源于经验总结或起源于巫医,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我们的研究从哪里入手呢?在没有其它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黄帝内经》本身入手。其中有一个事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那就是关于《易经》的起源及文字特征问题。
《易经》不仅是占卜之书
现代人一般认为《易经》是部卜书,是古代巫师占卜的总结。其理由就是《易经》爻辞中有大量卜辞的特征。例如,《易经》满书都是吉、贞吉、中吉、终吉、元吉、凶、贞凶、终凶、咎、无咎、利、不利等等占卜性语言,这些词语都包含在它的爻辞中,例如:
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坤卦六五:黄裳元吉。
屯卦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需卦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讼卦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师卦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
《易经》里这些爻辞与甲骨卜辞很相似,例如:
庚辰卜,贞多鬼梦,不至钻。(《类篡》7448)
贞:亚多鬼梦亡疾四月。(《类篡》7450)
辛酉卜,旅贞,王其田干麦,往来无灾,在十月。(《珠》404)
已未卜,亘贞,逐豕获。(《前》3333)
庚辰卜,争贞,呼王族人。(《文》589)
……
从爻辞与甲骨卜辞的对比中,学者们发现,《易经》在语句上与甲骨卜辞相同,都是判断句,在用词上也与甲骨卜辞相似,故而认定《易经》源于卜辞,它是甲骨卜辞的总结与抽象,甚至是理论化的卜辞。正是从这一点,《易经》对后世的命学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其实如果仔细推敲,学者们的以上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1950年,在河南安阳四盘磨探坑中发现大骨三块,内有一块卜骨,横刻三行小字,而且类似的符号也发现于一些陶片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不知道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有的人将它看成是中国比甲骨文还要早的一种陶文。后来经过研究证实,这是三组八卦的标志,但它是数字的,类似后来的阴阳爻。
再比如说,北宋时期在湖北孝感地区出土了一件铜器,叫作中方鼎,铭文一共8行55字,在结尾处有两组数字符号“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李学勤先生作过专门研究,依《左传》、《国语》的占卜实例,最后判定,这两组数字实际就是《易经》当中的两个复卦,即《剥》和《比》。
以上发现证明,最早记载数字《易经》大约出现在新石器前期,距今6000年左右。也就是说,《易经》与早期文字的出现在同一时代。这样一来,《易经》爻辞有卜辞的特点,毫不奇怪,根本不能作为《易经》是卜书的证据。
为什么呢?单就甲骨卜辞来看,中国文字发明的初期几乎都是这些文字,可以说中国的文字就是为了记录卜辞而发明的,现存的5000多个不重复单字,哪一个都与卜辞有关。而且甲骨卜辞有一定的文字表达格式,包括语法、习惯用词、文风等,这是那时的流行文体,约定俗成。因此,当时不论写什么,即使写一封情书,它的语言、文法也必然会是卜辞式的:“爱你发狂,夜半田头。至,黄裳元吉。不至,贞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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