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监狱里的犯人医生
新犯人就要分配、补充到各个中队去了。张仁济突然被传唤去接受干部训话。
张仁济被分配到监狱医院当狱医，给犯人们治病。干部对他说，共产党是讲革命人道主义的，对罪犯们的健康卫生也极为关心。有了病，该开病假的，按有关规定，狱医可以开假条；该住院治疗的，要及时收治。即使是死刑犯，拿枪子穿了他的脑袋可以，但不能听其病死。既叫你当医生，你就要大胆负责。治好犯人的病，也算你作了贡献。你能保证犯人卫生健康，也体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温暖。
行了，全够了！多少年来，张仁济在大墙之外的广阔天地里，还没有荣膺过如此赏识和重用，他又能传送党和人民政府的温暖了！
这里不是监狱，而是他所期望的世界。
医院规模、设备，令张仁济相当满意。这是扩建前的漳村煤矿职工医院无法相比的。他在秦皇岛办了不到一年的“仁济医院”，在这所监狱医院面前，更显得是小孩玩的把戏了。
仿佛这就是张仁济自己的医院。几十年来的寻找、奋斗，他终于又有了用武之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一切机遇都和顽强奋争的人有缘。张仁济又抓住利用了一次别人也许感到痛苦的机遇。
这位狱医的第一个病人很可怕。重刑犯，不想活了，扬言要多抓几个垫背的人。躲在一间屋里，顶住门，手持木棍，谁进去就打。工作人员去管他，也挨打了。一棍一个，头破血流，连伤五人。来了两个想立功的犯人，用大木头撞开了门，冒死冲进屋里，又用木头把重刑犯顶在墙上，打个半死，才算抓住。干部向张仁济下令：“救活他！”还救干什么？马上要枪毙的。干部说：“那也得先救活！”张仁济给重刑犯治伤，清理伤口，说：“你本来就罪重，老老实实改造，对你会有好处。现在，你跪下求饶也没用了。”重刑犯伤未好，就被架出去枪毙了。真正的违法犯罪者，罪有应得！
张仁济有两手！很多人都这样说。
作为狱医，他这里是“情报站”，是“窃听器”，是“交谊中心”，也可以作管教干部们的“好耳目”。
不言自明的原因，张仁济走红了。哪个犯人不想巴结监狱里的医生？他已经不是“阶下囚”，简直是人上人了。人需要别人尊重，真是饥不择食。受到罪人们的尊重，不也能满足自尊心的需求吗？受人尊重，就多了活的勇气。张仁济的自满自足，也是“史无前例”的。
有一位解放军的团政治委员，妻子生了一对双胞胎，两个胖小子，可喜了！不料产妇拉稀，厌食，奶水很快就断了。病得没办法，政委只好说：“到里面叫那个张仁济来看看。”现行反革命罪犯张仁济被请进政委高堂，又没有叫他蹲下，相反，请他坐了靠背椅。政委先和他聊天儿，然后才提到给老婆治病的事儿。
“政委，我可没有把握。”张仁济受宠若惊。
政委说：“你大胆治疗。都说你有两手，快让我也看看。”
“我怕治不好。”
“不用顾虑了。叫你来给我爱人治疗，哪有治不好的？”
切脉，看舌苔，问诊……处方。一切都顺利而迅速。不必多话，开了处方就走。他得到了一包香烟的奖励。这似乎是他行医以来第一次获得的物质奖励。他从来不抽烟。这一包，他慢慢地抽了。烟不入肺，也不从鼻孔路呼出，只在嘴里回旋一阵，又大口地吐出来。
政委老婆的病很快就好了。
又有一位市公安处的处长，患了神经性肌肉萎缩症，不能走路了。住院，按摩，理疗，吃中药，都没有使他再在公安战线上纵横驰骋。下级向他介绍：“监狱医院里有个张仁济，听说他是北京名医施今墨的徒弟，自吹能治癌症，把张仁济叫来，考验他怎么样？”可靠吗？不会下毒吧？当然他不敢。张仁济被传唤去接受考验了。处长吃他几副中药就初见成效。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腿肌肉萎缩的处长，能骑自行车了。
“处长，你说我算犯罪吗？”给那位处长复诊时，张仁济果然大胆地试探了。
处长说：“你好好看病，不要问这些。”
“我向你反映一些情况，行不行？”
“我不管这些事。你学过西医也学过中医？”
“是的。”
“施今墨是名医吗？”
“是的。他给孙中山看过病。解放后，到中南海给周恩来也看过病。”
“你是施今墨的徒弟？”
“我正式拜师了，学了几年。”
“过去，你一直行医？”
“是。大学毕业后，三十多年了，一直行医。”
“好吧，你好好干。”
“处长，我好好干，给你治好了病，你……”
“你怎么？监狱里对你如何？”
“还可以。能让我继续当医生就行。”
“那……处长，要是治不好你的腿，你会加我的刑吧？”
“你这个张仁济，老家伙！你是不是想，不给你好处，你就不给我好好治病？”
两个人都会意地笑了。
那位处长又骑着自行车四处奔波。
张仁济又觉得自己是一位不可缺少的人物了。不光监狱里的罪犯少不了他，外面的人们也需要他。这不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幸福境界吗？他为了不让人说他拍马屁，不仅好好给干部看病，也好好伺候犯人们。中医西医都得拿出来。犯人中，患盲肠炎的很多。做个割阑尾的小手术，成了他的家常小菜。他又深入钻研，有的阑尾炎不用开刀，服中药就好了。没想到在这里边不断地露一手，出够了风头。
在这个正方形的天地里，张仁济有足够的权利，有比别人多得多的自由和尊严。他也因此随遇而安了。作为医生，他别无所求了。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
“唉！我已经63岁了！”
张仁济刚刚迈出监狱大铁门，发出一声感叹，却象骨头一样梗在喉咙里。
这是1978年9月7日。整整7年，半天也不少。这叫“服刑期满，按时释放。”
第六章 平反昭雪
张仁济到底活着回到了他的原工作单位。他虽然有平反的迫切要求，却信心不足。因为不少得势一时、猖狂一时的人物，还坐在权力的交椅上，有的也成了“革命知识分子”，有的在给别人“落实政策”。而且，他们节外生枝，提出了一些“反革命罪行”以外的“严重问题”，垒起了不予平反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张仁济的不断要求下，这年年底，单位党委又形成了一纸决定，交由张仁济本人签字同意。摘抄如下：
中共河北机电学校委员会
关于对张仁济问题的复查报告
（78）校党字第45号
（履历略）
张在我校工作期间，因于1970年9月28日污用毛主席著作等罪名报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邯郸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逮捕法办，于1971年9月19日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刑期自1971年9月7日算起，现已刑满释放。在服刑期间和刑满释放后，本人多次提出申诉，要求组织重新审查他的问题。为了落实当的政策，中共邯郸市委复查案件办公室受理了这一案件，退交我校进行复查，现将复查情况报告如下：
……经我们复查结果，张仁济污用的毛主席著作，从书主页上批注的字体及学习情况和张仁济写的字体及学习情况相对照，不是张仁济自己的书。这本书，是1952年北京出版的、竖排版的、平装大本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是一本缺页不全不完整的书。是张从当时宿舍隔壁一间原电工小仓库里捡到的。当时学校的情况非常乱，乱揪，乱斗，乱抄家，抄了东西任意毁坏、随便乱扔的现象严重。张捡此书的目的是备做点炉子时引火用。捡回家后，放在床铺下盛劈柴的木箱里。证明张仁济污用毛主席著作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另从当时学校的实际情况和张的处境看，当时学校正清理阶级队伍，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出现了严重的逼供信，被逼自杀、被打致残等问题不断发生，搞得全校人人自危、惊恐不安。张是个历史上有些政治问题的人，是当时被审查对象之一，虽已解脱，但还管制劳动，定期向专案组汇报。在这种情况下，想躲事还躲不过来，哪有自找苦吃的？
……
综合上述情况，关于污用毛主席著作的问题，不管其主观思想如何，已成事实。当时对其进行审查是应该的。但念其是无意识的，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的，问题发生后，认罪态度较好……认为张仁济原定处分属错案。经党委研究决定，予以纠正，恢复名誉，恢复工作，恢复工资，少发的工资予以补发。同时，指出张仁济用毛主席著作做引火用也是错误的，应引以为戒……
此报告于1978年12月31日签发。按有关政策规定，于新年的1月2日交由张仁济本人过目。张仁济仔细研读，觉得报告里有尾巴、有钉子。例如在前面一段履历介绍中，称他“1947年投靠蒋帮军队充任上尉军医，1948年6月被我军俘虏集训因表现不好不能争取被释放于北京”。说“投靠”不妥。被俘虏后，集训中并非表现不好。愿回家的回家并发给路费，这也是解放军的俘虏政策，正是共产党的英明之处。难道，解放军释放俘虏也错了吗？不过他也不计较了。因为他也深刻自省用毛主席著作点火确实有严重错误，对不起毛主席老人家。他只要“予以纠正，恢复名誉，恢复工作”那几个字就行了。只要后面党委那个红印就满意了。他平静地签了同意二字，签了名，并用大拇指按了一个手印。他相信这个手印堵住了绝路，打开了一条新的生路。
父女俩一直继续等待着法律的正义裁定。
人民法院毕竟是公道的。法院终于给张仁济彻底平反了，要比他所在单位的“复查”干脆。请看：
河北省邯郸市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79）法刑裁字第27号
张仁济，又名张秀岩，男，系河北省乐亭县大相庄公社张潘各庄村人。原在河北机电学校当医生，1971年9月7日因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同年9月19日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本人以事实不符为由提出申诉。
现经复核查明：
原判认定，张仁济富农出身，伪军官成分。经查证实，张的个人成分为自由职业者，其家庭成分在土地改革时定为上中农。故予以纠正。
原判认定张仁济肆意污辱我党问题。经查证实，张仁济在点炉子烧水做饭时，用了一本已损坏的毛主席著作做引火材料和当手纸用，属于误用。原定污辱我党罪不妥，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原定张仁济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判刑，实属错案，故撤消原邯郸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1971年9月19日刑事判决书，宣告张仁济无罪。特此裁定。
邯郸市人民法院（印）
1979年2月23日
裁定书末尾照例说明：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限期内向指定法院上诉，云云。张仁济对此裁定已满意了，他不必上诉。他只希望能尽快工作，工作，继续研究他的中医免疫疗法。
第七章 小胡同深处
被监视封闭了整整七年，又只是埋头钻研治癌技术的张仁济老先生，象孩子一般天真幼稚。他保留着法院彻底平反的裁定书，抱着在监狱里凭记忆和小量资料整理的300多个经验方剂和祖传秘方——其中有治疗食管癌、乳癌、喉癌等方剂十多个。适逢雪后初晴，太平盛世，他觉得国家可以长治久安，人们都相安无事。他本人则可以重操旧业，可以大器晚成，堂堂正正地在治癌方面有所建树，有所创造。
他在北芦草园胡同的家里，开了一家“中医张仁济诊所”。
在珠市口东大街一带，打听不知名的北芦草园胡同的人与日俱增。小胡同附近的小饭馆、旅店，生意越来越兴隆。各式各样的小汽车，也都小心翼翼地向北芦草园胡同爬来，涌起一股求生的浪潮。
在这许多求生的人中，有一位W先生。
W先生不希望公布他的姓名。他是香港某电器有限公司总裁，在美国设有他的分公司。由于业务关系，他和广东省某部门的一位负责人成了好朋友。不幸，他那位朋友患了食道癌。
1986年11月的一天，W先生的夫人在翻阅报纸时，无意中看到了香港《华侨日报》上有关张仁济治癌的报道。她一口气看完，兴奋地对丈夫说：
“有救了！我们的朋友有救了！”
W先生看完那篇通讯，立即派人到北京，和张仁济取得了联系。张仁济应邀于11月22日飞抵广州。治疗食道癌，可以说他有拿手处方。不论到哪里出诊，他都满怀信心。
这是张仁济第一次远行出诊。
他一下飞机，小卧车就把他接到病人所在的一家大医院。医院正准备给病人做手术。
张仁济说：“你们给我几天时间，等病人吃了我的几剂中药以后再看看，行不行？”
手术推迟几天，也不碍大事。试试看吧。
张仁济开完处方，又飞回了北京。
17天以后，W先生从广州给张仁济发来一份电传信，全文如下：
×××今日复查，原溃疡部分超过7厘米，服中药后已缩为4厘米。我们肯定是张大夫用药功效。我有机会去京，将与您共商发扬祖国医药之事。
《科技日报》于1987年1月21日第一次报道了张仁济：“潜心研究数十载，治癌全靠一把草——张仁济以保护疗法求功效。”报道说，仅1986年第四季度统计，张仁济接治各种癌症病人608例。并列举了治疗效果，十分令人鼓舞。给癌症患者传送福音的这位记者，原是不认识张仁济的，只因为记者有一位亲戚，经张仁济治好了癌症，感激不尽，见了这位记者，就央求他写表扬稿。记者开始不相信，便按亲戚的指点，到北芦草园胡同去瞧一瞧。果然，他看到了小胡同里挤满了求医者，也看到了张仁济诊室墙上悬挂的几十个镜框和锦旗。眼见为实。第一手材料还不可靠吗？这位记者就这样第一个在国内报道了张仁济的治癌成果。
三月的一天，W先生果然飞到了北京。豪华型小卧车挤进了北芦草园胡同。贵客光临寒舍，拜访张仁济。一看张家那寒酸样子，那么多病人，这哪象诊所啊？这位热爱故土的炎黄子孙，先父是从国内从事医学教育事业多年的热心人士，所以，他有志于发扬光大祖国中医事业。他热情邀请张仁济赴广州筹建“中华医药气功研究中心”，他将资助大笔经费。为了让张仁济加速中药治癌的研究，他还建议张仁济的大女儿随父前往，一面照顾老人生活，一面继承父业。这一建议，有着巨大的诱惑力。
从四月下旬开始，一股股求生的浪潮，接连不断地卷进了狭窄的北芦草园胡同。
近水楼台先得月。张仁济在北京，那几种报刊首先和北京读者见面。北京的早已被宣布“不行了”，“多吃点好的等着那一天”的癌症病人，首先得到了消息。有的人从大医院偷偷跑出来了，身穿医院病人服，挤在小胡同里。他们的护士找来了，把他们拉了回去。这些人中，住在北京几家大医院的高干病房里的病人多。他们的保健医生、秘书、子女，都出面了，一定要请张老出诊。小胡同里，各种小卧车出出进进之频繁，创造了历史纪录。他们大都是带着党政军机关的公函而来，都说他们的首长革命几十年，劳苦功高，身担重任，不能不抢救，首长必须有个舒适幸福的晚年，务必请张老先生出诊，为首长解除痛苦。过去在正常情况下，病人可直接挤进张家小院候诊，现在只能被堵在门外，挤满了小胡同。张仁济对他的儿女都有要求。求诊者多，这是看得起咱们，相信咱们。必须热情接待，耐心解释，好言安慰，适当照顾。他估计这只是登报以后，暂时出现的忙乱，坚持一个把月就好了。他的儿女们也都认为，辛苦几天就过去了。一般都能按照老人的要求办事。
应该说明：这一部分略有身份、地位的患者，比那些普通求救者条件优越一些。他们用不着在北芦草园胡同里坐等几天几夜，只需要派保健医生、秘书、儿女或警卫员，把小卧车挤进胡同里，拿着大单位介绍信，就优先进入了“张寓”。要知道，张仁济对劳苦功高，晚年却遭如此痛苦的老干部，何等敬重和同情！他的子女们一见大机关的介绍信，一见穿呢子军服的大队人马，心里就有几分紧张。过去，并没有这些人光临寒舍啊！有的还以相当高一级领导人的名义来求医，亲家、女婿、老伴，都要求救。有的在外地，要请张仁济去！有的要派专机，连夜把病人送来。也有的见张仁济诊所太狭窄，表示要给他找一僻静的高级招待所住下来……
过去，谁请张仁济出诊，随叫随走，去哪里都行。现在，情况大变。出一次诊，对张仁济来说，意味着少看十来个病人。而且，门外那么多人等着，有的等了几天几夜。有的病人正在胡同里哼叫，那死人般的肤色令人不寒而栗。张仁济想：如果我坐小卧车出诊了，撂下这些病人怎么想呢？如果我赢得了一些人的称赞，首先在于这是个人诊所，摆脱了一些大医院和名家的不少弊端，方便了普通的、已经倾家荡产的病人。现在，新的矛盾产生了。首长们重视了，许多普通病人就不那么顺心了。作为医生，他一律平等对待所有病人。看病不问职务、身份、地位，他只优先照顾几种人：送到他门前等死的病人，小孩和年轻人，生活特别困难的人，远地来的人，国外来的人，对国家对人民有特殊贡献无可替代的人。这时，张仁济一般不出诊。实在推辞不了，每出一次诊，心里就十分不安，对不起在门外久等的病人，常常只好开夜车，半夜深更还把病人叫进去看几个。
求生的浪潮一阵高过一阵。全国各地都有人找来了。有人问：怎么有那么多癌症病人呀！
张仁济血压升高，不得不服用牛黄降压丸。有时，他站着直晃动，儿女们担心他会倒下去。
再看看“五一”这一天的“实况录象”吧。
1987年5月1日，北京阴有阵雨。北芦草园胡同，地面有泥泞，人们没有躲雨之处。
这一天，张仁济应当歇一天。求生者们体谅老人累得不行了。他们都想赶在五一前拿上张仁济的处方。然后，总得让张老和他的家人清静一下吧。五一前连续几个夜晚，都有一些人等候在门外不走。张仁济只好半夜起来开处方。另一些人知道了老人这番善心，也仿效之。尽管他们于心不忍，但他们要救命啊！还有张仁济和儿女、亲朋好友，各自又都有一些亲朋好友，也有急于求救的病人。他们知道白天人多，进不来，也看不好。要求张仁济“优先”多了，也给门外候着的人造成不好印象。他们就在晚上来，赶在张仁济睡觉之前来。儿女们更担心了：七十三，一道坎。老人每天从清晨七点半干到晚上十点。现在，难以保证十点停诊。有时半夜还得爬起来尽义务。老人还能蹦跳多久？
4月30日晚上，张仁济干到次日凌晨4点。他想尽可能把求生者们送走。五一关门，好好歇一天。这段时间，儿女们不仅请了假，家里做饭的人都没有，还请了几个朋友来帮忙。吃饭也是穷应付。挤出去从外边买点切面、烙饼、馒头，回来各人凑合，每顿都开“流水餐”。
5月1日，挤在胡同里的求生者一点也不比往日少。大多是从四川、贵州、福建、陕西、黑龙江等远地赶来的。凌晨三、四点就人声鼎沸了。因为下阵雨，排在前边的数十人被放进了门里的过道。街坊邻居也无法出门。求生者们自己整理好队伍，分成东西两队，有三、四百人。
站在第一位的是一位四川女青年。雨水淋湿了她的头发。泪水雨水混和着。她的父亲55岁，患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4月5日在医院开始化疗，采用AAT方案（阿霉素、N·S阿糖胞苷、6—硫乌嘌吟联合化疗）。4月7日发生过敏反应，高烧、寒颤，以后牙龈大量出血三天后才止住。4月9日停止化疗。又出现全身多处化脓性感染，用普通抗菌素（链霉素、青霉素、庆大霉素）无效。又用高级抗菌素氨苯P·N·C、先锋霉素（V）。已输血1800毫升，丙种球蛋白7支，人体蛋白1支，常输氯方氨基酸等。奋力抢救、多方治疗，仍日益恶化。患者女儿对求救者们哭诉道：“我爸头发都掉了，不象个人样了。求求你们，让我先看吧。我还要拿方子赶回四川去……
女青年的哭叫声传进了张家的小院子里。
张仁济并未休息。七点半照常工作。他还有一大批看不见的求救者——那就是信访。如果在政府机关里，仅这一部分工作，就得临时成立一个班子或办公室来承担。每天近百封电报、信件，当然是询问、开方、复诊。有的寄来病历，有的病情说明、患病和治疗经过，写得很详细，几千字、上万字。这一部分工作，由张仁济的儿女或朋友先理出来，分个轻重缓急，再交给张仁济处理。该开处方的开处方，该复信的复信。每天晚上一次，一星期总结一次。五一早晨，张仁济七点半就开始这项工作了。
这时，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带着机关介绍信，带一位亲戚来了。中央办公厅来的，优先。
门开了，看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能不看吗?负责调度安排的大儿子见门外那位四川女青年哭得那么伤心,详细看了他带来的病历，他本来坚决主张父亲休息一天，一个也不看。这一下，他也不坚决了，进门对父亲说明了情况。张仁济一听外面仍旧有几百人，天又下雨，说：“看吧，照常看吧。”
四川女青年进来了。一见张仁济，便泣不成声。她手里拿着伞，滴着水。
张仁济安慰她：“这种病，别焦急。我的技术也不高，不是每个人都能治好的。你这么远，找我来了，我应该想办法，给你一线希望。”
儿子站在旁边，嫌爸爸说话太多，太费神了。作为医生，这已经成了张仁济的习惯，总是不断安慰病人。他决不轻易对人说？“这个病人没救了，我不能治了，回去吧！”他觉得，一个医生的责任，或者说医德，只要病人还有半口气，就要全力抢救。哪怕要承担风险，即使病人有死在眼前的态势，也不能推开不管。
张仁济知道，这位四川女青年的父亲很危险了，还是很仔细地开了处方，把她送门口，劝她立即回家去。女青年要交诊费。张仁济说：“你坐飞机来的，花钱不少了！我不要你的钱。”女青年把两盒麦乳精放在地上，急忙走了。
下一位，女性，北京市人，35岁，结肠癌。已做过手术。现在常发高烧，只能吃一点点软食。小便深咖啡色，有时整夜睡不着。她由丈夫和另一位男人扶着进来，有气无力地说：
“大夫，我……我掉了30斤肉！”
他的丈夫说：“她痛起来，这两胳膊腿都没地方放。痛起来她打我呀，她理智失去了控制。大夫，她没有理智了！”
张仁济问清病情，号完脉，说：“你们都别焦急。她打，你就让她打两下，反正也不会打痛的。吃我的药，她能顶住。一个退烧，一个解痛，我有把握，你们放心。”
开完处方，陪诊者接了细看，发现张仁济把患者名字写错了一个字：秀字成了才。陪诊者请他改一下。旁边的人急了，插话道：“这个问题不大，别耽误时间了。”张仁济说：“改一改。名字写不准，影响报销药费。”他改了字，又复查一遍处方，无差错，才交给陪诊者。
下一个，男性，65岁，河北唐山人。食管癌，复诊。由其妹妹陪同前来。张仁济请病人坐下，细看第一个处方。陪诊者站在一旁，抹着眼泪诉说：“本来今天老大夫要休息，您太累了。我们理解您，可这病……我哥在大医院瞧过，得动手术，准备1500—2000元钱。可吃过张大夫的药，就不噎了。”
张仁济触诊着，说：“已经落下去多了。现在病在贲门。下一步就解决这个问题。”号脉以后，说：“你的脉象很好。有好转，我很高兴。你别焦急，告诉你，我对付食道癌有些办法。”
陪诊者说：“他原来不能吃东西。今天吃了一碗面条，两个鸡蛋羹，还吃了块蛋糕。食道是通了。高兴啊，一家人都为他高兴。”
从病人自己登记的小本上看出，除上述病人外，五一这天，张仁济还接诊了8位病人。对每一位病人，他都悉心询问，号脉，听诊，看病案，分析片子，安慰，嘱咐注意事项，关心其经济状况和在京的食宿，还要向他们解释，人太多，久等了，抱歉……他一天要说多少话！年逾古稀的老人，仅此一条，负荷就够重了。他有着自己也吃惊的精力。诊所这么兴旺，对他来说，也是史无前例，没有比这更大的安慰和更大的乐趣了。
“你们还让老爷子活吗？”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向张仁济的子女们提出了极为关切的警告。
儿女们何尝不着急？这样的局面，就是一般医院也应付不了的。老人本来要南下广州，去筹办什么“研究中心”。一见求医者越来越多，他又不忍心走开了。老人说，他如果这时候离去，等于临阵逃脱，医生的良心是不允许的。全家人都说，高潮很快会过去的。大家紧张、辛苦一些日子，就会恢复正常。
北芦草园胡同越来越混乱、喧嚣。
随着盛夏季节到来，每天朝阳来得特别早，金色的夕阳却象求医者一样，多么晚了也不愿意回西山那边去。就住胡同里的居民，不得不忍受最长时间的噪声，吸收全国性的“乡土气息“。他们的宝贵的短暂的夜晚，也不得安宁了。
有人半夜来找张仁济，却敲了邻居的大门。
有人在胡同里坐着，顺手抽下了街坊墙上的砖头。
求医者和求医者发生争执、碰撞。
象车站、码头的票贩子一样，有人开始倒卖排队的号码，一个号卖二三十元。
有人为研究张仁济的秘密，四处搜集他开出去的处方；也有求医者迫不及待，花高价抄别人的处方，而不管是否对症下药。
一位晚期癌症病人，被送到小胡同里来，还没见到张仁济，就死在乱纷纷的人群中了。
张仁济也忙病了，他的血压升到惊人的高度。
他站着时两腿直晃动。
他怕写错了方子，不得不开完处方后反复审核。
他的红润而光泽的面孔经常出现苍白。
好多朋友和病人劝他、关心他。他都不听，不依。医生，哪能见病人就躲开呢？
这决不是长久之计。七十三，一道坎。儿女们、朋友们都担心张仁济迈不过七十三这道坎儿。狠下心来，劝他快去广州，把“研究中心”开办起来。条件改善了，求医者可以转到广州去看病呀。跑北京、跑广州，都差不多。
北芦草园胡同29号门口墙上，终于贴出了一张通告：“本人因病，暂时停诊，敬请原谅。”
无数求医者不知张仁济的去向。有人传言，张仁济是江湖骗子，报纸上乱吹，来看病的人多了，老家伙只好躲藏起来了。
就连卫生主管部门的个别领导也怀疑张仁济不能看癌症，是利用看癌症来大发横财，他们在“中医张仁济诊所”年度更换行医执照的时候给了不少刁难和打击。当然，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听说一个个体诊所的医生敢公开表示可以治疗癌症，癌症在所有人的眼里就等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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