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一个病，去找不同的中医师，往往会有不同的诊断？会开出不同的处方？其奥妙之处大概如同用兵作战。
中医常常把用药之法比喻成用兵之道。病患有大有小，小病可以耗精，大病可以伤命，就像一个敌国。药物就是攻打敌人的士兵。一定要知己知彼，在多种攻打战术中选取一种最佳战术。传经的邪气，要先夺取敌人还未到达之处，斩断敌人的要道；横暴的疾病，要保住我方还没有丧失的疆土，守住我方的城堡。《孙子兵法》十三篇，其实已经说尽了用药治病之法。用药用兵的精妙，是五千年来中国人苦苦求索的结果。
五千年以前中华文明的伟大创造者炎黄二帝，发明了中医中药。
炎帝神农氏开创农业和医药，砍木为耜，揉木为耒，教民播种五谷，又尝百草五味，一日遇七十毒，而兴医药。《史记·三皇本纪》说：“神农氏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氏生活的时代大约是我国原始社会的农耕时代，随着农耕经济的发展、食用植物的培植，药用植物逐步被发现。因此神农氏被后世尊为中华医药的始祖，也就理所当然了。
黄帝轩辕氏更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他不仅发明了舟车、宫室、指南车，命令仓颉创制文字，大挠制定干支，伶伦制作乐器，黄帝的妻子嫘祖教人养蚕，而且还发明了医学。传说他和自己亲近的大臣岐伯一道创制了《黄帝内经》。所以中医药学又被称为“岐黄之术”。
炎黄发明的医药到了商汤时代有了一个重大的飞跃，那就是汤王的宰相伊尹创制了“汤液”——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汤药”。“汤液”的出现表明药物的使用已经告别了单味药——单枪匹马的时代，开始转向了大规模集团军作战。
在托名黄帝的中医学第一经典《黄帝内经》和托名神农炎帝的中药学第一经典《神农本草经》里已经阐述了运用药物“集团作战”的道理，那就是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的理论。
把单味药组合成一个“方阵”，中医把它叫着“方剂”，方剂学鼻祖是“医圣”张仲景。他是河南南阳人，处在东汉的末年，做过长沙太守，当时宦官当权，政治黑暗，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战火绵延，天灾频仍，所以疫病流行，死亡枕藉。他的家族原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以来，不到10年时间，就有2/3的人因疾病相继死去，而其中因感染伤寒病的竟占了7/10。这种家破人亡的惨象，使张仲景非常悲痛。为了战胜这种疾病，给人民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法，他一方面“勤求古训”，认真钻研《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医学著作，吸取前人的理论精华，一面“博采众方”，广泛搜集整理民间流传的经验方药，参考各家医方，在临床实践中加以运用和检验。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劳动，终于在他晚年完成了《伤寒杂病论》，这一医学巨著包括“伤寒”和“杂病”两部分，后又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分别载113方、262方，用药分别为87种和116种。这些原方一直被后世当作“经方”使用，1700多年来的临床实践证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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