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老学庵笔记》读札
陆游（1125-1209）《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李剑雄、刘德权点校，1979年版，2011年5印。
陆游晚年（1290以后）退居故乡山阴（今浙江绍兴）镜湖读书休养。取师旷“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义，给自己读书的茅屋命名“老学庵”[1]，《老学庵笔记》即写于这一时期（约在宋孝宗淳熙至宋光宗绍熙年间）。
本书正文十卷，续记一卷，又佚文三条。作为著名诗人和见识广博的学者，陆游此书所记，多为亲历、亲见、亲闻之事，内容丰富，态度严谨，资料性强，参考价值很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轶闻旧典，往往足备考证”，评价是中肯的。予泛览群书，屡见有引证此书资料者，可知其言不虚。
陆游是终生不渝的爱国诗人，临终前作《示儿》诗云：“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脍炙人口，感动过后世无数的人。在这部笔记中，有关抗金活动的记述、对投降派秦桧的揭露占了不小的比例。如卷二记载底层画家赵广故事云：
赵广，合淝人，本李伯时家小史。伯时作画，每使侍左右，久之遂善画，尤工作马，几能乱真。建炎中陷贼。贼闻其善画，使图所掳妇人，广毅然辞以实不能画，胁以白刃，不从，遂断右手拇指遣去。而广平生实用左手。乱定惟画观音大士而已，又数年乃死。今士大夫所藏伯时观音，多广笔也。
这位书童出身、自学成才的画家，在民族大义面前，表现出了难得的正气：宁肯被剁掉右手拇指，也绝不为侵略者作画。当时许多达官贵人或争先恐后地逃命，或认贼作父为虎作伥，与之相比，不知当羞愧何如？
值得注意的是，这条仅一百多字的记述，也表现了陆游为文善于尺水兴波的艺术手段。赵广做书童而成画家，画马“几能乱真”，本为一奇。不幸陷入贼手，坚拒为敌作画，又是一奇。被剁掉了右手拇指，按说以后很难作画了；出人意料的是，他却是一直用左手执笔的，又是一奇。本来最擅画马，战乱后却只画观音，以至于士大夫们收藏的据说是李伯时画的观音像，多出自他的手笔，则又一奇矣。以寥寥数语，写完人的传奇一生，而波澜横生，出人意表，此非高手不能为也。
再如卷一写一位喜欢大言高论的毛文：
毛德昭名文，江山人。苦学，至忘寝食，经史多成诵。喜大骂剧谈，绍兴初，招徕，直谏无所忌讳。德昭对客议时事，率不逊语，人莫敢与酬对，而德昭愈自若。晚来临安赴省试，时秦会之当国，数以言罪人，势焰可畏。有唐锡永夫者，遇德昭于朝天门茶肆中，素恶其狂，乃与坐，附耳语曰：“君素号敢言，不知秦太师如何？”德昭大骇，亟起掩耳，曰：“放气！放气！”遂疾走而去，追之不及。
这位饱读经史、“喜大骂剧谈”、以“直谏无所忌讳”闻名并自诩的毛德昭，在别人要他发表对秦桧（字会之）的看法时，却一反常态，不仅“大骇”，而且“亟起掩耳”，连叫“放气”（屁），并“疾走而去，追之不及”。前后对照，判若两人。这一人物的典型表现，一方面揭露了此类文人的极端虚伪，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权奸秦桧的势焰可畏。而其生动传神，则使人过目难忘。
作为创作丰富、成就突出的诗人，《笔记》中当然不会少了对诗歌的真知灼见。例如，宋人尊崇杜甫，治杜诗者众，有人把功夫用到考究杜诗“无一字无来历”上，陆游颇不以为然。卷七中云：
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此岂可以出处求哉？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如《西昆酬倡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自不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
此说大有道理。作诗固然不能不用典，但尤以本真自然为贵。尽得其出处，而失却其意旨，如此解诗，不亦谬乎！
当然，陆游并非反对在诗文中用典，更不赞成杜撰。苏东坡是最负盛名的诗文大家，但在用典上并不讲究。如卷八所记：
东坡先生《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为小试官，得之以示欧阳公。公曰：“此出何书？”圣俞曰：“何须出处！”公以为皆偶忘之，然亦大称叹。初欲以为魁，终以此不果。及揭牓，见东坡姓名，始谓圣俞曰：“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及谒谢，首问之，东坡亦对曰：“何须出处。”乃与圣俞语合。公赏其豪迈，太息不已。
对当时学术领域之风尚，陆游亦有如实的记载。如卷二所述王安石《字说》的命运，即一好例：
《字说》盛行时，有唐博士耜、韩博士兼，皆作《字说解》数十卷，太学诸生作《字说音训》十卷，又有刘全美者，作《字说偏旁音释》一卷，《字说备检》一卷，又以类相从为《字会》二十卷。故相吴元中试辟雍程文，尽用《字说》，特免省。门下侍郎薛肇明作诗奏御，亦用《字说》中语。予少时见族伯父彦远和霄字韵诗云：“虽贫未肯气如霄。”人莫能晓。或叩之，答曰：“此出《字说》‘霄’字，云：凡气升此而消焉。”其奥如此。乡中前辈胡浚明尤酷好《字说》，尝因浴出，大喜曰：“吾适在浴室中有所悟，《字说》‘直’字云：‘在隐可使十目视者直。’吾力学三十年，今乃能造此地。”近时此学既废，予平生惟见王瞻叔参政笃好不衰。每相见，必谈《字说》，至暮不杂他语；虽病，亦拥被指画诵说，不少辍。其次晁子止侍郎亦好之。
荆公乃饱学之士，《字说》应不无可取。据有关记载，其失在于务求艰深，有穿凿附会之弊。但学术是非是一回事，其际遇冷暖则是另一回事。安石主政时，学界趋之若鹜，跟风者摩肩接踵，而失势后，则鲜有问津者矣。这种恶劣的学风，古已有之，今世尤烈。
文坛好尚，与时推移，盖不鲜见。而考试命题，颇有引领之效。例如卷八所载：
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此种是非，似难一概而论。盖某一好尚之形成，实有各种因素之作用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指出“今考‘驿使寄梅’出陆凯诗，昭明所录，实无此作，亦记忆偶疏。”流行既久，则为陈词滥调，人皆厌之，又必有新语取而代之也。今网络时代，新语迭出，大多各领风骚三五天而已。
对宋代政治得失，书中亦不乏记述褒贬。如卷二中下面一条：
崇宁间初兴学校，州郡建学，聚学粮，日不暇给。士人入辟雍，皆给券，一日不可缓，缓则谓之害学政，议罚不少贷。已而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朝廷课以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枝梧。谚曰：“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盖军粮乏，民力穷，皆不问，若安济等有不及，则被罪也。其后少缓，而神霄宫事起，土木之工尤盛。郡道士无赖，官吏无敢少忤其意。月给币帛、朱砂、纸笔、沉香、乳香之类，不可数计，随欲随给。又久之，而北取燕蓟，调发非常，动以军期为言。盗贼大起，驯至丧乱，而天下州郡又皆添差，归明官一州至百余员，通判、钤辖多者至十余员云。
此条记宋徽宗崇宁年间及其后若干政事。其继位之初，大兴社会公益事业，并考核严峻，用意或无不善，但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王朝其他政务不相适应、协调，导致州郡财力不支，激起民怨。此后大修道观，已入歧途，枉耗国帑民力，而不自省。国力日衰之际，而欲对外兴师，乃加重对人民的盘剥，引起社会动荡；而后期机构膨胀，冗员众多，也只能使政治日益败坏。终至国破家亡，父子陷身敌手。其治国无术，自不待言。其历史教训，可为执政者借鉴。
此外，本书点校虽用力甚勤，而舛误亦仍或有之。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徐规有《<</SPAN>老学庵笔记>订误》（载《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1期）、四川大学博士阮怡有《<</SPAN>老学庵笔记>校勘补记及成书时间小议》（载《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3年2期）等文已指出计40余条，但犹有未尽者在。例如卷五第3条：
绍兴中，有贵人好为俳谐体诗及笺启，诗云：“绿树带云山罨画，斜阳入竹地销金。”《上汪内相启》云：“长楸脱却青罗帔，绿盖千层；俊鹰解下绿丝绦，青云万里。”后生遂有以为工者。赖是时前辈犹在，雅正未衰，不然与五代文体何异。此事系时治，忽非细事也。
此条最后“此事系时治忽非细事也”断句明显有误。因为“治忽”是一个词，不可断开。应为“此事系时治忽，非细事也。”“治忽”意为“治理与忽怠”，语出《书·益稷》：“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孔传:“言欲以六律和声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三国魏阮籍《乐论》引《书·益稷》作“治曶”。宋叶适《谢除堤举上清太平宫表》:“宓以鉴观治忽﹐审择后先﹐大化所覃﹐右文为盛。”一说“忽”读为“滑”﹐义为“乱”，“治忽”即“治乱”。点校者不知“治忽”为何义，故而误断。
另有足备参考之资料数条，另录于后。
《老学庵笔记》一书，在陆游作品中地位并不算重要，但于历史、文学、政治、民俗等方面，却均有重要参考价值，因而受到后人重视，是必然的。
2012年12月19日读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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