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考学卷下（一）
　　
　　经话
　　旧拟今古学三十论目，欲条说之，仓卒未能撰述。谨就《经话》中取其论今、古学者，以为此卷。中多未定之说，俟有续解，再从补正。
　　今古二派，各自为家，如水火、阴阳，相妨相济。原当听其别行，不必强为混合。许君《异义》，本如《石渠》、《白虎》，为汉制作。欲于今、古之中，择其与汉制相同者，以便临事缘饰经义，故累引汉事为断。又言叔孙通制礼云云，皆为行事计耳。至书之并行，两不相背，则不欲混同之也。郑君驳《异议》时，犹知今古不同，各自成家，至于撰述，乃忘斯旨。注古《周礼》用《王制》，笺《毛传》用《韩诗》，注《古文尚书》用夏侯、欧阳说。夫说经之道，与议礼不同。议礼可以斟酌古今，择善而从；说经则当墨守家法，虽有可疑，不能改易，更据别家为说。今注古学，乃欲兼有今学之长，采今易古。正如相者嫌一人耳目不好，乃割别人耳目补之，不惟无功，而且见过。使郑君作注时，犹存驳《异义》之见，则分别今古，先师之法不致尽绝。乃前后异辙，使今古之派，遂至汉末而绝也。惜哉!
　　许君虽于今、古互有取舍，不过为汉制缘饰。至于各经家法，听其别行，不欲牵合之也。如明堂说，许案云：「今礼、古礼，各以其义说，无明文以知之。」又《公羊》、《左氏》说朝聘不同，许案云：「《公羊》说，虞夏制；《左氏》说，周礼。《传》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异说。」是许以今、古不同，不欲混通也。又诸侯夫人丧，《公羊》、《左氏》异说。许案云：「《公羊》说，同盟诸侯薨，君会葬；其夫人薨，又会葬。是不遑国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说，俱不别同姓、异姓。《公羊》言当会，以为同姓也；《左氏》云不当会，据异姓也。」是许以今古各有所据，不欲强同也。至其余条，或云从《左氏》，或云从《周礼》，亦是定一尊，不欲含混。至郑氏著书，乃全与此意反矣。《异义》久亡，今就陈氏辑本考之，所存近百条。今与今同，古与古同，各为朋党，互相难诘，以其门户原异，故致相歧也。中惟三条古与今异者。《穀梁》说：「葬不为雨止」，统尊卑而言；《左氏》说：「庶人不为雨止。」《公羊》说：「雨不克葬，谓天子诸侯也。卿大夫臣贱，不能以雨止。」此《公羊》参用古学之言也。《公羊》说：「臣子先死，君父名之」；《左氏》说：「既没，称字而不名。」许以为《穀梁》同《左氏》。按此皆后师附会之说，于经传无明文，同异无关于今古礼制者也。又引《鲁诗》说丞相匡衡以为「宗庙宜毁」；《古文尚书》说「宗庙不毁」。许据《公羊》御史大夫贡禹说同《古文尚书》不毁。按毁与不毁，经无其证，凡此所同，皆无明据，至于大纲，无或参差也。
　　孔子初年问礼，有「从周」之言，是尊王命、畏大人之意也。至于晚年，哀道不行，不得假手自行其意，以挽弊补偏；于是以心所欲为者，书之《王制》，寓之《春秋》，当时名流莫不同此议论，所谓因革继周之事也。后来传经弟子因为孔子手订之文，专学此派，同祖《王制》。其实孔子一人之言，前后不同。予谓从周为孔子少壮之学，因革为孔子晚年之意者，此也。郑君注《礼记》，凡遇参差，皆为殷、周异制。原今、古之分，实即此义。郑不以为今、古派者，盖两汉经师，已不识《王制》为今学之祖。故许君以《公羊》「朝聘」为虞夏制，郑君以《王制》为殷礼。但知与《周礼》不合，而不知此为孔子手订之书，乃改周救文大法，非一代所专，即今学之本也。今于数千年后得其根源，继绝扶微，存真去伪，虽清划繁难，固有不能辞者矣。
　　《王制》、《祭统》，今学；《祭法》，古学。二者庙制、祭时，一切不同，且故意相反。两汉经师言庙制、祭仪，皆牵混说之。特以之注经，则自郑君始。议礼之事各有意见，多采辑诸说以调停其间，不能由一人之意，此议礼之说多不可据也。今古经本不同，人知者多。至于学官皆今学，民间皆古学，则知者鲜矣。知今学为齐鲁派，十四博士同源共贯，不自相异；古学为燕赵派，群经共为一家，与今学为敌，而不自相异；则知者更鲜矣。知今学同祖《王制》，万变不能离宗；《戴礼》今古杂有，非一家之说；今古不当以立学不立学为断；古学主《周礼》，隐与今学为敌；今礼少，古礼多；今礼所异皆改古礼等说，则西汉大儒均不识此义矣，何论许、郑乎!
　　鲁、齐、古三学分途，以乡土而异。邹与鲁近，孟子云：「去圣人居，若此其近」，盖以鲁学自负也。荀子赵人，而游学于齐，为齐学。《韩诗》燕人，传今学而兼用古义，大约游学于齐所传也。《儒林传》谓其说颇异，而其归同。盖同乡皆讲古学，一齐众楚，不能自坚，时有改异，此韩之所以变齐也。而齐之所以变鲁者，正亦如此。予谓学派由乡土风气而变者，盖谓此也。
　　群经之中，古多于今，然所以能定其为今学派者，全据《王制》为断。《三朝记》知其为今学者，以与《王制》合也。《礼记?冠、昏、乡饮、射义》所以知为今学者，以与《王制》同也。同者从同，异者自应从异，故旧说渊源，皆不足据。盖两汉末流，此意遂失，混合古今，虽大家不免。如刘子政有古礼制，马融说六宗偶同伏说是也。审淄渑，定宫徵，毫厘之差，千里之失，不亦难哉!
　　初疑今派多于古，继乃知古派多于今。古学《周礼》与《左传》不同，《左传》又与《国语》不同，至于《书》、《诗》所言，更无论矣。盖《周礼》既与《国语》、《周书》不同，《左传》又多缘经立义之说。且古学皆主史册，周历年久，掌故事实，多不免歧出，故各就所见立说，不能不多门。至于今学，则全祖孔子改制之意，只有一派，虽后来小有流变，然其大旨相同，不如古学之纷繁也。
　　《论语》：「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此孔子初年之言，古学所祖也。「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孔子晚年之言，今学所祖也。又言夏殷因革、继周者百世可知。按《王制》即所谓继周之王也。因于《周礼》即今学所不改而古今同者也。其损益可知。《王制》改周制，皆以救文胜之弊，因其偏胜，知其救药也。年岁不同，议论遂异。春秋时诸君子皆欲改周文以相救，孔子《王制》即用此意，为今学之本旨。何君解今礼，以为《春秋》有改制之文，即此意也。特不知所改之文，全在《王制》耳。
　　今、古之分，郑君以前无人不守此界畔。伏《尚书》、三家《诗》无论矣。何君《公羊解诂》不用古说，其解与《周礼》不同者，皆以为《春秋》有改制之事，不强同《周礼》，此今学之派也。至于许君《说文》用古义，凡今文家皆以博士说目之，屏为异义。至于杜、郑、[兴、众父子]贾、马，其注《周礼》、《左传》、《尚书》，皆不用博士说片言只字。[《五经异义》：马有以今学长于古义一条目。今说既为俗儒，不可据以为用今学也]至于引用诸书，亦惟用古派，从不用《王制》。其分别异同，有如阴阳、水火之不能强同。郑司农注大司徒五等封地，全就本经立说，不牵涉《王制》。其注诸男方百里一条云：「诸男食者四之一，适方五十里。独此与《五经》家说合耳。」其所谓之《五经》家者，即《王制》子、男五十里之说也。《异义》谓之今文，《说文》目为博士，斥为异说，不求雷同。即此可见东汉分别今古之严。自郑康成出，乃混合之。可含混者，则含混说之；文义分明者，则臆断今说以为殷礼。甚至《曲礼》古文异派，亦以为殷礼。郑君受贾、马之学而兼采今文，今欲删其混合以反杜、马之旧。须知此非予一人之私言，乃两京之旧法，试为考释，必知不谬矣。
　　今、古之混乱，始于郑君，而成于王子雍。大约汉人分别古今甚严，魏晋之间厌其纷争，同思画一。郑君既主今、古混合，王子雍苟欲争胜，力返古法，足以摧击郑君矣。殊乃尤而效之，更且加厉。《家语》、《孔丛》皆其伪撰，乃将群经今古不同之礼，托于孔子说而牵合之。如《王制》庙制，今说也；《祭法》庙制，古说也；各为规模，万难强同者也。而《家语》、《孔丛》之言庙制者，则糅杂二书为一说。郑君之说，犹各自为书；至于王氏，则并其堤防而全溃之。后人读其书，愈以迷乱，不能复理旧业，皆王氏之过也。故其混乱之罪，尤在郑君之上。欲求胜人，而不知择术，亦愚矣哉!
　　郑君以前，古学家著书，不惟不引据《王制》师说，并《公》《穀》二传、《三家诗》、《今文尚书》、《今易》，凡今学之言，避之如洪水猛兽。惟其书今、古杂有，或原无今古派之分者，乃用之。如杜、郑、贾、马之引《孟子》、《论语》、《礼记》是也。引《春秋》，则惟《左氏传》。至于引二传「跛者迓跛者」条，则亦但引其文句而不言书名，皆足见其门户之峻厉也。《礼运》、《礼器》、《郊特牲》、孔子告子游，皆古学说，此孔子未作《春秋》以前「从周」之言。至于作《春秋》以后，则全主今学，如《大戴》告哀公之《三朝记》，全与《王制》、《穀梁》合是也。孔子传今学派时，受业早归者未闻，故弟子有专用古学者。又或别为不受业之隐君子所为。然大约出于受业者多，因欲与受业之今学分别，故权以古学为不受业，非弟子遽无古学也。
　　《纬》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经》皆已成之迹，《春秋》则虚托空言。故予意以《孝经》为古学，《春秋》为今学，《论语》为今古杂。以《孝》属行，行必从周；《春秋》属志，志有损益；《论语》少壮、晚年之语皆有，故不一律，大约从今者多。至于《孝经》有今学，《春秋》有古学，《论语》有今、古两派，此皆后来附会流派，孔子当日不如此分别也。
　　《论语》因革、损益，唯在制度，至于伦常义理，百世可知。故今、古之分，全在制度，不在义理，以义理今、古同也。至于弟子之大义，经师之推衍，乃有取舍不同、是非异致之说。揆之于初，无此分别。《异义》所录师说，半皆东汉注解家言，索虚为实，化无为有，种种附会，都非原旨。然既欲各立门户，则好恶取舍，亦不能不小有改动。言各异端，亦不必强同，但读者须知此非今古正义，不蔽锢于许说，可也。[近言今、古派者皆本原于《异义》，今不尽据之。]
　　今、古之分，或颇骇怪，不知质而言之，沿革耳，损益耳。明之制不能不异于元；元之制不能不异于唐宋。今学多用殷礼，即仲弓「居敬」之意；古学多用周礼，即《中庸》「从周」之意。今制与古不同，古制与今异派，在末流不能不有缘饰附会之说。试考本义，则如斯而已，故不必色骇而走也。鲁为今学正宗，燕赵为古学正宗，其支流分派虽小有不同，然大旨一也。鲁乃孔子乡国，弟子多孔子晚年说，学者以为定论，[汉人经学，以先师寿终之传为贵，亦如佛家衣钵真传之说也。]故笃信遵守。初本以解《春秋》，习久不察，各是所长，遂以遍说群经。此鲁之今学为孔子同乡宗晚年说，以为宗派者也。燕赵弟子，未修《春秋》以前，辞而先反，惟闻孔子从周之言；已后改制之说未经面领，因与前说相反，遂疑鲁弟子伪为此言依托孔子。[如汉人传经别杂异端，乃自托于师终时手授其传，故弟子不信其书之比]故笃守前说，与鲁学相难。一时隐君子习闻周家故事，亦相与佐证，不信今学而攻驳之，乃有《周礼》、《左传》、《毛诗》之作。自为朋党，树立异帜，以求合于孔子初年之说，此古学派为远于孔子兼采时制，流为别派者也。其实今学改者少，不改者多。今所不改，自当从古。凡解经，苟今学所不足，以古学补之可也。齐人间于二学之间，为乡土闻见所囿，不能不杂采。乃心欲兼善，遂失所绳尺。不惟用今学所无，并今学有明文者，亦皆喜新好异，杂入古学，今不为今，古不为古，不能施行。然九家之中有杂家一派，兼收并蓄，志在包罗，亦学人积习也。昔人云：「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没而大义乖。」此之纷纭，大约七十子没之后乎!皆不善学者之所致耳。
　　《易》、《书》、《诗》、《春秋》、《仪礼》、《周礼》、《孝经》、《论语》今、古之分，古人有成说矣；唯《戴记》两书中诸篇目有今古，则无人能分别其说。盖《戴记》所传八十余篇，皆汉初求书官私所得，有先师经说，有子史杂钞，最为驳杂。其采自今学者，则为今学家言；采自古学者，则为古学家言。汉人以其书出在古文之先，立有博士，遂同以为今学。此今古所以混淆之始，非郑康成之过也。然考《异义》，虽以《戴礼》为今说，而杜、贾诸家注《周礼》、《左传》，于《戴记》有引用之篇，有不引用之篇。是当时虽以《戴礼》为今学，而古文家未尝不用其说，足见其书之今、古并存矣。今之分别今古，得力尤在将《戴礼》中各篇今古不同者归还本家，《戴记》今古定，群经之今古无不定矣。予以《王制》为今学之祖，取《祭统》、《千乘》、《虞戴德》、《冠义》、《昏义》、《射义》、《聘义》、《乡饮酒义》、《燕义》等篇注之，附于今派。取《祭法》篇为古《国语》说；又取《玉藻》、《盛德》、《朝事》等篇为古《周礼》说；又以《曲礼》、《檀弓》、《杂记》为古《春秋左氏》说。[详见《礼记今古篇目表》]至于其余，或为《仪礼》说，或为《诗》、《礼》、《孝经》说，阴阳五行说。学问派、子史派、阴阳五行派，无今古之分及今古杂用者，都为考订。每篇各自为注，以类相从。再不求通别家，牵混异解。《戴记》一明，则群经无不大明。盖以《记》中诸篇经说居十之七八，自别入《记》中，经不得记不能明，记不得经无以证，仳离两伤。甚至援引异说以相比附，故注解愈多，经意愈晦，经学亦愈乱。今为合之，如母得子，如石引针，瓜分系别，门户改观，群经因此大明。故云得力处全在解得《戴记》。予以《王制》解《春秋》，无一字不合，自胡、董以来绝无此说。至以《戴记》分隶诸经，分其今古，此亦二千年不传之绝学。微言大义，幸得粗窥，故急欲成之。或以此说为过奇，不知皆有所本，无自创之条，特初说浅而不深，偏而不全，心有余而力不足。形近是而实则非。久乃包罗小大，贯穿终始。采花为蜜，集腋成裘，无一说不本前人，无一义仍袭旧说，积劳苦思，历数年之久。于盘根错节，外侮内忧，初得弥缝完善，而其得力尤在分隶《戴记》。观前表及《两戴章句凡例》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