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医药报于2008年2月21日发表崔松虎先生文章《应建立“脑藏象体系”学说》，这篇短文不足800字，但他向中医学术界发出了一个雷鸣般地号召。崔先生高瞻远瞩，指出：上世纪末国际脑研究组织第四届神经科学大会把21世纪称为“脑的世纪”；我国政府于2000年9月16日把每年的九月，命名为“脑健康月”。崔先生强调：我们应当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用勇于创新的精神破“心主神明”，结合中医的整体观及辨证论治精神，深挖脑与脏腑的辨证统一关系，建立“以脑调脏，以脏养脑”为核心的崭新的中医“脑藏象体系”学说(见附文一)。这是一则关注未来中医核心理论之一的呼唤，预计将影响与促进未来中医理论的具体思考、探讨。为早日将相关中医理论提到议事日程，在本文的“述评”中，共选刊七文于后，目的在于请求读者广泛参与，以求丰富“脑藏象体系”学说内容，并逐步取得共识。
据我所知：1990年12月8日健康报发表闫考诚、程昭寰《对中医理论的新认识，……心脑共主神明》，此文勾起了我对《内经》中脑论的回顾。程昭寰先生又于1991年6月15日在健康报发表《中医脑髓理论研究的思维方法》(见附文三)，无疑对我产生很大促进。在不断加深认识后，完成《秦汉颅脑解剖在“内经”医学理论创立中的作用》发表于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2)162—167页。该文是我第三次公开探讨我国秦汉医家对脑髓理论的认识。我的《略论灵枢论脑》于1983年收入《灵枢拾贝》，《灵枢蹻脉、维筋相交与大脑运动功能定位》于1985年参加全国首届中医心理学术讨论会，载目刊人《中医心理学论丛》但都未提高到创建“脑藏象体系”高度。
20余年来，我对起源于殷商的中医脑论从未放弃，在拜读先秦史料及两汉考古史料中搜集到六个原始脑字(
可惜，东汉魏晋医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采用取象比类思维发展中医理论时，将社会学中的君臣思想，五行五德终始思想引入医学理论的创造，使不健全的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发展为传统中医学理论体系。在君臣思想主导下创立藏象学说，巩固了“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的地位，受到历代皇家的支持，抑制了脑论的发展。在此我们并不否认“藏象学说”在中国传统医学史上的历史业绩。
但是，迫于人体解剖生理事实，两千余年来，中国人对大脑生理机能的探讨始终未绝于耳。早期道教界曾提出“泥丸”、“上丹田”(附文四)，东汉张仲景讲：“头身者(头颅)，身之首也，人神所注”。即头颅为人之精神发源地。两千年来，许多关注人体生理的学者认为“头者，百神所聚”；“头为元神之府”。王清任则在他的医疗实践中指出：“灵机记性不在心，而在脑”，明确否定了“心主神明”(附文五)。然而要纠正3000年以来的“心主思维观”，谈何容易。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的中医界学者们在“毛主席大笔一挥救中医”的前提下相继出台了许多促进中医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促进了中医事业的全面发展，促进了中医药理论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中医“脑论”的探讨。两年以前，王峰先生撰《脑的五藏分区定位理论的提出及其对中风病的指导意义》发表于中医学导报2006年2月．2007年1月《秦汉医学学刊》总第四期全文转载。编者在“寄语”中建议王先生将“脑一心区；脑一肝区……”改作“脑·心区域；脑·肝区域；……”强调加一个“域”字，意指心、肝、……接受脑内多个部位的调节。王峰先生的文章与崔松虎先生的愿望相类，都希望脑藏象体系学说“能早日在探讨中共识。
值得回顾的是：我国于1992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卫生部、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脑科的研究都非常关注，中医学术界奋起直追。陈士奎教授《变革心主神明为脑主神明——中医脑科学理性发展的前提条件》(附文二)；许红教授《浅论脑主神明的现代意义》(附文六)；徐放明教授等《关于“十二经脉皆人脑”的假设》(附文七)，都是探讨“脑藏象体系”的代表作。近几十年来中医界探讨中医脑论不下数十文，都为探讨中医脑论走出了第一步，我们为之叫好!当我们在此附刊七文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关心未来中医脑论的学者们在探讨中提供方便，希望学者们参予探讨。（严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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