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思想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渊源
1.时代背景
（1）兵戈灾疫
《四库全书提要》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中医发展到金元时期形成医道传承四家争鸣的历史局面，这是与当时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兵乱、灾荒、瘟疫流行的历史环境有关，真可谓“遇乱而兴”。
公元960年，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定都汴梁，始称北宋。公元1115年,金国建立于北方，迫使赵宋偏安江南。赵宋南渡之后，中国北部和广大中原地区，沦为各族统治者争夺的战场，兵乱灾荒，民不聊生。当时瘟疫流行，人民倍受疾病之苦。完素正是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他自幼家道贫穷，目睹疫疠在民间的猖厥，这些疾病多属热证。完素从青年时代起，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行医，对火热病症的临床表现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从而为他研究火热论提供了实践依据。
（2）《局方》流弊
宋代由于活字排版的发明，革新了印刷技术，加上造纸业的进步，改变了医书传抄的困难局面，从而使收集、整理、广泛刊印古医籍成为可能。唐宋时期，医学理论的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的阶段，官方和民间则偏重于校正医书和对药物、方剂的收集整理工作。《千金》、《外台》、《圣惠方》、《和剂局方》、《济生方》等大型方书相继传世。其中《局方》因收集了当时医家及民间习用的有效方，且又多采取丸、散剂型，便于服用和保存，所以此书刊行后颇为盛行。在医家和病家之中，逐渐形成一种不求医理、按证索方的风气。从而出现了治病不分寒热、不辨虚实和滥用温燥的倾向。
北宋肘期，朝廷比较重视中医的发展，建立“太医局”，增设“御药院”、“医药惠民局”等医药机构。但随着宋政权的腐败，这些官办的医药机构遂蜕变为贪官污吏营私舞弊、阿谀奉承的场所。御医为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投热药以济其嗜欲，用温补以养生延命。一时间上行下效，滥用香燥之风大昌。特别是炼丹服食之风，兴于汉，盛于唐，至宋金时代，其风未艾，故医家、病家“耻言凉药，谓去热药为非”（《原病式》程道济序）。针对这种情况，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近20处提到辛燥之品误病害人的惨痛教训。如“盖辛热之药……病微者可愈，甚者郁结不开，其病转加而死矣”；“俗因之妄谓寒病，误以热药投之，为害多”，“俗医所治破伤中风，不明浅深，但以辛热燥药，任其夭命而已”。可见对于这种腐朽的医疗作风及其危害,完素是深恶痛绝的。
（3）地理自然环境
完素家乡，地处北方，风土刚燥，“夏则吞冰，冬则围火”。北方人禀赋素强，饮食厚浊，喜膻腥肥甘，久而易蕴积化热。又战乱之中，常餐风饮露，颠沛流离，所以病多由内热外感而发。这种由自然环境和民风、民俗所决定的疾病的特殊性质，为河间认识火热病机提供了条件。
2.历史渊源
《内经》、《伤寒论》确立了以阴阳五行、藏府经络、审察病机为核心的中医理论体系。隋唐以后，医家奉《内经》为经典，崇仲景为圣人，私淑传授，悉出一家。这种师承方式，虽然对中医的历史继承有益，但也决定了中医自身的保守倾向。刘完素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突破保守思想的束缚，在继承的基础上敢于创新，成为医道传承百家争鸣的先导。
（1）师承《内经》发挥病机19条
《内经》一书，经过历代医家的充实和补充，隋全元起训解，唐王冰次注，宋孙奇、高保衡、林亿等校正，孙兆改误，至金元已形成中医理论的经典范本而更具普及性。正如刘完素所说：“虽今之经与注，皆有舛讹，比之旧者，则易为学矣。”（《素问玄机原病式·序》）由于《内经》理论的丰富和《内经》读本的普及，使《内经》之道更易于被广大医家所接受，并被奉若圣典。完素十分强调医之“法之与术悉出《内经》”。完素学习经典，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也不是繁琐考证，而是密切结合自己的临证实践进行学习，在“五运六气”、“亢害承制”、“病机十九条”等方面都有独特见解。他说：“若专执旧本，以为往古圣贤之书，而不可改易者，信则信矣，终未免于一隅。”（《素问玄机原病式·序》）。完素信古而不泥古，尊经而不墨守，具备了在医史上建树丰碑的才学和魄力。
特别是对《内经》病机19条的发挥，成为他道术思想的主导。《内经》“病机十九条”，对火热病诸证的论述明显地比其余四气详尽和深刻得多，那是由于当时人们尚不能有效地控制急性热病之故。火热病症，起病急骤、证情凶险、传变迅速、预后不良从而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恐惧心理，所以在“病机十九条”中有1/2的篇幅是描述火热病机的。完素对《内经》中火热病机的阐述领会很深，于是他“撮其枢要，自成一家”，撰《素问玄机原病式》，奠定了火热论的理论基础。
（2）崇尚《伤寒论》
完素对张仲景推崇备至，认为《伤寒论》是继《内经》之后唯一的对医疗实践有指导意义的一部理论著作，并誉之为“大圣之教”。他说：“余之医教，自黄帝之后，二千五百有余年，汉末之魏，有南阳太守张机仲景，恤于生民多被伤寒之疾，损害夭横，因而辄考古经，以述《伤寒卒病方论》一十六卷，使后之学者，有可依据。”（《素问玄机原病式·序》）并把仲景奉为亚圣：“仲景者，亚圣也。虽仲景之书，未备圣人之教，亦几于圣人，文亦玄奥，以致今之学者，尚为难焉。”（《素问玄机原病式·序》）所以，完素读《伤寒论》，口诵心维，手不释卷，但他决不死守经文，随波逐流，而是对《伤寒论》的各种传本和发挥详加分析，刻意求真。他说:“况仲景之书，复经晋王叔和撰次遗方，宋开宝中，节度使高继冲编集进上。虽二公操心用智，自出心意，广其法术，杂于旧说，亦有可取；其间或失仲景本意，未符古圣之经，愈令后人学之难也。”比如，他认为在当时有很大影响的朱肱的《活人书》也未尽仲景本意，仅相肖而已。“惟近世朱奉议多得其意，遂以本仲景之论，而兼诸书之说，编集作《活人书》二十卷……然而其间亦有未合圣人之意者。”所以，完素主张，读圣贤书，应“以意推之”，即按照先圣的治学思路去推求研究，才能解决新问题，探索新领域，而不是被经文约束，一事无成。完素正是本着这种求实精神去读仲景书的，因而从外感热病方面丰富了张仲景所创立的理论。
（3）“水善火恶”的自然观
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骂詈》中说：“夫水数一，道近而善；火数二，道远而恶”，“是知水善火恶”。河间“水善火恶”的自然观也许是其火热论的思想渊源。
“水数一”、“火数二”源于《尚书·洪范》“水曰一，火曰二……”。古人认为，水火是万物生成的起始，水生成在先，其次为火，所以说“水数一”，“火数二”。古人又把自然万物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立倾向，用水、火来概括。如在“常异”或“正邪”这一范畴中，完素把凡是符合常规，利于事物自身有序发展的过程称为“水”，而把违背常规、使事物自身的有序性遭到破坏的过程称为“火”。“水者，内清明而外不彰，器之方圆，物之气味，五臭五色，从而不违，静顺信平，润下而利万物，洗涤浊秽，以为清静”；“火者，外明烁而内烦浊，燔爄万物，为赤为热，为苦为焦，以从其己，燥乱参差，炎上而烈，害万物，熏燎鲜明，以为昏昧”。在“狂越”一症中，也有“夫外清而内浊，动乱参差，火之体也；静顺清朗，准则信平，水之体也”的论述。完素认为，火的征象是外部明亮而内部昏浊，动乱参差而没有规律；水的征象是安静柔顺，清澈明朗，稳定持平。这里的“水”、“火”，不应该理解为具体的物质，而应该看作是抽象为“善”、“恶”性质不同的两个过程。如果以此来认识人体，可认为，“水”代表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即健康状态；“火”代表邪气侵犯人体的过程，即疾病状态。完素“水善火恶”的观点，非常接近于“过程论”的思想。但他在解释疾病时，往往把这一带有哲学意义的“火”与六淫之“火”相提并论，认为凡是与正常生命活动相冲突的病态过程皆与“火”有关。由于火有“燥乱参差，炎上而烈，害万物”的特点，又不顺应机体固有的规律性，而“以从其己”，致使人体失去常态，而出现一系列以“火”为特征的疾病状态。这就是河间“水善火恶”自然观在医学理论上的反映。如上所述，他把医学上“火”的概念，除了可以作为一类疾病过程的抽象以外，还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之一，较之自然哲学中“火”的概念要窄得多。但无论其内涵抽象还是具体，通过他对火热为病的广泛性及火热病症特点的论述来看，完素在病机学上的唯火论是与其“水善火恶”的自然观一脉相承的。
（4）熔道、儒于一炉
中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医史上众多著名医家，读经诵诗，通史尊儒，有着扎实的传统文化素养，完素也不例外，他精于孔、老之学，视老子和孔子为道教和儒教之发端。他说：“老氏以精大道，专为道教；孔子以精常道，专为儒教。由是儒、道二门之教著矣。”并称赞儒、道二家之书，“比之三坟之经，则言象义理，昭然可据，而各得其一意也。”他认为：《易经》本于五行八卦，儒教恪守三纲五常，医教要在五运六气，虽然属于不同学术类别，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如果能够很好地把易、儒、医三者结合在一起，医学也就成了有根之木，势必枝繁叶茂。他的这种认识，是符合中医学术自身发展规律的。
完素偏爱道家之术，他在《素问玄机原病式》和其它著作中，曾多次引用《仙经》、《清静经》等道家著作中的形气理论以解释病机，特别是吸收了道家养生的合理成分，将其灵活地应用于医疗实践。完素虽然是具有道家思想的“处士'但他却断然批判了当时盛行的炼丹服石之风和以道之阴阳、《易》之阴阳及休养家之阴阳解释疾病的错误。他说：“休养家言形之阴阳，而非医家寒热之阴阳也。”可见完素既善于汲取多方面的精华，丰富自己的理论，又善于剔除糟粕，具有勇敢的批判精神。正因为如此，所以完素能自始至终站在金元医道的前沿阵地上。
《倡火热论的刘完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7）分类：早期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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