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宋 超四川报道
首都机场集团原总经理、董事长李培英“倒下”了，身后“麻烦”却未清。
7月2日成都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起返还财产纠纷案(以下简称此案)二审第一次开庭审理。
引起外界广泛关注的是6名二审被答辩人身份：首都机场集团公司、首都机场地产集团公司、金飞民航发展中心、海南融创投资有限公司、港航金控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
此案由四川绵阳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定：首都机场下属公司金飞民航经济发展中心(以下简称金飞中心)赔偿原告——四川愿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愿望置业有限公司和中国横向经济联合开发总公司一亿余元，首都机场及其关联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由于案件被告方对案件判定不服，后上诉至四川省高院。
此前的7月6日，山东省高院对李培英作出终审判决：对李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审判决还需时日，不过此案却将李培英案发背后的资产和债权等经济纠纷的处置问题揭示出了冰山之一角，亦从侧面看出国企对外投资之混乱。
案件缘起抵偿价值之争
此案源于三份三方协议。
2003年6月到7月间，原告中国横向经济联合开发总公司与被告金飞民航经济发展中心先后签订《CBD高级公寓“双建花园合作协议”》、《关于兰州南山环城过境公路合作协议》和《北京国际眼镜城二期工程合作协议》。
三份协议约定，投资方为金飞中心，并以投资额12%固定回报的方式作为投资的收益。截至当年10月，金飞中心先后向中横联支付资金5.2亿元。
资料显示，金飞中心为首都机场集团下属独具法人资格的子公司，其投资主体最初是民航总局后来是首都机场建设集团，是为参与2002年首都机场集团组建的公司之一。
2004年3月，时任金飞中心的总经理崔民权突然要求把所有的资金都收回来。“审计署开始审计金飞中心，当时他感觉自己要出事了。”原告一审的代理律师吴良广说。
崔民权考虑到当时资金短期收回难度很大，便提出要与原告三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青山商谈协商，实际上却是要求拿双建项目资产作为抵偿，吴透露。
崔当时提出安排一家中介机构对此项目进行评估，回收价格最终确定为5.18个亿。
在双方《债务清偿协议》签订后，经结算，原告中横联公司共计只欠金飞中心借款2000万元。
“不过8个月之后，原首都机场法规部严乐与崔民权找到我方，提出当时双方用于抵偿债务的双建花园项目不值5.2个亿，意在反悔。”清偿协议已签，刘青山则拒绝了这一要求。
被告金飞中心和首都机场集团一审共同辩称，双建公司股权及其项目当时总投资不足3亿元，刘青山涉嫌以违法方式作价5.18亿元，冲抵其套取的巨额国有资金并使国有企业蒙受损失至少2亿元。
作为双建项目的具体负责人，时任北京愿望置业公司总经理杨莉曾就对方悔意协议之举提出过自己的方案：既然对方认为双建项目不能解决债务纠纷，那就让双方的债权债务回到原始状态，容我们自行卖掉项目后再归还借款。
“二审对方律师提交的证据显示项目转让的价格是7.55亿元，新的受让方到民生银行[8.06 -2.54%]北京支行就项目申请贷款额度是10个亿，而之后该项目评估价为10.8个亿。”吴援引对方律师当庭出具的证据说，“他们的证据反而证明了双建项目和股权不足3亿元之辩。”
上亿救命稻草做最后一搏？
2004年11月3日，刘青山在海口得知崔民权被“双规”了，着急飞往北京却发现自己已经成了首都机场公安的通缉对象。
“我们的账都算清了，借的钱我都已经还了，为什么对我要采取这种非正常的手段？”刘青山告诉记者，他每跑路到一个地方，都会给李培英打电话。
“我考虑研究下，你不要着急，他们是在追赃，李培英每次都这样回应。”刘青山回忆。
一方面刘在跑路，另一方面，机场公安却在2004年11月15开始以刘涉嫌诈骗为由对原告的主要负责人采取扣押，并没收了相关公司企业的公章和财务账目。
形势至此，原告方不得不妥协。“国家审计署在查我，我的亏空比较大，其他项目都不挣钱，你的项目风险很小，又挣了钱，能不能把你的项目和资产转一部分给我。”李培英在首都机场集团一见到刘青山时提出要求。
而此时在四川绵阳，考虑到机场集团实力强大以后合作的机会还多，况且公司已经无力继续这样斗下去，杨莉表示，所以他们决定用临园宾馆的资产来结束一切。
2005年1月22日，随与金飞中心带来的律师团签订了《框架协议》、《补充协议》、《承诺函》等协议。
至此，刘忽然才发现“我可以自由活动了，公安也撤了”。
但控辩双方争议在于，此案当事人的系列行为是侵权行为还是合同行为。例如，原告方认为，框架协议等签订后，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就没来找过刘青山。“机场公安对取保候审也没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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