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仙观位于襄城县湛北乡仙翁山,是为了纪念道教的理论家、炼丹家和医学家葛洪而修筑的。南北走向的仙翁山,山名的来历缘于晋朝惠帝太安年间(即公元302—304年)、著名道士葛洪来这里隐炼修道,如今的葛仙观就坐落在山东麓的槐树林中,隐秘于幽深僻静山林中的葛仙观建筑简陋,面目早已今非昔比,这座不起眼的道观让人很难想像这里曾是道教的胜地。
葛洪生活的年代,正是道教蓬勃兴盛时期。道教宣扬的修身养性的思想学说深得帝王将相推崇,社会上对于炼丹服食、延年益寿的道术也非常热崇,当时葛洪的堂爷爷葛玄也热衷修炼并传播道家仙术,这一切,都让葛洪从小就对神仙导养之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葛洪成年后,决心拜师学道。葛洪先跟堂爷爷葛玄的徒弟郑隐学习了几年炼丹秘术,在掌握了炼丹的法术后,他又投拜时为南海太守的上党人鲍玄为师。鲍玄擅长占卜术,又精通民间医学。鲍玄不仅将自己的学问倾囊相授,还把女儿鲍姑许配给葛洪,鲍姑也懂一些医术和道术,她成了葛洪的得力助手。
葛洪拜数位高人为师后,更加觉得道教理论的博大精深和学识的无有穷尽,他立志归隐山林,著书立说、修道炼丹。他一生奉行安分守己的处世哲学,并把这种哲学同修道结合起来,称其为“真知足”。把“真知足”看成是通往神仙境地的阶梯,提出“隐逸得道高于达官显宦”的新价值观念。为了宣扬道教的真义,葛洪辞别师父,不远千里、跋山涉水,访遍江南知名的道观,拜师求教,寻书问义。
正当葛洪醉心于道教的研究和实践时,南方发生了叛乱。本想逃避政治的葛洪,因祖辈名望和自身影响,被朝廷紧急召拜为“将兵都尉”,葛洪无奈只得应召,率军讨伐叛军。平叛胜利后,葛洪被升迁为“伏波将军”。葛洪虽然得到了朝廷的封赏,但他却并没有心思做官,他随后辞官北上,带了几名徒弟前往西晋都城洛阳,想借此增加学识,增长阅历。
葛洪由于不闻政治,并不了解江北的形势。葛洪北上之时,西晋宗族内部相互残杀的“八王之乱”已处在白炽化的阶段。京城洛阳不但成为相互攻守的主战场,连京畿四周也不太平。葛洪等人走到襄城南部的浅山区时,知道北上的交通已被阻断,葛洪只得暂时安顿下来,以待时事的变化再定去留。当时葛洪和他的徒弟们来到这里,他们发现,这座山脉是南北走向,山上林木茂密、郁郁葱葱。葛洪带着众人爬到山巅眺望,西边是蜿蜒连绵的群山,向东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山下有官道,脚下是密林,山花烂漫、鸟语花香,正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于是,葛洪和众人在山腰处找到一块平地,搭建窝棚,暂时住了下来。
葛洪和众人在这里一住数月。葛洪通过勘察地脉,让徒弟们在窝棚外挖凿水井,井深不足两丈,便冒出了清洌甘甜的泉水。山坡上浅浅的土层下,埋藏着各色矿石,这也是炼丹的原料之一,葛洪又让众人砌筑炉灶,教授弟子们炼丹之术。
为扩大道教的影响,葛洪利用掌握的医术,在山上采制草药、炼制药丹、熬制药汤,为患病的穷人问诊送药,同时宣传一些朴素的道教思想和学说。患者经他诊治后,病情大有好转,于是对他宣扬的理论都深信不疑。后来,知道葛洪医病送药的患者越来越多,每天上山求诊的病人络绎不绝。由于山路崎岖难行,葛洪还让弟子开辟了一条山路,便于病人和山民行走。
以后的日子里,葛洪为名声所累,也曾征召赴命,曾任司徒椽、咨议参军、句漏县令,被封为关内侯。但他没有始终兴趣参与政治。后来他坚辞不仕,到广州罗浮山修道,终成名家。葛洪最终卒于罗浮山中,享年八十一岁。
在葛洪去世后的数百年间,诸侯割据、战乱频繁,道、儒、佛三教为了确立各自教派的主导地位而明争暗斗,三教的地位也随着各朝帝王的爱好,时而崇佛抑道,时而又崇道抑佛。唐代,朝廷一度实行崇道抑佛的政策。在这个时候,襄城百姓为祭祀道教仙人葛洪,在南部山中葛洪筑庵暂住的地方修筑了“葛仙观”,以纪念葛洪对于道教所作出的贡献。此后,人们就把这座南北走向的山脉叫做仙翁山。
随着世事的纷扰和风云的变幻,“葛仙观”屡建屡毁。直到明朝正统年间(1436年——1449年),外籍道士王守益率徒弟康志玄云游襄城,他们在仙翁山下,仰望仙翁山山势磅礴、灵气缭绕,并听襄城耆老宋弘道介绍了当年葛洪的故事和后来建庙的过程。这时的“葛仙观”已经坍塌,只有观前丹井还有迹可寻,宋弘道倾诉了百姓无处膜拜道家祖师的不便和渴望重修道观的心情。王守益和康志玄师徒被葛洪的精神和百姓的虔诚所感动,决定留在山中,为弘扬道教而重修道教门庭。
王守益、康志玄师徒在山下乡民的帮助下,披荆斩棘、不辞辛劳,建成老君殿三间,又重塑了道祖神像,以后,经邑人王志聪的帮助,又经过数十年的共同努力,终于建成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葛仙观”。据记载,全部修建完毕的“葛仙观”,依着山势,座西朝东,占地三十多亩。由山门、乐台、丹井亭、钟鼓楼和主体建筑老君殿组成。整个庙观结构严谨,布局合理,气势恢宏。对此,明代户部尚书、襄城人李敏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王守益、王志聪等人修建道观的功绩应于葛洪等同。他应邀写下了《重修仙翁观碑记》,这篇碑文,使得重修葛仙观的那些人和事得以流芳千古。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