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仙观位于襄城县湛北乡仙翁山，是为了纪念道教的理论家、炼丹家和医学家葛洪而修筑的。南北走向的仙翁山，山名的来历缘于晋朝惠帝太安年间（即公元302—304年）、著名道士葛洪来这里隐炼修道，如今的葛仙观就坐落在山东麓的槐树林中，隐秘于幽深僻静山林中的葛仙观建筑简陋，面目早已今非昔比，这座不起眼的道观让人很难想像这里曾是道教的胜地。
葛洪生活的年代，正是道教蓬勃兴盛时期。道教宣扬的修身养性的思想学说深得帝王将相推崇，社会上对于炼丹服食、延年益寿的道术也非常热崇，当时葛洪的堂爷爷葛玄也热衷修炼并传播道家仙术，这一切，都让葛洪从小就对神仙导养之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葛洪成年后，决心拜师学道。葛洪先跟堂爷爷葛玄的徒弟郑隐学习了几年炼丹秘术，在掌握了炼丹的法术后，他又投拜时为南海太守的上党人鲍玄为师。鲍玄擅长占卜术，又精通民间医学。鲍玄不仅将自己的学问倾囊相授，还把女儿鲍姑许配给葛洪，鲍姑也懂一些医术和道术，她成了葛洪的得力助手。
葛洪拜数位高人为师后，更加觉得道教理论的博大精深和学识的无有穷尽，他立志归隐山林，著书立说、修道炼丹。他一生奉行安分守己的处世哲学，并把这种哲学同修道结合起来，称其为“真知足”。把“真知足”看成是通往神仙境地的阶梯，提出“隐逸得道高于达官显宦”的新价值观念。为了宣扬道教的真义，葛洪辞别师父，不远千里、跋山涉水，访遍江南知名的道观，拜师求教，寻书问义。
正当葛洪醉心于道教的研究和实践时，南方发生了叛乱。本想逃避政治的葛洪，因祖辈名望和自身影响，被朝廷紧急召拜为“将兵都尉”，葛洪无奈只得应召，率军讨伐叛军。平叛胜利后，葛洪被升迁为“伏波将军”。葛洪虽然得到了朝廷的封赏，但他却并没有心思做官，他随后辞官北上，带了几名徒弟前往西晋都城洛阳，想借此增加学识，增长阅历。
葛洪由于不闻政治，并不了解江北的形势。葛洪北上之时，西晋宗族内部相互残杀的“八王之乱”已处在白炽化的阶段。京城洛阳不但成为相互攻守的主战场，连京畿四周也不太平。葛洪等人走到襄城南部的浅山区时，知道北上的交通已被阻断，葛洪只得暂时安顿下来，以待时事的变化再定去留。当时葛洪和他的徒弟们来到这里，他们发现，这座山脉是南北走向，山上林木茂密、郁郁葱葱。葛洪带着众人爬到山巅眺望，西边是蜿蜒连绵的群山，向东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山下有官道，脚下是密林，山花烂漫、鸟语花香，正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于是，葛洪和众人在山腰处找到一块平地，搭建窝棚，暂时住了下来。
葛洪和众人在这里一住数月。葛洪通过勘察地脉，让徒弟们在窝棚外挖凿水井，井深不足两丈，便冒出了清洌甘甜的泉水。山坡上浅浅的土层下，埋藏着各色矿石，这也是炼丹的原料之一，葛洪又让众人砌筑炉灶，教授弟子们炼丹之术。
为扩大道教的影响，葛洪利用掌握的医术，在山上采制草药、炼制药丹、熬制药汤，为患病的穷人问诊送药，同时宣传一些朴素的道教思想和学说。患者经他诊治后，病情大有好转，于是对他宣扬的理论都深信不疑。后来，知道葛洪医病送药的患者越来越多，每天上山求诊的病人络绎不绝。由于山路崎岖难行，葛洪还让弟子开辟了一条山路，便于病人和山民行走。
以后的日子里，葛洪为名声所累，也曾征召赴命，曾任司徒椽、咨议参军、句漏县令，被封为关内侯。但他没有始终兴趣参与政治。后来他坚辞不仕，到广州罗浮山修道，终成名家。葛洪最终卒于罗浮山中，享年八十一岁。
在葛洪去世后的数百年间，诸侯割据、战乱频繁，道、儒、佛三教为了确立各自教派的主导地位而明争暗斗，三教的地位也随着各朝帝王的爱好，时而崇佛抑道，时而又崇道抑佛。唐代，朝廷一度实行崇道抑佛的政策。在这个时候，襄城百姓为祭祀道教仙人葛洪，在南部山中葛洪筑庵暂住的地方修筑了“葛仙观”，以纪念葛洪对于道教所作出的贡献。此后，人们就把这座南北走向的山脉叫做仙翁山。
随着世事的纷扰和风云的变幻，“葛仙观”屡建屡毁。直到明朝正统年间（1436年——1449年），外籍道士王守益率徒弟康志玄云游襄城，他们在仙翁山下，仰望仙翁山山势磅礴、灵气缭绕，并听襄城耆老宋弘道介绍了当年葛洪的故事和后来建庙的过程。这时的“葛仙观”已经坍塌，只有观前丹井还有迹可寻，宋弘道倾诉了百姓无处膜拜道家祖师的不便和渴望重修道观的心情。王守益和康志玄师徒被葛洪的精神和百姓的虔诚所感动，决定留在山中，为弘扬道教而重修道教门庭。
王守益、康志玄师徒在山下乡民的帮助下，披荆斩棘、不辞辛劳，建成老君殿三间，又重塑了道祖神像，以后，经邑人王志聪的帮助，又经过数十年的共同努力，终于建成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葛仙观”。据记载，全部修建完毕的“葛仙观”，依着山势，座西朝东，占地三十多亩。由山门、乐台、丹井亭、钟鼓楼和主体建筑老君殿组成。整个庙观结构严谨，布局合理，气势恢宏。对此，明代户部尚书、襄城人李敏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王守益、王志聪等人修建道观的功绩应于葛洪等同。他应邀写下了《重修仙翁观碑记》，这篇碑文，使得重修葛仙观的那些人和事得以流芳千古。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