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夹河东，北桥口南边，有一家早茶店，名叫“六大组”。一字排开四间闼子门铺面内，各式早点的锅灶摊位，错落分布于店堂各处，彼此独立，互为依存。所卖早点并不稀奇，也就是麻团、油条、包子、饺面、烧饼之类寻常吃食。“六大组”声名远播，四乡八村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到“六大组”买早点，需在迎门的木制柜台买好筹子，再捏着暗黄油腻的筹子，到对应摊位换取早点。“六大组”每日人来人往，星期天尤为嘈杂。招呼声问候声不绝于耳，大部分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里乡亲。大灶上，蒸笼在“噗噗”冒着肉包子香气，屋顶的旺砖和椽子被熏得湿黑湿黑，天窗上雾蒙蒙一片。脚下的砖地沾着厚厚一层黑土，似乎都能冒出油来。黑乎乎的油锅内，翻滚着暄腾腾的麻团和油条。潮湿的空气，混合着多种早点的香气，钻入人的五脏六腑。仿佛这里的人，只需闻闻香味便可解馋饱腹。做肉包子的大妈妈温柔敦厚，像极了一枚包子。我甚至认为，正是闻多了店里的香味，她才那么白白胖胖。“六大组”不设置堂食，人们买了就走。小镇人没有排队的习惯，乱哄哄一片。彼时的乡里乡亲，不知怎的，一个个变成了乌眼鸡，甚至为了谁先谁后，不惜杠丧吵死。小孩子常被挤夹在中间，被箭簇似的胳膊团团包围，不得不使劲伸长细弱臂膀喊，轮到我了，轮到我了。但是，任凭怎么呼喊，不被理会，总得等那些强势霸道之人心满意足离开后才行，真是窘迫又委屈。那是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年代。物资奇缺，手头紧巴巴，肚里少油水。时间也是紧巴巴。着碳炉子要时间，洗衣做饭要时间，上班出工抢时间。在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围剿下，礼仪与秩序早被甩到了爪哇国。见到好吃的，抑或对自己有利的，人们习惯于争抢，早一刻到手早一刻安全，生怕落后吃亏。小时候，最害怕遭遇类似境况，但又不得不帮着家中分担事务，许多次硬着头皮迎难而上，受了欺负，忍气吞声。因此，对其时的生存环境至今痛恨。“六大组”的烧饼有两个价位。一种是一两粮票三分钱一个的，很有嚼劲，人称老烧饼。记得小时候，伤风感冒胃口不香了，外婆会买老烧饼回来，切成块，在铁锅里用菜油煸炒后，注入少许热水煮开，出锅时撒上一把青蒜花，令我趁热吃下。那个香呀，至今都能体味到。外婆说，烧饼这么做暖胃易消化。此外，家乡女人们坐月子也常常来碗煮烧饼。许是因了外婆的原因，我对煮烧饼情有独钟。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住集体宿舍。有一回生病了，室友问想吃啥，我说，煮烧饼。结果居然真的弄来一份，虽然不是外婆做的味儿，我却吃出了浓浓的友情。一生很长，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在那些一起走过的岁月里，我们相互帮衬过，彼此扶持过。因此，即便是天各一方了，好多事情都不会忘却，也不能忘却。
扬州有一种长方烧饼，口感与家乡老烧饼类似，也很适合煮着吃。如今生病了吃一碗煮烧饼，成了我的习惯。这习惯令人不解，人言煮烧饼实在不能算有什么滋补，烂乎乎的，也未见得多美味。何以如此执拗？我回说，这个不一样的。只要吃到煮烧饼，就能感受到外婆的不舍、外婆的嗔怪，甚至外婆关切的声音语调。所有这些，令我身心格外温暖、润籍，病也好得快啦。
还有一种吃法，是父亲教我们的。新蚕豆上市时，先将老烧饼咬一缺口，掰松内囊，塞入现炒的咸菜蚕豆子，像如今吃汉堡一样，张大嘴巴使劲咬，一咬一大口，满嘴烧饼咸菜蚕豆的混合香气。嚼食起来舌头裹动腮帮，泼泼辣辣，如风卷残云，很豪迈，很过瘾。再有就是一两粮票四分钱一个的，分葱油和插酥两种。人们扎堆等候的正是这两种。改革开放后，物质丰裕起来，古镇恢复了多年不做的传统品种“龙虎斗”。在葱油椒盐的基础上混合了剁成细泥的脂油渣，同时拌以白糖。这样馅料做成的烧饼叫着“龙虎斗”。一咸一甜喻为一龙一虎，“龙虎”相争，演绎出丰盈多姿的口感，深受食客喜爱。一炉烧饼出来，围拢的人散去一拨。片刻，那些等待下一炉的人身后，又围上来一圈。做烧饼的师傅有三人，长方形案板的顶头，面朝夹河大街立着的是位光头大伯，他右手边还有一位面南而立的师傅，他二人工作时，娴熟得基本不看手上的活计。手不停口不住，一边忙活一边高门大嗓东拉西扯，两双手翻来覆去摆布着各自面前的酵面，烧饼响子“嘀咯笃，嘀咯笃”滚过来又滚过去，发出一叠连串的脆响，如节奏欢快的打击乐。俄顷，烧饼坯子便排满了案板。光头大伯手握一把有些年头的软毛蘸子，在饼坯表面涂抹麦芽糖，他的搭档随即“唰唰唰”撒上芝麻。一切就绪后，就看立在炉子面前的大师傅老严了。在烧饼行当里，老严是特别的。他四十开外，容长脸，两鬓及脑后的头发短到能看见泛着青光的头皮，顶发稍长，规规矩矩梳成“三七”开。那发型像极民国教授们剪的“油头”，看起来文雅体面精神。他说话声音不高，言语间透着些许尊贵与威仪。如果不是戴着围裙，怎么都不会想到他是个打烧饼的，倒像是位教书先生。我自小帮家中跑腿买东西，心中一直惧怕一类人。他们粗鲁暴躁，特别在人多拥挤的地方，他们动辄疾言厉色，有理没理推推搡搡。譬如那个光头大伯，我无缘无故被他高声大气推搡过不止一次。每次都以求救的目光盯着老严，每每得到帮助。老严和风细雨，善待老幼，尽可能维持公平。许多年过去，每念及故乡的烧饼，必然会想到老严，他的音容至今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脑际。记忆里，老严的温和与教养，已经成为故乡烧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红红的碳火在炉底跳跃着。老严低头用长钳铲去炉内壁的面皮残渣，再拿一块湿布迅捷擦拭炉壁。一阵“嗤嗤”声响过后，老严果断扔掉湿布，右手拈起一只饼坯，双手左右倒腾两下，再一手合住饼坯，不慌不忙伸入炉膛，贴着炉壁从容一按，烧饼稳稳当当粘于壁上。他的手臂和半个脸，被炉火映得通红通红。我总也想不通，他为何不怕烫。莫非日子久了，炉火与老严成了朋友？老严贴饼的动作连续而富有韵律，一双手左右开弓，整个身体都在同一频率下韧性弹动，以至于那饼坯似乎成了活物，被调教得异常乖巧听话，指哪儿定哪儿，不作兴有一个掉链子的。服服帖帖，整齐有序站满炉壁。片刻，纷纷做起深呼吸，撑开鼓胀，脸蛋开始焦黄。随着“噼噼啪啪”芝麻的爆裂声，焦香由炉内溢出，等候的人群便躁动起来。整个早市，三人配合默契，无一刻消闲，直到早市散场，熄灭炉火。明日太阳升起时，一切又将重新开始。烧饼在故乡的早点中独树一帜，分外红火，这与古镇历史上经济的发达繁荣是分不开的。早年间，全长不逾四百米的夹河两岸，烧饼铺位共有八家之多。河东河西各有四家。由北向南，间隔有序，各有特长。最有名的要数宋乃武家。他家的铺子历史最久，祖传铺面较为齐整阔气。除烧饼外，还经营其他早茶项目。烧饼口感最好的时候，就是新鲜出炉的那一刻，这与故乡河湖里的“出水鲜”同理。在“宋记”吃烧饼，客人们可以在店堂雅座，一边雍雍雅雅品茶吃干丝，一边等待烧饼出炉。这样的待遇是别家没有的。最具特色的是陈怀子家。陈怀子盘香烧饼是陈怀子烧饼店的独门技艺，自陈怀子之后，技艺失传，盘香饼便成了一段令人追思的传说。根山家的王记烧饼店是我父亲最熟悉的。这家店开在河西北桥口程氏老字号“盈记·宝兴和”布庄对面，为古镇最繁华位置，是一间河房。用父亲的话说，脚一跨就到了。父亲小时候，常常先到布庄里，从柜台下搜罗掉落的铜钱，拿到对面去做烧饼。为何不叫买烧饼，而称做烧饼？原来那时候，除老烧饼而外，都得订做。也只有订做，烧饼口感才更好。譬如“龙虎斗”，若不订做是吃不到的。王根山见来了老主顾，俏皮地明知故问，今天吃什么？还要自己动手做是不是？ 根山很会做生意，只要有孩子上门，买个大的，送只小的，且别出心裁，小的由孩子自己动手做。这一招很是吸引人，尤其孩子们。在夹河口八家烧饼铺位中，王记烧饼店生意最红火，每天卖出两大缸，合约七、八十斤九里沟面粉。如今父亲忆起他小时候，在王记案板上学做烧饼的往事，仍然兴味盎然，笑得像孩子一样。从前有个酸秀才，上茶馆吃烧饼。吃着吃着，桌上掉了好多烧饼屑。秀才心想，这么好吃的烧饼，撒了多可惜。可是，既然掉在桌上了，我一个读书人如何吃得，岂不斯文扫地？得想个办法才好。他沉思片刻，掩口一笑——这个动作是有目的的。于是，一边念念有词，一边用食指在桌上左画右画，上画下画，画来画去，似乎在写字。写到兴头上，指头往嘴里一送，貌似蘸点唾沫，接着再写。旁人以为秀才在吟诗，并不介意。如此三五回，桌上的烧饼屑全进了他嘴里。秀才心满意足，站起身准备走。正待转身，一眼瞥见桌缝里还嵌着两粒芝麻。秀才一惊，怎么还有遗漏，这便如何是好？好歹得让它们乖乖进了肚子才罢了。突然，他情急生智，“啪”的一下猛拍桌面，同时大叫一声，好！四座皆惊。忙问，秀才先生这是干啥呢？秀才并不理会，若有所思，仿佛想出了一句绝妙好辞。自言自语道，有了。旋即口蘸唾沫，在桌上一挥而就，扬长而去。这个故事虽说有贬损读书人之嫌，恰好也反衬了故乡的烧饼。素不知，“咬一口，撒一手”正是检验烧饼做得好与不好，顶顶重要的标准呢。上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八家烧饼店，合而为一，归入“六大组”。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小镇开始出现新的个体工商户。这以后，小镇的个体经营摊点日渐增多，“六大组”的早点失去垄断优势。大约上世纪九十年代某一日，“六大组”宣告解体。那时，我已离开家乡。离乡几十年，外面的世界异彩纷呈，早点更是花样繁多。那些肉包子油条之类与家乡并无二致。唯独烧饼，吃来吃去，还是儿时最好。近年，不时写些关于故乡的文字，因有机会常回故里。一次，在夹河大街溜达，远远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不由自主地追了过去。果然，是刚刚出炉的烧饼，连忙买了品尝。甚好，是小时候的感觉。因问，可以订做吗？当然可以。做二十个。两口子随即忙活起来。那一次，我结识了桂年和她的爱人。我把烧饼带回家，给父亲送去几个，父亲老了，多年不回故乡。我知道，他一定想念家乡的烧饼。又给我的闺蜜和邻居分送几个。等到晚上，一一收到回信。他们惊讶地告诉我，想不到你家乡的烧饼这么好吃，把扬州的比下去了。我高兴极了，竟有些小小的自豪感。这以后，每次回老家，只要时间允许，我会住一宿，为的是第二天赶早去桂年店里做烧饼。最近一次走进桂年的烧饼店时，她正背对着我在炸鱼圆，上午十点不到，早市的烧饼已接近尾声。我走到她身后，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咦，今天怎么来啦？”她转头讶异道，右手并不闲着，一双长竹筷在油锅里不停搅动。很快，鱼圆熟了，她丢下筷子，拿起漏勺在锅内溜了个弯儿，鱼圆听话地钻进漏勺，她再悬空颠一颠，顺手倒进身旁的笸箩。“你尝尝，好吃呢。”我小心翼翼拈起一只：“嗯，不错。细腻，纯粹。”“你还不知道吧？常有回家探亲的人到我这儿来买了带走。不是说句大话，我做鱼圆，除了葱姜汁和勾芡用的芡粉，不掺和别的任何材料，实打实的纯鱼圆。”她一边说，一边做。只见她左手握起一把鱼泥，轻轻一挤，一只晶亮透白的鱼圆便从大拇指与食指的间隙腾地一下冒出，接着右手持瓢羮一刮，丢进油锅，跟变魔术似的。须臾，锅内的鱼圆便淡白芽黄，暄腾蓬松，晃晃荡荡挤成一片。我这才发现自己的疏忽，原来桂年除了做烧饼，还兼做各种丸子出售。这一次，我们聊得很多。桂年烧饼店开在夹河大街中段，小小一间门面，已有十来年。初开时，夹河大街共计两家，几年前另一家关停，只剩他们一家还在苦苦支撑。“生意不好做吗？”我问。“头几年还不错，那时撤镇为村没几年，老镇还热嘈着。这几年明显不行了，好多机构都撤了，人气越来越差。以前早市能做三十斤面，现在只能做十来斤，再这样下去就快支撑不住了。”桂年道出她的担心。我笑说：“你知道吗？扬州有个东关街，那里有家烧饼店，从早卖到晚只卖烧瓶，名气可大了。许多游客都爱光顾，就连扬州本地人，时不时都会专门赶去买几个。你做的烧饼比它还好呢。”桂年听了，一点不惊喜。只淡淡说：“烧饼做得再好，卖不出钱来，有什么用？”我明白，她这是在说她自己。便说：“假如你们也不做了，我们回家到哪里买烧饼去？没有了烧饼铺，古镇还成其为古镇吗？”话一出口，便感觉很不合适。桂年开店，是为了生计，她没有责任苦撑苦熬维持古镇唯一的烧饼。桂年告诉我，儿子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南京工作，谈了对象，已在省城买了房，只等完婚。儿子很懂事，又很努力，在大城市工作生活压力很大。做父母的，怎能不尽力帮助他？烧饼只能做早市，而且销量日渐下降。这不，我们想方设法扩大经营范围，兼做鱼圆肉圆虾圆等等，最近又学会了做水酵饼。很想离开老家，到南京或扬州去做烧饼。桂年顿了顿，然后说：“这样下去肯定不行，打算再过几年，下决心走出去，趁着还做得动，无论如何都要拼搏一下。”我很矛盾。凭她两口子的技艺，出去打拼，未尝不是好的出路。我当然希望桂年的日子越过越好。可是，烧饼还是那个烧饼，夹河街比之从前，已不知长出了几倍。时至今日，一座千年古镇，竟真的养不住一炉红红火火的烧饼了？ 由于疫情及种种原因，算起来已近三年未与桂年见面。不知这些日子，桂年和她的烧饼店可好？众所周知，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是省委、省政府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于古镇而言，也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衷心希望随着乡村振兴的次第推进，家乡古镇能够搭上这列在田野奔跑的快车，重塑失落的繁盛。如此，我的朋友桂年，以及许多与桂年境遇相近的家乡人，或可安居而乐业矣。丁杰 ，别名娴子，海陵港口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在省市级报刊发表散文随笔若干。曾获市级文艺奖及《稻河》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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