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沧州人对华北城工部的认识,还仅限于泊头。其实,它成立于1941年,先后五易其名、13次变更工作驻地。泊头是最后一个工作驻地,也是领导城市工作极大发展和工作成就最为卓越的时期。
经过3年努力,几上京津,多番寻找亲历者、知情人,为华北城工部丰富了肌理和血肉,让这段历史更清晰、更有温度、更有力量、有质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城工部旧址是一座“凹”字形的山西风格建筑
范凤池搜寻华北城工部历史历时3年多
城工部不仅仅属于泊头,泊头却见证了它的辉煌
在华北城工部门前广场上,从南至北,每间隔1米,排列着13块黑色条石。每块条石上,按时间顺序,依次注明城工部变更的工作驻地。走过这些黑色条石,仿佛穿越时光隧道,把人从1941年驻扎在阜平县易家庄的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一下子带到了1948年驻地泊头的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
“华北城工部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从1941年1月成立,到1948年12月撤销,先后五易其名,转移了13个驻地。城工部泊头旧址是城工部的最后一个驻地,也是唯一保存较完好的旧址。”
时光回溯到1948年,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驻扎在沧县韩郑庄、高庄子、沧县火车站的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完成历史使命。而此时天津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沧州距离天津太近,为华北局城工部重新选址,显得尤为重要。
经过考察,城工部部长刘仁决定选址泊头(当时称泊镇)。这里位于沧州市南40公里的津浦线上,大运河穿镇而过,水路交通方便,是连接华北、华东地区的重要通道。这里还是敌我两军的拉锯地带,便于开展地下工作。
黑色条石的尽头,是一座山西风格的青砖建筑。当初,它被城工部相中作为机关办公用房,很大原因在于建筑的隐密性。这是一处“凹”字形的深宅,外面两层窗户,里边实际是一层。大门一关,隐蔽森严。为了保密,对外挂“华北建设公司”的牌子。
“从1948年4月到12月,城工部在泊头虽然只有9个月,但在培训青年革命干部、护送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到西柏坡共商建国大计、领导平津地下斗争、为天津解放、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城工部最繁忙、最出色的时期,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范凤池说,采访时,说起泊头城工部的辉煌历史,亲历过的老人们都心驰神动,以此为豪。
城工部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会各界经常来参观
抢救他们的故事,就是抢救一段地下革命史诗
如今的城工部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曾经神秘的中共中央地下工作领导机关,随着时光的消退,也揭开了历史的面纱。译电员、报务员、交通站……以及他们曾经使用过的电台、密码本、报务机等,逐一呈现在参观者面前。
“我们采访的第一个人,叫王文平。几年前,他和妻子一起来参观时说,自己是在泊头城工部出生的。”站在王杰、杨桂芝夫妻的展牌下,范凤池说,寻访城工部的历史,就是从王杰、杨桂芝的儿子王文平开始的。
王杰是城工部工运、民运、学运、统战四个系统的统计负责人,杨桂芝是一名译电员。城工部迁到泊头时,杨桂芝已经怀孕。当时工作人员租住在城工部机关附近。在上店街路南有两处民宅,西边住着刘仁一家,东边住着王杰一家和冯东生一家。王文平就出生在这里。母亲晚年,拿出自己使用过的密码本,告诉了他这段尘封的历史,并叮嘱他:“有机会去泊头看一看,那里有我和你父亲革命的足迹。”
如今,杨桂芝使用过的密码本静静地躺在城工部的展室里。这个被老人秘密保存了一辈子的密码本,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可以公开面世了。
通过王文平,范凤池很快找到了城工部的很多亲历者,以及他们的后代。曾经并肩奋斗的战友们,怎么可能失去联系?译电员方亭、工作人员杨志英、李大伟、岳祥,还有刘仁的儿子刘建、佘涤清的儿子佘海宁、以及赵凡的女儿、于陆林的女儿……
“我叫孟运,就出生在城工部。城工部就在运河边,于是母亲给我起名孟运。”一见范凤池,70多岁的老奶奶就兴奋起来。抗美援朝时期,曾有一幅《我们热爱和平》的宣传画,画中那个手捧和平鸽的小女孩儿,就是城工部工作人员于陆林的女儿孟运。从小女孩儿到古稀老人,连城工部的孩子们都已垂垂老矣,更何况那些亲历的老人们?
每一次寻访,范凤池都感到自己在和时间赛跑。虽然城工部早在1948年12月就撤销了,但很多老人一生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即使对家人,也很少吐露当时的情形。而现在,这些老人最年轻的也已90岁,抢救他们的故事,就是抢救城工部的故事,抢救中国革命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自创蜂窝式培训法,北线民主人士奔赴解放区的中转站
远在沈阳的原城工部报务员王岚
通过女儿李军告诉记者,城工部自创的蜂窝式培训法,既适合地下工作的需要,又培养了大批青年革命干部,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积聚了大量人才。
历史上神秘的蜂窝式培训法,如今通过声光电的形式,在城工部展馆中得以再现:
上课没有教室,在大院子里,纵横拉着绳子,绳子上挂着白床单,把院子隔成了像棋盘一样的“包厢”。
学生们用毛巾裹得严严实实,被专门的人员领进“包厢”。一堂课下来,老师看不见学员,学员之间互相也看不见。
“当时的泊头有'华北小延安’之称,北平、天津的很多进步学生向往这里。他们冒着千难万险,穿过国统区,来到泊头。城工部设有学生室,专门接待从平津而来的大中学生,让他们接受短期训练,再根据具体情况,有条件的,派回平津继续工作;不能回去的,党员送往华北局党校学习,非党员送往华北联合大学。”范凤池介绍,城工部在泊头期间,向解放区培养输送青年学生1000多人。
这1000多名学生,因为不属于城工部工作人员,大多没有记载。
但是,杨荣、方堃却是一个例外。
1947年春,笼罩在白色恐怖气氛下的北平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学生们不惧国民党政府的机枪威胁,北大和清华的学生会决定在红楼大操场举行“民主操场命名典礼”。
我作为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与方堃一起,组织“大家唱歌咏队”的队员高唱象征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歌曲——《东方的暴君》,反抗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在共同的革命理想下,我与方堃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1948年的夏天,我和方堃被列入国民党反动政府大逮捕的黑名单。北京解放前夕,我们在党组织的引导下撤退到华北解放区,在党校学习政治理论知识。1948年9月10日,我与方堃在解放区正式结为夫妇。
他们是清华大学的进步学生,也是一对恋人。1948年8月,因为参加示威游行,二人被列入国民党大逮捕的黑名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们来到泊头城工部。
9月10日(恰好是如今的教师节),经党组织批准,二人结为夫妇。结婚时,党组织特意买来一块红布,用毛笔写上“结婚纪念”。两个人始终珍藏着这块红布。
如今,泊头城工部展馆里陈列着他们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年轻时结为革命伴侣的他们,一张是老年时一起展示结婚红布的他们。
岁月流逝,青春不再,红布也已褪去了色彩,但两个人的笑容还是一样的纯净无邪,仿佛在告诉人们,
红布背后的革命理想永远不会褪色。
当时结婚是需要申请的,解放区的同志们为我们办理了结婚手续,党组织还特意买来一块红布,用毛笔写上“结婚纪念”,参加婚礼的同志们纷纷签名留念。
虽然这块红布的颜色早已不如当时鲜艳,但是它所承载的党组织和同志们的祝福是不会褪色的,其背后的革命理想与爱国热情是不会褪色的。
杨荣 1924年,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封建家庭,年少时亲眼目睹了封建家庭对女性的歧视,尤其是家中姑姑和婶母年轻守寡的凄惨生活,于是,努力读书、改变命运的独立意志开始在她稚嫩的心中萌芽。
城工部还承担着输送进步民主人士到解放区的重任。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其中一条就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协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不久,中央邀请一批著名民主人士到西柏坡,准备召开新的政协会议。
在周恩来的缜密谋划下,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路线有两条:一条为南线,香港和途经香港的民主人士走海路到东北解放区;一条是北线,平津和途经平津的民主人士走陆路到华北解放区。北线护送由华北城工部负责,民主人士从北平或天津出发,经城工部设在沧州机务段内的交通站,送到泊头城工部,转送石家庄,再送至西柏坡、李家庄。泊头城工部成为北线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最前哨和转运站。吴晗、张申府、刘清扬、周建人、符定一、楚图南、田汉、焦菊隐等,都由城工部安排,绕过国民党的重重关卡,陪同的交通员灵活应变,巧妙周旋,多次化险为夷,将民主人士安全送达西柏坡,没有出现过一次失误。
周恩来听取刘仁汇报后说:“你把大家留下了,不给蒋介石,难怪有人说你名叫'留人’(刘仁谐音)呀!”
织就华北地下情报网,为解放平津作出卓越贡献
在部长刘仁的领导下,城工部在平津织就了一张规模庞大的地下情报网,无论是在国民党的军政要害部门、学校、厂矿、报社,还是街头、店铺、抑或胡同口、四合院,几乎都有地下党的情报员。通过秘密交通站,城工部与平津地下党联系,传送情报和信件、护送来往人员等。
向党中央提供国统区报纸,是各交通站的一项特殊任务。城工部将报纸汇总后,送给党中央负责同志,有利于党中央掌握全国战局、敌人动态、了解社会各阶层的情况。
1948年10月,《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地下党员刘时平,获取了傅作义欲偷袭西柏坡的情报,他通过北平地下党组织,迅速将情报传到城工部,再报告给党中央。党中央及时进行军事部署,并通过新华社公开揭露了这一阴谋。
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平津战役如弓在弦。城工部指示平津地下党,摸清国民党防御体系的具体内容,并尽快绘制成地图。
天津地下党员麦璇琨多方搜集,实地验查,绘制成《天津城防图》,交给大众照相馆经理、地下党员康俊山。康俊山将图纸经化学处理后,裱糊在一张农村夫妇12寸大照片后面。地下交通员赵岩去泊头途中遭遇劫匪,所带物品被洗劫一空,却机智地说动劫匪,带走了这张照片。1948年10月,他将照片送到城工部。
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仅用29个小时,就全境解放了被国民党视为固若金汤的天津城。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在总结经验时强调,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地下党的同志,供给了详尽的天津敌情资料,连每一座碉堡的位置、形状、守备兵力都有具体的交待,为部署天津战役,作出重要贡献。
天津解放后,北平面临大兵压境之势。在刘仁的直接领导下,北平地下党对傅作义展开了工作。他们联系了傅作义身边的人,如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联络处长李腾九、老师刘厚同、傅作义女儿傅冬菊等。他们随时了解傅作义的动态,及时向地下党汇报,再由地下电台向城工部发电报,最终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
1948年12月,华北城工部从泊头出发,兵分两路,一路由刘仁带队,奔赴长辛店,准备参加接管北平的工作;一路由杨英带队,到达胜芳,准备参加接管天津的工作。此后,工作人员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华北城工部完成了历史使命。
时光流转,73年后。
初秋的雨后,走进幽深静谧的泊头城工部旧址,雨滴顺着瓦檐滴落在地面的青砖上。导游员边介绍情况,边提醒:“小心苔藓,路滑。”
身处这座古朴的红色建筑,让人产生深沉的历史感。一次次驻足在展牌前,看着黑白照片上那一张张年轻的脸,还有那报务机、电台、密码本、那送给房东的毛衣、那写来的信件、附赠的照片……
站在李雪和方亭的照片前,几度猜想:这些绝密级别的情报,哪些是经验丰富的李雪传递的,哪些又是年轻的方亭发出的?
李雪,男,英俊帅气,公开身份是电料厂老板,谁能相信,这个每天开着大摩托招摇过市的年轻人,会是北平地下电台负责人?
方亭,女,城工部北平地下电台译电员。老年的方亭,在接受范凤池采访时,还能写一手娟秀的钢笔字。她把自己在城工部工作时的照片赠送给范凤池。照片上的她,19岁,留着学生头,前侧头发用一个白色卡子卡在一侧,穿着深色的半高领毛衣,浅色的领子翻出来,衬托着那张年轻、纯净的脸。
城工部外,运河水静静流淌,老百姓逛街散步,喜乐安然。当年,梳着两条大辫子的于陆林在城工部生下女儿,并给她取名孟运的时候,期待的就是这样吧:我们愿意付出热血和生命,只是希望未来山河无恙、岁月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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