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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的征程—红五军团纪实之41

第四十章 无奈的“转移”

1934年8月1日早七时,中革军委在瑞金沙洲坝的大埔桥红场,隆重举行纪念“八一”阅兵典礼。相较1933年第一次纪念“八一”的阅兵规模和热烈气氛,明显寂寥冷落了许多。相较于上次参加阅兵的成建制英雄部(团)队,此次却只有军委直属队、各红军学校、新编师、补充团、独立团以及临时编成的红九团等。
阅兵分列式刚进行到一半时,突然便传来敌机空袭的警报声!阅兵总指挥只好下令检阅部队的行进要加快,通过检阅台后迅速疏散到指定的防空地域隐蔽。没一会儿,五架敌机飞临上空,随即便开始狂轰滥炸。敌机前后两次轰炸,共造成三十余名与会代表以及群众被炸死炸伤,连中央礼堂的门楼都被炸穿了一个洞。

瑞金中共中央政府大礼堂。(图片取自网络)

其时,由于反围剿战争形势的日益恶化,中央(闽赣)苏区的地盘不仅越来越小,而且经济发展十分困难——苏区几乎已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不仅部队发生“拖枪反水”等叛逃事件,边缘地区的老百姓也时不时逃往白区!因此,苏区中央局亟需通过纪念“八一”进行政治宣传,以提振部队的士气及老百姓的信心。为搞好此次活动,还事先做了精心动员,如发动瑞金的红军家属给博古写信等。
当天晚上,中革军委在瑞金中央苏区大会场举行第二次红星奖章颁发大会,通令嘉奖第五次战役中,表现英勇坚决而有特殊战绩的指战员分别授予第二、三等红星奖章:其中红一军团二十五人,红三军团二十三人,红五军团二十二人,红七军团六人,总共为七十五人。被授予二等奖章的,为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红七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红五军团第三十九团(前)政治委员易荡平等八人;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的,为红三十七团团长云仲连等六十七人。
……
大概正是受到获得二等红星奖章的鼓舞,乐少华固执地非要打福州不可,而且要一展身手亲自指挥——依照乐少华自己的回忆,“寻淮洲同志自未渡河前跌伤手腕后,至此时才开始负责(先时由粟裕暂代),……。”(注5)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乐少华所言的“此时(才开始负责)”,指的是桃源(降虎)战斗之后。可寻淮洲跌伤的是手腕,按常理讲,应该不至于影响指挥作战,所以那只不过是乐少华的托词而已。打福州碰了钉子后,乐少华不得不下令撤出战斗,重新踏上北上的路途。乐少华毕竟在军事上的“半吊子”,缺乏军事常识的弱点,很快就暴露无遗。
乐少华指挥红七军团(红十九师)撤离后,向东北仅走到距离福州不到四十华里处的桃源,就命令部队停下宿营。桃源是连江县贵安村的一个小山庄,村东侧不远处就是敖江桥,过了桥沿江向东走个十里八里的,即可到达潘渡镇——那儿是游击区。如果红七军团前进到那儿宿营,只消在桥头放一个排哨警戒,便可高枕无忧。可乐少华偏偏要在桃源一带宿营,他后来给出的理由是:“因那时部队很久没有得到很好休息,加上一、二百名伤病员,部队是较疲劳的。”(注6)结果遭到敌军袭击后,又瞎指挥一通——最终“此战,毙伤敌194人,缴获一批武器,但红军损失巨大,伤亡了五六百人。”(注7)
……
可中央苏区这边的态势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越来越严峻——大概是考虑到要转移,故高虎脑战斗之后,中革军委于10日电示彭德怀,红三、五军团的任务仍以防御及反突击阻止敌军南下,但不必进入决战,以免损耗红军的兵力。利用国民党军尚未发动进攻的空挡,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再次统计经补充后红军各部队的实力:
“红一军团,直属队2682人,一师5244人,二师4902人,十五师5010人,补充团1975人,共计19813人;红三军团,直属队3006人,四师5152人,五师5058人,六师5243人,共计18459人;红五军团,直属队2295人,十三师5491人,三十四师4272人,共计12058人;红九军团5536人;红二十二师5421人;红二十三师5581人;红二十四师5115人;红二十一师4358人;红军学校3615人。总计80228人(原数如此)。”(注8)
可叹的是,时至今日,中革军委做出的改变已为时过晚,可供红军回旋的时间及余地(纵深)十分有限。13日,当国民党北路第三路军开始向红军香炉寨阵地发起攻击时,守卫在此处的红三十四师所部只能被动撤退至万年亭地区。14日,国民党第三路军集中三个师,开始向红军的万年亭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以第六十七师担任主攻——从中路发动攻势,第八十八、七十九师由左右两侧助攻。
对于国民党军可能发起的进攻,彭德怀等早有判断:敌14日有继续向刘桂峰、万年亭、保护山、蜡烛形阵地攻击之可能。因此13日晚下令,各部于翌日四时前进入各自阵地。其时红五师守在沙洲、龙坑、隆兴庵之线,其中一个团位于瑶下左近——以一部扼守万年亭两侧支点;红四师配置在庄下、毛谢、官坊之线,以两个营扼守保护山及蜡烛形的支撑点;红三十四师防守刘桂峰、雨打壁支点。此时,中革军委考虑到西方军(陈毅部)兵力过于薄弱,决定红六师(原兴国师)调过去支援。
……
打开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驿前镇南面约六十华里处就是石城,而石城的背后就是其时的红都瑞金。相对而言,石城地区河谷较宽阔,阡陌四通八达,并不合适防守。由此可见,赤水(驿前)地区将是瑞金北面最后一个关键防御险地,如果丢失,红军将彻底失去战略防御的主动权。因此万年亭战斗之后,中革军委要求在驿前至万年亭一线构筑三道防线,以抵抗国民党军下一步的进攻。
为了加强驿前、万年亭一线的防御力量,中革军委又将红五军团第十三师调来替换红三十四师。红三十四师则调至头陂地域,负责监视和钳制那一带的敌军。彭德怀、杨尚昆做出的具体部署是:红四师第十团坚守蜡烛形阵地及其左右支点,红十二团坚守宝峰山阵地及300高地以右,红十一团集结于下庄左近为突击部队;红五师之第十三团防守300高地至万年亭大道以左,红十四团坚守万年亭至龙坑西北支点大岭格,红十五团集结于沙洲附近为突击队;红十三师第三十九团坚守铁掉山以北至刘桂峰以东阵地,红三十八团坚守刘桂峰阵地,红三十七团集结于铁掉山附近为突击队。
……

图片截自网上

8月28日拂晓,国民党第三路军七个师,开始向红军驿前至万年亭一线阵地发起全线攻击。红军战士同敌人展开激战,特别是在蜡烛形、宝峰山的战斗,红十团三营在营长张震的指挥下,用手榴弹、刺刀杀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血战到下午时分,由于防守保护(宝峰)山的红军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红十二团被迫撤出战斗。由于保护(宝峰)山位于蜡烛形阵地的左侧后,红十团遂奉命转移至第二道防御阵。
敌军占领保护(宝峰)山及蜡烛形阵地后,红军的万年亭阵地顿时陷于孤立。敌右翼队樊崧甫的第七十九师即向万年亭阵地实施猛攻,敌黄维第十一师则向万年亭的侧后迂回包抄。彭德怀鉴于防守万年亭的红十三、红十四团,有被敌军分割包围的危险,只好下令部队撤向第二道防线。可退到第二道防线的红军还未站稳脚跟,敌军就紧追而来!随即红军第二道防御地带亦被敌人占领,红三军团被迫撤至驿前及其北端第三道防御地带,这才与敌形成对峙。
同一时间,防守驿前附支点红五军团(红十三师),亦遭到优势强敌的进攻。由于之前西华山、平公寨阵地已由红五师接防,故红十三师在刘桂峰、刘桂寨仅留一营,南脑附近留一营负责扼止黄土门、刘家坑之敌——保障左侧。其余两团又一营全部集结长安北端高地,准备向进攻南岭、杨梅塅之敌实行短促侧击。可敌军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集中第六十七、第七十九、第十四师和第6师第18旅等部,向红十三师南脑至中罗、瑶坊之线阵地发起攻击。红军顽强抗击,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冲锋,但终因缺乏重火力,遂于晚上撤出战斗,经赖家地、雷公坑、马泥坑、中罗,转移到瑶坊地区。
……
驿前战斗前后共进行三天,是抚州境内的广昌以南地区最后一仗,红军参战部队再次遭受很大伤亡——据不完全统计,仅红三军团(不包括红六师)和红十五师,就伤亡干部战士约两千四百余人。再次证明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单纯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的战术,不仅不能阻止敌军的推进,反而使红军的伤亡更大。
与此同时,苏区西侧的兴国防御战也遭到失败:陈毅、袁国平指挥不足五个团的兵力,与五个师的敌军相抗衡。经过十余次拉锯战,部队伤亡两千余人,被迫退守万安、老营盘一线。28日,敌军继续向老营盘一带发起进攻,战斗中陈毅负重伤。不久老营盘失守,好在敌军没有继续向前(南)推进。至此,北线敌军从东至西,其防线大致拉成一条直线,而南线粤军也蠢蠢欲动,摆出一副向北推进的架势。
在此期间,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开始对中央红军的“西征”进行实质性准备:8月25日及26日,分别下达成立红八军团及红色革命教导师的命令,并要求中央组织局级各地苏维埃在9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29日,洛甫(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暗示,主力红军可能退出中央苏区,转移到外线作战。
……
温坊(今称文坊),是福建连城县新泉镇下辖的一个不大的村落,坐落在连城以南的白衣洋岭山麓,一条南北走向的狭窄谷之中,东西两侧山峦叠嶂,地势险峻。由于温坊恰好位于朋口通往长汀的要冲,所以是国民党东路第四纵队西进汀州的必经之地。30日,国民党东路军四个师占据朋口、莒溪、壁州、洋坊尾一带后,随即决定以第三十六师守备连城、朋口封锁线,集中第三、第九及第八十三师主力经温坊、河田向汀州推进。大概因之前经侦察这一带没有红军大部队,故敌第四纵队总指挥李延年决定由朋口向西攻击前进,占据文坊后修筑堡垒封锁线,然后掩护大部队攻击汀州。
8月31日白天,李延年以第三师第八旅两个团为先头,离开朋口向温坊一带进发。从朋口至温坊约有二十几华里的山路,中间虽有一条小河但可徒涉,不影响部队的行进与作战。下午十三时许,敌第八旅两个团占领温坊村及洋坊尾附近的村落,随后该师又派出一个团进至温坊以北的曹坊至洋贝间。李延年的计划是,在这一带修筑完堡垒封锁线后,其主力由此出发向汀州推进。为防止遭到红军的突袭,敌第八旅旅长许永相派出一支斥候小队,前伸并占据温坊西侧松毛岭的一个制高点。
……
晚二十一时,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下山,向温坊之敌发起全面攻击!战至第二日拂晓,除少数残敌固守洋背附近堡垒及温坊南侧的八角楼外,大部分敌军已被消灭。敌旅长许永相见势不妙,立刻开始向朋口方向逃离。由于红二团所部没有穿插到位,按计划切断敌军之退路,致使一个营的敌军脱逃。战后,红二团团长李苗保及团政委刘发科,受到军团部撤职的严厉处分!
凌晨时分,朱德接到红一军团的捷报后并未大喜过望,而是立即回电告诫:“天明后敌机'有向我现在阵地及中屋村东西大道轰炸的可能’,'我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现在地域过于突出,目标亦大’,规定各部队营分别转移附近山地隐蔽。料定李纵队不会甘心失败,还会再派部队向温坊反扑,于晨八时再次致电红一、九军团,指示他们准备遭遇和消灭朋口李延年三师来援部队。”(注11)
……
上午九时许,敌先头第五十团刚抵达温坊左近,即遭到红军沉重打击:红九军团首先迂回包抄该团侧后;红一师截断温坊与洋坊尾之间的联系,阻击其主力部队的增援;红二师与红二十四师分别从八前亭和马古头两个方向,向敌前卫第五十团实施夹击——随即两军便在温坊以东及其东北地区展开激战!战斗密集展开。战至下午十六时左右,随着马古头岭敌最后阵地被红军攻占,第二次温坊战斗遂告结束——红军一举歼灭敌先头团大半,并击溃另外两个团,敌李延年部不得不咽下失败的苦果。

据说,此为五次反围剿期间的红军照片。(取自网络)

这两次温坊战斗,红军攻毙伤敌两千余人,俘虏敌军两千四百余人,红军自身仅伤亡七百余人——只是原红二团团长李苗保牺牲。按照红一军团报告战果时的说法:“苦战一年,此役颇可补充。”据不完全统计,共缴获各种枪弹四十四万余发,迫击炮六门及炮弹三百四十一发,手榴弹三千余枚。另有骡马五十余匹,西药十一担,以及各种通讯器材等。但简单说来,与第四次反“围剿”时东、黄陂战役的胜利相比,无论歼敌人数还是缴获都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对于其时的严峻局面,并无大的帮助。
……
时至是年的9月中下旬,国民党军北路及东路近五十个师,一步步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而被动防御的红军只能节节败退。此时,虽然国民党东路军放缓了进攻的步伐,但北路与南路则继续向苏区推进。10月4日,在庐山牯岭召开的消灭中央(闽赣)苏区会议结束后,志满意得的蒋介石志认为大局已定,遂率领其智囊杨永泰等一干幕僚,下山前往武汉视察。当日,敌第四及八十八师攻占石城;11日,北路第六陆军薛岳部进占兴国。根据地仅剩下瑞金、宁都、会昌、雩都等一小块儿地域,而国民党围剿大军已拟定于14日向瑞金、宁都发动最后的攻势,整个苏区都已危在旦夕!
可这时的博古洛夫,依然没有确定何时、向何处突围!
博古之所以举棋不定,主要是派出的先遣部队均遇到困难,并没有起到博古等预想的作用。红七军团还好,虽然部队已减员约百分之五十,但还算顺利。但负责探路的红六军团则遇到很大困难,在国民党军大部队围追堵截下,连续遭遇挫折。这使得原本打算向西突围的博古倍感煎熬,难以下定最后的决心。可就在此时,一个胡子拉碴、骨瘦如柴叫花子,带着绝密情报越过层层封锁来到苏区!这位化装成叫花子名叫项与年的,是福建连城人,系1925加入中共的老党员。
那么,项与年是如何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穿越国民党军严密的层层封锁线来到苏区的?他带来的情报有多大价值呢?情报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要从时任国民党江西赣北第四区(德安)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说起。

1934年时的莫雄。(图片取自网络)

莫雄,广东英德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及北伐战争,历任连、营、团、旅、保安司令、师长等职,在国民党中有“莫大哥”之称。莫雄本与老蒋熟,但在蒋介石与许崇智争斗中,其所辖粤军第十一师被缴械。之后跟随张发奎反蒋失败,退职蛰居上海。1930年底,莫雄搭上时任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谋得一个挂名领薪财政部视察的闲职。
在上海期间,莫雄通过原粤军第十一师旧部刘哑佛的介绍,与项与年、严希纯等中共地下党员相识,并与杰出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及李克农等建立了联系。通过与周恩来等人的接触,莫雄逐渐认同共产主义理念并主动提出加入中共——据王俊彦所著《李克农:保卫长征顺利进行功不可没》一文记叙,李克农请严希纯转达党的意见:“组织上认为莫先生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共产党为宜。……。你虽然不是党员,但党需要你做的事,而又是你力所能及的,就请你帮忙解决,你认为对党有利的事情,你就尽力去做。如果你能做到这两件事,我们便十分满意。”
……
此次庐山牯岭军事会议刚一结束,莫雄立刻赶回德安司令部,连晚饭都没顾得吃,就召集刘哑佛、项与年等地下党员商议对策。冒着泄密杀头的危险,将编有号码、须军事主官签字才能领取、重达三四斤的一整套绝密计划,毫无保留地全部交出——并要中共地下党员们尽快设法告知苏区!卢志英、刘哑佛和项与年“他们看见我这样,都喜出望外,齐说:'大哥如此做法,我们真是感激不尽’!”(注12)
……
莫雄与项与年等冒死送来的情报,促使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立刻开始实施转移计划。10月10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发出《关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目前我们正处在紧急的转变关头”,“在战斗上,正由苏区转到长途行军,与作战的白区”,“首先出击南面敌人,突破敌人封锁”;(注13)至此,意味着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的主力,即将踏上向西转移的征程。
注释
注1:见《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江西人民出版社,第3755、3756页。
注2、3:见《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江西人民出版社,第3756页。
注4:见吴天雨《归化之役的历史贡献》一文,“第四部分 历史回眸 -中央苏区-中国明溪在线”。网址:http://www.zgmxzx.com/2017-08/30/content_50752.htm
注5: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0页。
注6: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88页。
注7: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473页。
注8:见王健英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记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971、972页。
注9: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455页。
注10:见陈伯钧著《陈伯钧日记·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11,第140页。
注11:见《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第391页。
注12:见《广东文史资料 08辑》,第18页。
注13:见王健英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记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9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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