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 黄卓
文化隔离是比较文化学的重要原理之一。远古时代,由于交通工具的不便,高山、大海、荒漠构成了各民族间的天然屏障,使文化在产生过程中具备了首要的“隔离机制”。所谓文化隔离机制是指造成并维护民族文化成为独立的定型的文化形态的机制。民族文化的最初形成,没有文化隔离是不可能的,不同的民族文化的彼此无限度的交流,会使民族文化系统湮没于不停顿的文化分化与重新组合之中,因而无法在特定的环境中凝聚、积沉而不被瓦解,最后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系统。文化隔离的方式有多种,包括地理环境隔离、社会隔离(人种、语言、社会结构、战争等)和心理隔离(民俗、原始概念、思维方式等)。对于文化形成期来说,最重要的是地理环境的隔离。天然地理屏障使各大文化系统之间缺少交流,只能在各自内部环境中自我调节、独立发展,形成不同于他者的特征。因此,地理环境分析是破译文化“密码”码、解开文化差异之谜的关键所在。
中国文化诞生于东亚大陆,这里东濒茫茫沧海,西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世界上最险峻的青藏高原。这种一面临海,其他三面陆路交通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造成了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中国古代文化系统从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中获得了比较完备的隔离机制,这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最初繁衍生息在黄河流域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平坦的地势,温暖的气候,充沛的水源,茂密的丛林适宜发展农业。而东部濒临太平洋,没有较近的海上邻国,西北和西南又为沙漠和高原所阻,因此无论海上通商或陆路贸易都是非常困难的。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人只能以农耕为主,农业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农耕文明以治理水源为生存前提,在此基础上形成专制、一统的制度特征和抑制个性、推崇集体意识乃至个别权威的心里特征。
中华农耕文明源于黄河流域,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人们对水源的占有和控制是维持生存的关键,治理水源、兴建大规模的水利灌溉系统就成为农耕民族生存的首要前提。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黄河流域周期性的洪水泛滥,需要动员人们全力以赴去降服水灾,兴修水利;二是在黄河流域从事农业的人们需要经济巧妙地把水利用于生产,有效地灌溉土地,必须对水利设施加以集中控制管理。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个体无法兴办水利工程,无法分配水利资源,需要组织起来依靠大规模的集体协作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需要有集合单个盲目意志的统一意志。也就是说,人们为了生存需要统一每个人的意志,服从统一的领导。因此,集体意识得到根深蒂固的加强。伴随对水源的治理和分配,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笫一个专制王朝,夏王朝。
专制王朝的产生虽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进步,但专制王朝也对人民的个性与自我意识进行了限制,从此作为个体而独立存在的中国人已经缺少价值,难以得到尊重。世袭制造成了君主家天下的局面。专制王权的管理职能通过各级官僚来行使,造成了人际关系的身份制,使不受尊重个体的中国人把自己的全部理性都倾注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伦理原则上。群体协作过程中产生的集体意识在身份制的引导下,变成单方向的服从义务,并通过伦理原则将其固定下来。另一方面,在集体协作中产生的指挥者成了专制君主,此后由于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对专制集权政治的强化,以及中原地区始终处于周边游牧民族侵扰的威胁之下,必须有效地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加以抵御,使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其强大的生命力使其延续数千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组织资源的历史遗产。中国式农耕文化的雏形就是这样开始萌芽的。
农耕文明靠天吃饭,较多地依赖自然、顺应自然,因此在心理结构方面信奉“天人感应”的原则,求善的要求高于求真。
在广漠无垠的平原上,劳苦的中国农民受制于气候,依靠老天爷赐给阳光和雨水,被动地适应自然多于对自然的抗争,这一切造成了中国人对上天的恐惧和崇拜。由于王权在社会生活中有着决定的意义,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将神权与王权相结合,认为君王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因此称君王为“天子”。君权与神权的结合进一步加强了专制王权的权威性,而对祖先的崇拜则构成了宗法制度的心理基础,一旦将宗法制度与王权相结合,君、神、父三位一体的统治结构便告形成。这种强大的专制王权,终于没有形成后来基督教世界的那种神权与王权分离、两权并立、相互制约,有时超越王权的局面。
神权与君权的结合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它进一步要求人们将个人的权利转嫁出去,进一步压抑个性和自我意识。对上天、对祖先及大自然的依赖与被动的适应,要求人们调解自我行为,主要是以善行感动上天,求它赐给风调雨顺,使得人们放弃了对自然界探索的兴趣,而将聪明与才智集中于研究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如何适应、保持与发展这种人际关系上,造成了自然科学只占比较低下地位的状态
农耕文明生活虽然艰苦,农业生产却有稳定的保证,造成了求稳、求静的心理趋向。
农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必须春种秋收、锄禾日中,汗洒沃土。同时还必须在旱、涝、虫、霜等自然灾害的侵袭下辛勤地耕作,而农业的收获却不能为人类提供丰富多彩、营养充裕的食物。劳苦的生活使中国人具有与西方民族截然相反的心里特征——坚韧的忍耐力。中国人的心理能量很强,他们总是能够把痛苦内化,通过一系列的理智与感情的冲突,达到物与我的重新和谐与统一,迫使自己去适应各种艰难的客观环境。农业的生产方式同时还为人们提供了稳定的生活条件,黄河中下游地区地势平坦,气候协调,人们可以比较稳定地以农业为主,只要风调雨顺,适时耕作,就可有稳定的收获。它使人们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人们通过耕作获得生活的第一要素---食物,通过家庭手工业获得御寒遮体的简单衣物和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工具。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下,人们无须或很少进行商品生产或交换,“鸡犬之声相闻,民至 老死不相往来”,《老子》中的这段生动地描绘了自然经济下人与人之间的隔绝状态,除了治理水源和抵御外族入侵的需要,人们很少有相互交往的必要。稳定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中国人心理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静”。中国社会是一种静态的稳定的社会,中国人无须过多地与自然抗争,只要使自己适应自然就可以得到生存,而任何破坏现状的“动”,都只能给人们带来灾难。在中国语言中“动”、“乱”一直沿用至今,因为农业生产方式本身就具有“静”的性质,“动”并不能改变这种性质,也不可能给农业生产方式注入任何新的因素,其结果必然就是“乱”。长期的“静”的结果,使中国人具有顽强的“坚忍性”,人们渴望安定的生活,能使中国人获得安定的人肯定会深得民心。同时,人们把各种各样的灾害都视为“动”的结果,将全部中国历史解释为“乱”与“治”的交替。文化大革命,被习惯地称为“十年动乱”,文革后的大好形势也被称为“安定团结”的局面。可见静的心理至今仍在中国人的心中占主导地位。这三方面的特征基本上构成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独特的轮廓雏形。
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人的生产方式,而农业的生产方式又决定了中华文化具有与其他文化不同的特征,它体现在传统社会创造的物质、精神、制度文明上,这些特征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并且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意识。
摄影 黄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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