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苏一位读者发来私信,说他高祖是同治七年三甲进士,后被委任为广东惠州府永安知县,族谱上记载其祖曾获得一次“卓异”,政绩也很突出,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一直到宣统二年去世,都还是七品知县。
按照清代吏部铨选制度,三甲进士的平均候补期为六至八年。如此算来,该读者的高祖应在光绪初年授职,再到宣统二年去世,在职时间应超过三十年。
在职三十年政绩不错,且还获得过大计“卓异”,按说不应该原地不动。要是放在其他朝代,这种情况或许不会发生,但在清代却是再正常不过的,见怪不怪。
清初时期,尤其是顺治朝和康熙朝前期,全国刚刚统一,各府、州、县急需大量行政人才,故而这一时期,基层的地方官只要略有政绩就很容易获得提拔。
不仅如此,顺治朝新科进士的起始任职资格很高,授予知州、知府的不在少数。就是举人出身者,往往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授予知县。
但到了康熙中期以后,随着国家的逐步稳定,官员的缺额也越来越少,新科进士的授职趋于严格,若是外放各省,通常都为知县,且还都是简缺知县。
乾隆朝开始,各省知县的晋升制度得以确立并形成定制,朝廷出台了几个硬性规定。
一是俸满。
俸满通俗地理解就是任职期限,不过同为知县每个地方的任期又不同。清代将官员的岗位称为“缺”。以知县而言,分为腹缺、边缺、烟瘴缺、苗疆缺、沿海缺、沿江缺。
腹缺是指内陆省份的岗位,比如江苏江宁、昆山等;边缺即“边疆缺”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烟瘴缺是指那些空气和水土被视为“有毒”的边地,比如广东的崖州、感恩,广西的百色、太平等。
苗疆缺是指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比如云南镇雄、恩乐,贵州的永丰、荔波等;沿海缺是指沿海省份的官缺,诸如江苏的太仓、上海,山东的诸城、胶州,广东的东莞、香山等;沿河缺指沿河地区,比如直隶的良乡、通州,河南的祥符、郑州等。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清代的地方官任期为三年,实际上这是不对的。按照《清会典》的记载,腹缺任期为五年,边缺、沿海、沿河为三年,烟瘴缺、苗疆缺则要视具体情况,有的是三年,有的仅有二年半。
俸满是知县晋升的首要前提,通常情况下,吏部在考核的时候,第一就是要看俸满。若任期没到,政绩再好也不会给予提拔或调任。
二是大计。
所有省份,每三年要举行一次大计,对督抚以下所有官员进行全方面的考核,并且采取的是直接上司考核制。按例,知县的由直隶州知州或知府考核,然后将考核成绩呈送布政使,布政使审核后再呈给督抚,督抚呈给吏部。
大计考核分为若干等,政绩显著的被评为“突出而特殊”即“卓异”。获得卓异的官员有资格谒见皇帝(引见),吏部会给予加级的奖励。
卓异的含金量在不同时期也是不一样的,清初时凡获卓异者按例会晋升。像我们所熟知的康熙朝名臣于成龙,就三获卓异,每次大计后他的品级都得以升迁。
清中期后,获卓异者就不一定会给予品级上的提拔,大多是从简缺调任繁缺,或是给予加级留任原职。
卓异的获得十分困难,吏部考核则例上说得很清楚,州县官若是没有加征赋税或滥用刑罚,其辖区没有盗贼、没有赋税拖欠、没有官帑或官仓亏空,百姓安居乐业且地方环境条件在其任期内有所改善,方能获得卓异。
卓异的名额也极其有限,各省都是有定数的,比如贵州5名,安徽、福建、广西、甘肃各6名,直隶最多有13名。要知道全国共有一千三百多名知县,数百个知州,显然获得卓异的概率极低。
大计考核的评定标准为“六法”(乾隆之前称八法),分别为疲软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乾隆去掉贪、酷,下旨凡有此两弊者,可直接弹劾论罪)。
官员若占六法中之不谨、疲软无为者要被革职,占才力不及者降二级留任,浮躁者降三级调用,年老、有疾者勒令退休。
那些没有被评为卓异,但是也没有被列入六法的州县官,可以留任原职,就是不动也不升。事实上,绝大部分的知县都属此类。
三是行取。
行取制度源于明代,即挑选少量州县官内转京官。清初时沿用此制,康熙中期规定在各省选出少量品德、才能优秀者任用为六部主事,并可以考取科道。
乾隆初年,规定每三年行取一次,各省正途出身的知县可以入选,但数额极少,大省三人,中省二人,小省一人。到了乾隆十六年,知县行取的制度被彻底废除,此后知县在获得二次卓异考核后,虽然也有机会被吏部推升为七品京官,但已经十分罕见。
知县获得卓异已然十分困难,随着行取制度的取消,知县获得升迁的途径也越来越狭窄。故而时人评价说:“士人一绾县符,终身摈外,百余年来,公卿中以州县起家者无几人”。
尽管知县虽然按制度可以在外官系统中按部就班升迁,但实际上“由州县而至司道者,不过千百之一耳。”
正如开篇读者的高祖,他虽然获得过一次卓异,且政绩也还不错,但却不能晋升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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