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1923年初大佬孙联合滇桂军驱逐陈炯明之战时，陈铭枢意图回粤掌握部队，但为陈济棠决绝，时已看出两人之间已有罅隙，这也是两人分家的开始。
1924年，大佬孙联合盟友创办了黄埔军校，革命形势一片欣欣向荣。该年粤军也进行了一次整编（由讨贼军改编为建国粤军），第一师的卓仁机旅独立出去划入梁鸿楷的军直属旅。
由此，第一师空出个旅长职，在邓演达的大力推动下，经组织同意，陈铭枢回粤拟出任参谋长兼第一旅旅长职，将张发奎的独立团划入到第一旅旗下。
风声传出去后，张发奎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陈在这两年打仗时躲起来了，眼见行情已明朗，就想出来做官，他有意见，并扬言他的团就是独立团，他不愿当旅长，谁也不能当他的旅长。
张发奎
张发奎是第一师的老资格，有“宁愿上山为匪也不投降”的光荣资本，已成长为少壮派的头目，且其性格桀骜不羁，敢作敢为。时有友人劝陈铭枢不要轻易就职，或者先接参谋长，后面再考虑接旅长，以免内部出乱子。
但第一师经过23年重建以及24年整编，初创时的四个团长都离队了，从这个角度看，陈铭枢是以前的老团长，在资历方面没问题，且他创立的第四团，是当时唯一保留下来的完整团。
彼时在广东除了粤军外，还有滇、桂、湘军，为了维护内部团结，李济深和邓演达给张发奎做了不少思想工作，张终于勉强同意接受安排，独立团改编为陈铭枢的第一旅第一团。第二团则由陈铭枢的老搭档蒋光鼐，从第四团的第三营扩编而来。这样陈铭枢和陈济棠同为第一师的两个旅长，两人算是正式分家了，时为1924年10月。
陈铭枢（右二）与陈济棠（右一）
由上述一幕显而易见，陈铭枢旅的架子虽然搭起来了，但他没办法很好的指挥张发奎。他回忆道，在第一次东征攻打兴宁时（1925年春），张发奎不满司令部下发的命令，会议开到一半就回团部睡觉，他只好找张的参谋长许志锐说：“你团长的脾气就这样的，别管他，你今晚可务必要把部队在神岗山上下要地扼守。”陈铭枢虽然性格孤傲，脾气也不小，但遇到更狠的角，以只能暂时隐忍。
1925年8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对部队进行整编，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李济深升任军长。
陈铭枢的第一旅扩编为第十师（副师长蒋光鼐，辖蒋光鼐团（兼）、孙绳、戴戟三团）。陈铭枢升为师长，从资历和战功出发，副师长都理应由张发奎接任，但陈铭枢跟组织表示，张发奎打仗很能干，应该让他不受羁绊，到第十师以外去发展。
陈铭枢旅在第一次东征中战功卓著，且在业务上结交了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蒋介石，脚跟站稳后，他趁机将一向不听话的张发奎部踢出去。
陈铭枢
两人关系不太好，脱离了陈的节制，张发奎当然也乐得其中，这样他的团破例的扩编为军直属独立旅，下辖两个团（朱晖日和黄琪翔团）。
几个月后，新编成的十二师梁鸿林部叛变（因其族兄梁鸿楷涉“廖案”被扣押），很快被镇压后，张发奎旅恰好在第二次东征中再次立大功，于是接了十二师的番号，张发奎升为十二师副师长（名义师长陈可钰，实际由张发奎行师长职）。随后张又因击溃“八属联军”、收复海南有功，在北伐前夕正式晋升为师长，与陈铭枢平起平坐。
这样，被陈铭枢“请”出家门的张发奎，仅过了大半年就凭战功与他平起平坐，这大概是陈意想不到的情况。
1926年初，张发奎第十二师合影（左起李汉魂、张弛、张发奎、繆培南、许志锐、吴奇伟，右一为黄琪翔）
陈济棠旅则扩编为第十一师，副师长徐景唐，下辖余汉谋、邓世增、黄镇球三个团。与陈铭枢和张发奎的团队均是“自己人”相比，陈济棠苦恼不少。
他的副师长徐景唐是众所皆知的李济深的嫡系小弟，邓世增虽然是个老实人，但也深受李济深喜欢（邓世增曾想辞去带兵官，为李不允），且与陈铭枢关系亲近（邓世增在肇军时代是陈铭枢的营教官）。
黄镇球由李济深从师部副官长提拔为补充团团长，再编为陈济棠师的团长，与陈的关系不深。且黄是第一师有名的“醒目仔”，时常笑容满面，对谁都亲近，很难猜透他的心思。
不过，陈济棠这个烦恼没持续多长时间。1926年初，第四军击败南路的八属联军后收编了大量部队，新编了一个师，李济深迫不及待的将徐景唐任命为新编的第十三师师长。邓世增接任第十师副师长职，邓遗缺的团长职则由陈济棠的亲信老乡香翰屏接任。
这就是北伐前第四军的四位师长由来，其均是粤军第一师一脉相承下来的袍泽，而后几年彼此间又各为主义、各自率队搏杀，上演了南粤子弟兵在民国史极为悲情的幕幕，此为后话。
徐景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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