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军中，顾祝同为什么被称作“军中圣人”，这要从他别出心裁的带兵方式说起。
早在第二次北伐时，顾祝同就开始采用自己独特的治军方法。
对士兵，他采取松散管理的办法，不仅不要求士兵严守纪律，而且不禁止士兵嫖赌，只要求一条，打起仗来要敢于冲锋陷阵，不吝生死，如果临阵脱逃则格杀勿论。
对军官，顾祝同则采取笼络的办法，除每月借开会之名将营以来的军官召集在一起，以丰盛宴席让众将大吃大嚼一顿以增进感情之外，每月每人还有数额不等的补助费。对营以下的军官，虽然没有明确的补助，但每人每月都可以透支100元。连长们每月吃几个空饷，也是公开的秘密，他从不过问。
对违反纪律的军官，他总是告诉军法处从轻处置。被撤职的军官，往往只是离开一个短时期，回来时照常任用。
对受伤或者阵亡的军官，他会支付比规定多一些的抚恤金。
对年轻的退伍士兵，他会尽力给予妥善安置。年纪大了不能再当兵的，就安置到他创办的农场里，或资助一笔钱，让他们经营小商业。
每有退伍官兵遇到困难找上门来，他从不让对方空手而归。
因为这一套极具有人情味的治军方法，虽然顾祝同在军功簿上战绩平平，但他始终在官兵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以致晚年那些受过他恩惠的官兵，受过他知遇之恩的部下，都会常去看望他，与他聊天叙旧。
有人讲，顾祝同一辈子，门庭若市，这是他做人的成功。

除了会做人，顾祝同更会用“军中圣人”的方式做官。
1947年5月，张灵甫的整编74师全军覆没，老蒋下令严厉追究责任。整编83师师长李天霞因“玩忽职守，救援不利”被撤职，交军事法庭审判；整编25师师长黄百韬也因救援不力，予以撤职留任处分；负有直接指挥责任的汤恩伯被免除了兵团司令的职务；就连老蒋身边红人，当时的参谋总长陈诚也因指挥不当，而受到了停职察看的处分。唯独坐镇徐州，指挥三个兵团，负有重大责任的顾祝同安然无恙，非但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在不久之后升任国防部参谋总长。
屡打败仗而照样升官，顾祝同何以能如此官运亨通？知情者叹息：“这都是因为顾墨三服从心好。”
顾祝同在国民党军中之所以能常立不倒，成为老蒋宠信的“五虎将”之一，主要得益于他对老蒋的忠心耿耿，百依百顺。他平时最善于揣摩老蒋的心思，对老蒋无条件的表示服从，调他的工作和职位，无论好坏，他从不讨价还价。这一点连何应钦都十分佩服，赞他“顾墨三的百依百顺，具有圣贤一样的品格。”

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军中，虽然顾祝同倾向于何应钦派系，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的处理手段非常中庸，比同僚要高明许多。
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西安事变发生后，顾祝同与刘峙同时被何应钦任命为总指挥，奉命率部队向西安进军。刘峙表现的很积极，顾祝同表现的却很聪明，处处留有余地。刘峙对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意见置之不理，顾祝同却满口赞许，非常的会摆姿态。正因为如此，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老蒋觉得顾祝同更可靠些，顾祝同由此开始全面超出刘峙。
成为军中大佬之后，顾祝同另有一点也是尽得历朝历代枭雄治下宠臣之精髓，那就是绝不拼命抓军权，更不成立小团体，搞结党那一套。
顾祝同平时常对自己的部下训示说：“我们是军人，不必要参加复兴社，不要把自己搞复杂了，只要一心一意学打仗就行了。”

三大战役期间，顾祝同被老蒋当成了绝对忠诚的监军以及任劳任怨的协调者，一会儿跑东北，一会儿跑徐州，一会儿跑溪口，纵观国民党军中诸位大佬，还真只有他能够升任。
国民党大势已去后，顾祝同表面上依旧为老蒋站台，到处给残兵败将打气，实际上他早把自己的家眷和财产搬到了台湾，用他自己的话说，“家里的东西已经搬完了，连一床棉被也没有留下。”
老蒋败逃到台湾后，一直与顾祝同不对付的陈诚，曾建议将顾祝同留在大陆收拾残局，这实际上就是陈诚“借刀杀人”之计。
换作他人，在那种局面下，很难逃脱。
但老蒋终究舍不得顾祝同，最后将这一倒霉差事委派给了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果不其然，汤尧飞回大陆没多久，就被逮于云南的密林中，成了阶下囚。

老蒋在台湾进行所谓的国民党改造期间，大陆时期的军政大佬，纷纷落马，晚景凄凉的不在少数，而顾祝同又是一个例外。
50年代末，出于为蒋经国接班“保驾护航”的需要，老蒋再次钦点顾祝同担任“国防会议”秘书长。“国防会议”是老蒋败逃台湾后设立的最高决策机构，由老蒋本人担任主席，主要党政军首脑参加，实际工作由秘书长负责。
顾祝同连任“国防会议”秘书长长达8年，红极一时，待遇几乎无人能及。
1967年初，“国防会议”改组为“国家安全会议”，年事已高的顾祝同主动让贤，向老蒋提出由蒋经国的亲信黄少谷任秘书长，自己改任副秘书长，继续在权力中心发挥其元老的影响。
老蒋去世后，蒋经国在顾祝同等人的呵护推举下，顺利接班。
这时候，顾祝同认为自己已完成老蒋赋予自己的“托孤”重任，遂向蒋经国提出辞去一切职务的要求。
顾祝同长寿，活了96岁。
有人讲，顾祝同一辈子不争子，没下错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