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为何要弃长安而迁都于洛阳？

王莽画像

王莽篡汉建立新朝，但此时的长安地区已然矛盾重重。各种社会问题非常突出，主要集中在土地上，这种社会现状，使王莽萌生了将国都迁往洛阳的想法。洛阳都城的地位与名号也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此时的洛阳被明确称之为东都。王莽本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初始元年，作为外戚的王莽废掉孺子婴，伺机篡汉，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于始建国元年，开始实行一系列的改制，主要是针对汉家的各种制度予以大规模的变革。其托古改制的内容涉及范围相当广泛，覆盖了包括官职、地名、币制、商业等各方面内容。

其中一项特别重要的措施，就是开始营建东都洛阳，并有意将此立为国都。他首先确定了洛阳在全国的经济中也地位，他下达了在长安及其五都设立五均宫的诏令。五都均在关中以外的地区，即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接着，据《汉书.王莽传》载：王莽下诏曰：“昔周二后受命，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邦畿连体，各有采任。”由此可知，洛阳在地位上获得了与长安相同的待遇，且获得了“东都”的名号。王莽托古改制，欲依照西周时期的制度，在洛阳营建东都，与西都长安形成东西两都之势。那么王莽为何要弃长安而迁都于洛阳呢？

王莽洞：相传为王莽藏金之穴

一、定都形势发生改变

新莽时的定都形势较汉初相比，已发生较大的改变。楚汉战争后，刘邦取得了天下的实际领导权，随即称帝于鄗，后在大臣的力荐下定都于洛阳。但戍卒娄敬却依当时的军事形势，力劝刘邦定都关中。类敬此番力劝刘邦迁都关中，是有其充分的理由的，主要体现在形势上，“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这些史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方面说明，关中之地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土地肥美、资源丰富，是建立都城所不得不依靠的经济条件；第二方面说明，关中形胜，在地理上有险可据，如果真的发生叛乱，依靠险要的地势是完全可平叛的。

汉初，刘邦的本意是将定都于洛阳，后在娄敬的建议下决定迁都于关中，这在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因为队伍内部的骨干成员都是早期跟随刘邦起义的关东人。所从汉初定都洛阳也可以看出，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将都城定在距离自己家乡较近的地方，长久的征战促使兵将思乡情日重，夺取天下后迫切期望回乡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项羽也曾在统治关中后定都于离自己家乡的较近的彭城，《汉书.项籍传》中就记载有项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的想法，可见，秦汉之际的地域观念极重。而史料记载，刘邦“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洛阳。”最后，在张良遏关中以治关东的战略决策下，刘邦最终迁都长安。

汉长安城遗址

到武帝时期，经济的巨大发展为对外战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大规模的对匈战争使得匈奴来犯的状况逐渐销匿，大大缓解了边疆的威胁。经过昭宣两帝的继续经营，匈奴终于降服，西域数十国也都纷纷前来称臣纳贡。一直到西汉末年，西北的边境地区数十年来都未曾发生过大的战争，人民幸福安康的生活着，牛马布满了山野。这种景象，充分地描绘出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对匈战争的胜利对西汉王朝的稳定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一胜利的取得显然与国都长安位于西北，统治者重视经营西北，也便于经营西北有关。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都未曾发生过大的转变。可见，到王莽迁都时期，汉初极为重视的军事地理环境己非主要的考虑因素了。

二、京畿地区人口压力过大

定都长安后，刘邦听取娄敬的建议将关东豪族迁到关中长安附近的陵县定居，这样一来，不仅减小了关东势力对长安的威胁，同时可以有效的抵御匈奴的侵扰，可见，这项政策的实施在当时是非常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豪族的陆续迁入，人口数量增长过快的矛盾就随之日益地凸显出来了。《盐铁论.园池》载，“三辅迫近於山、河，地狭人众，四方并凑，粟米薪菜，不能相赡。”由此可见，人日数量的激增，已经给都城附近的京畿地区造成了巨大压力，百姓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空间都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汉魏洛阳故城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粮食的供给问题日益成为摆在眼前的一道难题。长安作为国都，人日众多，粮食的需求量大，靠本地自给自足是难以得到满足的，所以需要漕运关东的粮食来补充长安粮食短缺的问题。但漕运中的损失是非常之大的，造成了许多的浪费。武帝时期，这种社会矛盾愈演愈烈。为了改善送种现状，武帝下令在关中修建了许多诸如白渠、龙首渠、六辅渠等大型的水利灌溉王程，这些工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改善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但大型的水利工程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从西汉诸朝来看，只有武帝时期所建立起的强大集权王朝具备这些条件。

到了西汉后期，京畿地区的人口增长并无减弱的趋势，反而朝着更大的规模去发展。据史学家研究，平始二年，在一千余平方公里的京畿地区的总人口就达到了一百多万，可见人口密度是非常大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可想而知了。京畿地区人曰的快速增长，导致了社会的俗尚奢靡，同时造成了社会上治安的严重混乱。西汉中前期，京畿地区达到了十分富庶的程度，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各色人等形形色色汇聚于长安，对社会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可见，人口过多已成为引发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这种动荡不安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新莽时期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而此时盘踞在东方的诸侯国，其对朝廷形成割据的势为已基本不复存在，在经济上也没有与朝廷抗衡的资本。这在客观上促使王莽做出了迁都的决定。

洛阳的宫殿复原图

三、洛阳在西汉时期的重要地位

洛阳在各朝代，无论其是否作为国都而存在，都为当时的朝廷所重视。因为自西汉以来洛阳一直是国家的武库所在地，故朝廷屡派心腹之人来镇守此地，可见国家对洛阳的重视程度。景帝时期，所爆发的同姓王联合叛乱中，大将军周亚夫就曾接受过赵涉的献策；“吴王素富，怀辑死士久矣......且兵事上神密，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由此可以看出，一旦控制了洛阳武库，就大大提高了在战争中的胜算。同时，掌握武库对东方诸侯国在心理上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战争中，如果兵临城下却久攻不下，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断其粮道，粮道断了，拿下城池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在这种形势下，与洛阳在地理位置上较近的敖仓就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秦末起义中的陈胜吴广起义，对于秦王朝的统治根基是一次非常大的冲击，这次起义使暴秦处在了风雨飘渺之中，此时，对敖仓的争夺就显得特别激烈。《史记.陈涉世家》中亦有相关记载：“陈王使使赐田藏楚令尹印，使为上将。田藏乃使诸将李归等守荥阳城，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

龙首渠（汉武帝下令修建的灌溉工程）

可见，陈胜是非常重视敖仓的，将军中的精锐尽遣于敖仓，以迎战秦军。尽管最终的结果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敖仓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由此可知，敖仓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武库和敖仓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洛阳不平凡的政治军事地位，它们的存在也促使王莽萌生了迂都洛阳的打算。

四、王莽对传统经典和谶纬的笃信

在儒家的经典中，洛阳是天下之中，在《尚书》中也有洛阳乃天下之中观念的记载。其中的“中”便是“地势之中”的意思。笃信儒家经典的王莽自然很信奉这种择都的观念，所以在新莽朝时也屡屡提及，目的是为了在形式上得以论证。

白渠（汉武帝下令修建的灌溉工程）

新莽时期，迁都思潮再起，始建国五年，王莽初步产生了从长安迁都洛阳的想法，“是时，长安民闻莽欲都洛阳，不肯缮治室宅，或颇彻之。莽曰：玄龙石文曰：定帝德，国洛阳”可见，王莽以谶纬图说作为理论基础，欲以迁都来应天命。这种做法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致使经济混乱不堪、人心动荡，王莽不得不以国家政权加以干渉。终新莽一朝，再无迁都之议，迁都计划遂以破产而告终。

刘秀画像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王莽欲迁都洛阳是受多重因素影响的，由于对豪族的大量西迁，使得京畿地区呈现出了生存空间狭小、民生调敝、粮食短缺、治安混乱等种种问题，同时受谶纬和传统经典的影响，促使王莽做出了迁都洛阳的决定。在王莽的迁都计划还未真正付诸于行动之时，由于内外交困、新莽政权也就此灭亡。最终因王莽在位时间短而未能促成，终由刘秀完成了迁都洛阳的伟业。

参考文献：《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