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文人相轻,武人相重;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意思是,武功虽然有很大的门派之争,但是到底谁第一,出来打一下就知道了。高手之间过招,一般点到即止,然后相互都非常佩服,成为了好朋友!而文人之间的口舌之争却难分伯仲,因此由于各个门派各执一词,谁都不服谁,最后不欢而散了!真正的大师,更希望去理解别人的思想,而不会做自己思想的代言人。

《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文学专论，作者曹丕即魏文帝。《典论》是他在建安后期为魏太子时所撰的一部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全书由多篇专文组成。《论文》是其中的一篇《典论·论文》是魏文帝曹丕所写的二十篇文章之一，按照“子”书的形式写成，是曹丕关于国家大事一系列的问题的论文总集。但是很可惜，这二十篇文章到现在大多已经失散，只剩下残章断简。而幸运的是，《论文》由于被南朝的萧统选入了《昭明文选》而得以完整保留下来。

【原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这首诗以朴素明朗而又隽永清新的语言，唱出一个诗人的真诚善良。抒情主人公想要做“一个幸福的人”，愿意把“幸福的闪电”告诉每一个人，即使是陌生人他都会真诚的祝愿他“在尘世获得幸福”。诗人想象中的尘世，一切都那样新鲜可爱，充满生机与活力，字里行间透出积极、昂扬的情感。整首诗乍看是以淳朴、欢快的方式发出对人的真诚祝愿。

自古而然出自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 “自古而然”的“然”:这样 “而故小之”的“之”:代词 '鲜能备善”的“鲜” :很少 “斯不自见之患也”的“患”:担忧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yǔ）元瑜、汝南应瑒（chàng）德琏（jiǎn）、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lù）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zhī）、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chóu）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àn）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lěi）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唐宋八大家里的文人相轻最重的可能算王安石和曾巩了吧？

曾巩和王安石是同乡，两家还有姻亲关系。王安石夫人吴氏的祖母曾氏，是曾巩祖父曾致尧的女儿。曾、王两家有着密切来往，曾巩的父亲曾易占曾与王安石的父亲王益研习学问。但两人童年、少年并无接触。直至景佑三年（1036），曾巩赴京赶考，才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彼此倾慕，结成挚友。这年曾巩18岁，王安石才16岁。

庆历元年（1041），曾巩入太学。写信给欧阳修，受到欧阳修的赏识。但他科场并不顺利。转年，王安石先登进士第。庆历四年，曾巩祖母卒，就州学。作《上欧阳舍人书》推荐王安石。庆历六年，曾巩作《再与欧阳舍人书》，言：“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王安石者上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再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

这期间，王安石在《同学一首别子固》和《答段缝书》，也高度评价曾巩的文章，说：“巩文学论议，在某交游中不见可敌。”

这一时期，王安石已在地方任职。庆历七年起知鄞县，很有政绩。皇佑二年，30岁的王安石知鄞三年，秩满离任。皇佑五年、通判舒州。至和元年，王安石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而曾巩则多次参加科考都不顺利，感叹自己“多难而贫且贱，学与众违，而言行少合于世。公卿大臣之门，无可藉以进，而亦不敢辄有意于求闻”，但这也是他也“用心于载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绪言余旨，以自乐于环堵之内”，在学业上大有进展。而且文章名气也越来越大。总之，这段时间王安石作为一个成功的地方官员，积累了行政经验，名声也越来越响，而曾巩科场、仕途不如意，但却得以潜心于儒家经典的研习，两个人各有收获。

王安石长期的官员经历，让他对当代政治现实有更深刻的了解。而曾巩则缺乏这种了解。此间，王安石作《赠曾巩》：“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一方面仍然称赞曾巩的文章，另方面则看到曾巩的弱点，最后的两句话“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尤其值得注意。王安石想到，曾巩在政治上不一定能有所作为，有可能仅仅是作为一个杰出的文章家而在历史上留下名字。

这一年，曾巩已经37岁。而王安石虽然比曾巩小两岁，已有11年的从政经历。不过，两年之后，曾巩参加科举考试也进士及第，走上仕途。最初被任命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不久，曾巩得到欧阳修的荐举，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从此至熙宁元年，曾巩做了近10年京官。而王安石仍然主要是任地方官员。嘉祐三年，王安石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转年，上书仁宗皇帝，力主“变更天下之弊法”但未受仁宗皇帝的重视。此后的英宗朝，王安石一直在地方任职，直到英宗去世、神宗即位。王安石才回倒朝廷，得到神宗的支持而发动“变法”。对于熙宁新法，曾巩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但他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 从中不难看出，两人在变法问题上确有分歧，曾巩曾劝说过王安石，但王安石完全没有接受曾巩的意见。

实际上，在此之前，曾巩与王安石在思想上已有分歧。这首先表现在对仁宗朝的看法上。王安石虽为仁宗朝的官员，但他对仁宗时期的政治是相当不满意的。神宗即位后，王安石做《百年无事札子》，更认为仁宗晚年社会问题严重：“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及“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因此，才大有改革的必要。但当时，大多数士人对仁宗都有非常高的评价，曾巩也是这样。早在嘉祐二年，即曾巩登进士第的那年，他做作《拟岘台记》，写：“抚非通道，故贵人蓄贾之游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灾少。其民乐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马之牧于山谷者不收，五谷之积于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发召之役也。君既因其主俗而治以简静，故得以体其暇日，而寓其乐于此。州人士女，乐其安且治，而又得游观之美，亦将同其乐也”，虽写的是抚州，但这也是对仁宗朝的观感。嘉祐八年，仁宗去世，曾巩做《范贯之奏议序》，更说：“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于享国四十余年，能承太平之业者，繇是而已。后世得公之遗文，而论其本，见其上下之际相成如此，必将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其时之难得。”表现了对仁宗的感情。

而且，当时人对仁宗的态度，并不简单是对一个君王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对儒家思想学说的态度，仁宗所作所为，在曾巩等人看来，正体现着儒家的思想。而王安石的变法，则带有法家的色彩，而与儒家思想有异。王安石对商鞅表示尊重，其诗《商鞅》言：“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千金轻。今人未可议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应该注意，中国古代的法家的“法”，与现在的“法制”不是一回事。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有两家，这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的特点是站在“臣”与“民”的立场上，代表臣和民对君王提出要求。他们强调的是“德”，这“德”主要是对君王提出要求，要求君王成为“有德之君”。（儒家政治理想是什么 商鞅徙木立信论翻译 ）

而法家的特点，是站在君王的立场上，为君王献计献策。以他们的“法”来帮助君王控制臣子和百姓。正因如此，儒家学者对这样的“法”是很警惕的，他们往往着眼于“法”的负面性或副作用，提出批评的意见。古代的对于法家重视法制，令行禁止，他也是赞赏的。曾巩对“法”是有些警觉的。皇佑三年（1052）曾巩作《送丁琰序》：“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则数更法以御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岂今之去古也远，治天下卒无术哉。”王安石强调“法度”的重要性，而曾巩却认为“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显然，两人的看法很不相同。

王安石自然并非完全反对儒家思想，不过，在他的心里，事功为第一，儒家思想放在其后。王安石曾做《大人论》，文中列出“大人、圣人、神人”三类并加以区别，提出：“由其道而言谓之神，由其德而言谓之圣，由其事业而言谓之大人。古之圣人，其道未尝不入于神，而其所称止乎圣人者，以其道存乎虚无寂寞不可见之间。”在他的心目中，道、德、事业齐备的人称为神人，孔子事业不显，只能称为圣人。而且，因重视事功，那么，除儒家思想之外，别的思想，如法家的思想，自然也可以用，而不是非用儒家不可，进一步说，就事功的建立而言，儒家思想的价值倒并不是很大。这样的观点，显然是儒家信徒所不能接受的，曾巩也不能接受。在真正的儒者心中，立德才是最重要的，而立功是第二位的。

人们早就注意到了曾巩和王安石交往中这种“始合终暌”的现象。但多是把王安石的个性乃至人品问题看作是曾巩疏远他的原因。

宋陈鹄在《耆旧续闻》卷二中说：“介甫微时，与曾子固甚欢，曾又荐于欧阳公，既贵，而子固不屈，故外补近二十年。元丰末才召用，又每于上前力诋子固与苏子瞻”。

元人脱脱在《宋史·曾巩传》记载：“（巩）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名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神宗尝问：安石何如人？对曰：安石轻富贵，何吝也？曰：臣所谓吝者，谓其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给人的印象是，王安石的“吝于改过”，是曾巩疏远他的原因。

清人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中说：王安石作《韩子》诗：‘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未俗，可怜无补费精神。’对韩愈加以非议。而曾巩对此不满，曾说：“介甫非前人尽，独黄帝、老子未见非耳。” 讥王安石“非人太多”。认为这也是南丰后来疏远王安石的原因。对王安石的这种轻抵前人的做法，曾巩当是不满的，但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疏离的原因，更应是两人在重大社会问题上思想见解的不同。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得到神宗的信任，以参知政事推行新法，春风得意，而曾巩则自求补外得到批准，通判越州，自是在各处做了十二年的地方官。元丰六年（西元一○八三年），曾巩持母丧过金陵，王安石登舟吊之，同年曾巩病于江宁，王安石也曾去看望，曾、王二人之间仍个人的交往，但也仅此而已，两人在社会政治思想上，早已是“道不同不相与谋了”。

若说文人相轻，闹的最厉害，最天翻地覆的，应该是明朝的党争吧？明朝党争严重有一定必然性和偶然性。

党争起源于明世宗嘉靖帝时代，嘉靖帝中后期多年不上朝，还大权在握，就是采取分化之术来稳固统治，始终是抬起一个再扶起一个来两强相斗，帝王心术运用的炉火纯青，所以嘉靖帝时代，虽严嵩权倾天下，仍可一句话随意废杀，但也埋下党争萌牙，当权者的昏招成为党争出现的必然性。

嘉靖帝为后世子孙埋下一颗不定时炸弹，稍有不慎党争之势会一发不可收拾，终于在孙子明神宗万历帝时期爆发，万历帝时党争正式露头，时朝廷上多党并立，有浙党、楚党、秦党、齐党、东林党，经过立太子争国本之事，东林党迅速整合其他政党，一党独大。

党争严重的偶然性在于万历之后三帝，要么一月天子泰昌帝这个短命皇帝，要么天启、崇祯这种没有受过东宫培训登基的少年天子，在帝王整体素质一般般的情况下，东林党一飞冲天，势力越来越大，严重威胁皇权，唯一制衡东林党的天子就是史书上昏庸的木匠皇帝天启帝，看似一天只是痴迷于木匠生活，却起用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打压东林党，夺取权利，却在几年后如前几任明武宗一般落水染病而死，颇有一些耐人寻味。

经过万历、泰昌二期东林党做大，天启朝打压失败，东林党真正一党独大，崇祯帝少年登基，空有中兴之心却毫无主见，先将魏忠贤除掉，阉党再无人，东林党乱政开始，不得不说这种偶然性真巧合，因泰昌帝不受万历帝宠爱，都没有怎么经过大臣培训帝王之道，跟着两位儿子天启崇祯更是没有学习过，长于市井间，少年匆忙登基接管庞大帝国，天启还好，崇祯时就是刚愎自用，生性多疑，面对东林乱政，换了多达17位首辅也于事无补，没有力挽狂澜之能，最终明朝在严重的党争中亡国。

明末的东林党与三党（浙齐楚），以至发展到后来与阉党（魏忠贤）的纷争，也给明朝这个大骆驼压上了最后一棵稻草。东林党是源于无锡的东林书院，其开创者为当时已罢官为民的顾宪成，另外二人为邹元标以及赵南星，其次外加高攀龙等人。东林党在把持朝政后秉承“非我族类必有异心”的原则打压三党导致了三党与阉党的最终结合，后来阉党（此时三党基本退出前台，阉党独大把持朝政）对东林党人的残酷镇压，则为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埋下了深深的伏笔。这场几十年间的战斗东林党人看似为国为民、大义凛然，其实与唐代的牛李党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形成广泛影响。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三吴士绅，一时聚集在他们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他们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得到社会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手是齐楚浙党。万历后期，双方从争国本为首，以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余波，相争不已。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势力强大的阉党，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之，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企图将其一网打尽，许多东林主要人物被迫害致死。明思宗继位后，对东林党的迫害才告停止。但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这说明代党争党人碑明朝开国以来，论说皇帝的素质，不说太祖朱元璋，那是苦出身没法子说，有校恐怕是最差的了。当日乃父常洛在策立的夹缝中疏于教育，但常洛毕竟是很有心计的。有校则更差，以致于很多史学家认为，他是光宗的“文盲儿子”。有校虽然是有明一代最无知最无能的皇帝，但他本心不愚，而且心灵手巧，只是疏于管教。尤其是登基以后，没人管了，而他其实只是个十五岁的顽童皇帝。在这时身边有个老太太，多少还是有些管束作用的，可是东林的“正义”举动。不管本心如何，可结果是———郑、李去，魏、客进！大明朝到了熹宗手里真是无可救药地烂完了，真的替思宗皇帝惋惜，他本不该是亡国之君呀！国之将亡，必兴朋党。好像中国人还特别好这口儿，我们在机关都不难发现这种“遗风”，最常见的便是同学、同乡拉帮结派、你争我斗。不是说朋党初兴就一定好心没有，东林党初起的时候也绝对处于振兴政治的目的。高攀龙、杨涟和左光斗等人也都是忠贞志士。可是党争真得起来了，正义只能放于利益的一边。到最后意气用事，争一时一事成败，而置国家利益罔顾。唐有牛李党争，而使阉祸为甚；万历以来，东林和宣党、齐党、浙党、昆党、楚党的争斗倾轧，最后也使得阉寺势力坐大。即使是思宗登基，翦除阉党之后，政治和思维的惯性力使然，党争仍然不止。打击阉寺本是好事，附阉的也该整肃，这都是应该的。可打击得过分，不给出路，难免逼得狗急跳墙。南明初立，本该携手抗清。而此时的东林党人，以复社诸生为主力，不是以大局为重，同舟共济，却一心搞党派斗争，非要致所谓的阉党余孽于死地，凡是投靠过的魏忠贤的就永远是坏人，一定是复社的死敌，在朝中的就坚决做对，处处牵制，在野下的就放声抨击，打击不断。反马士英和阮大铖应该，但要注意方式方法，更要看看当时的形式。魏阉操纵朝政十余年，顺昌逆亡，昔日投靠魏阉的不乏为形势所逼者，这个人数还不在少数。如果把他们全部列为奸恶，实在是打击面太大，为自己树敌太多。不说了，再说我就该被目为“阉党”了。临了，想起一个笑话。李闯王进北京，周钟上劝进表云，“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慙德”，骂思宗“独夫授首”！又授检讨，撰劝进表、登极诏，并献下江南策，逢人便云“牛老师极为钦赏”。龚鼎孽投降之后，更是每见人则曰“我原要死，小妾不肯”，还和周钟争宠，说那劝进表原是自己的作品，“周介生想不到此”！这都是复社人士呀！满清入关，不过十万，南明军队近百万，我汉人何止千万，竟亡其国，竟易其服！如果我们上下抛弃前嫌，一致对外，何愁河山不复？可由于党争不断，纷攘频频，以至同室操戈，内战暴发。使得半壁河山也土崩瓦解！念及如此，不胜悲哉！

若说党争亡明，亦或许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