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文人相轻,武人相重;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意思是,武功虽然有很大的门派之争,但是到底谁第一,出来打一下就知道了。高手之间过招,一般点到即止,然后相互都非常佩服,成为了好朋友!而文人之间的口舌之争却难分伯仲,因此由于各个门派各执一词,谁都不服谁,最后不欢而散了!真正的大师,更希望去理解别人的思想,而不会做自己思想的代言人。
《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文学专论,作者曹丕即魏文帝。《典论》是他在建安后期为魏太子时所撰的一部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全书由多篇专文组成。《论文》是其中的一篇《典论·论文》是魏文帝曹丕所写的二十篇文章之一,按照“子”书的形式写成,是曹丕关于国家大事一系列的问题的论文总集。但是很可惜,这二十篇文章到现在大多已经失散,只剩下残章断简。而幸运的是,《论文》由于被南朝的萧统选入了《昭明文选》而得以完整保留下来。
【原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这首诗以朴素明朗而又隽永清新的语言,唱出一个诗人的真诚善良。抒情主人公想要做“一个幸福的人”,愿意把“幸福的闪电”告诉每一个人,即使是陌生人他都会真诚的祝愿他“在尘世获得幸福”。诗人想象中的尘世,一切都那样新鲜可爱,充满生机与活力,字里行间透出积极、昂扬的情感。整首诗乍看是以淳朴、欢快的方式发出对人的真诚祝愿。
自古而然出自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 “自古而然”的“然”:这样 “而故小之”的“之”:代词 '鲜能备善”的“鲜” :很少 “斯不自见之患也”的“患”:担忧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yǔ)元瑜、汝南应瑒(chàng)德琏(jiǎn)、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lù)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zhī)、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chóu)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àn)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lěi)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唐宋八大家里的文人相轻最重的可能算王安石和曾巩了吧?
曾巩和王安石是同乡,两家还有姻亲关系。王安石夫人吴氏的祖母曾氏,是曾巩祖父曾致尧的女儿。曾、王两家有着密切来往,曾巩的父亲曾易占曾与王安石的父亲王益研习学问。但两人童年、少年并无接触。直至景佑三年(1036),曾巩赴京赶考,才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彼此倾慕,结成挚友。这年曾巩18岁,王安石才16岁。
庆历元年(1041),曾巩入太学。写信给欧阳修,受到欧阳修的赏识。但他科场并不顺利。转年,王安石先登进士第。庆历四年,曾巩祖母卒,就州学。作《上欧阳舍人书》推荐王安石。庆历六年,曾巩作《再与欧阳舍人书》,言:“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王安石者上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再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
这期间,王安石在《同学一首别子固》和《答段缝书》,也高度评价曾巩的文章,说:“巩文学论议,在某交游中不见可敌。”
这一时期,王安石已在地方任职。庆历七年起知鄞县,很有政绩。皇佑二年,30岁的王安石知鄞三年,秩满离任。皇佑五年、通判舒州。至和元年,王安石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而曾巩则多次参加科考都不顺利,感叹自己“多难而贫且贱,学与众违,而言行少合于世。公卿大臣之门,无可藉以进,而亦不敢辄有意于求闻”,但这也是他也“用心于载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绪言余旨,以自乐于环堵之内”,在学业上大有进展。而且文章名气也越来越大。总之,这段时间王安石作为一个成功的地方官员,积累了行政经验,名声也越来越响,而曾巩科场、仕途不如意,但却得以潜心于儒家经典的研习,两个人各有收获。
王安石长期的官员经历,让他对当代政治现实有更深刻的了解。而曾巩则缺乏这种了解。此间,王安石作《赠曾巩》:“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一方面仍然称赞曾巩的文章,另方面则看到曾巩的弱点,最后的两句话“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尤其值得注意。王安石想到,曾巩在政治上不一定能有所作为,有可能仅仅是作为一个杰出的文章家而在历史上留下名字。
这一年,曾巩已经37岁。而王安石虽然比曾巩小两岁,已有11年的从政经历。不过,两年之后,曾巩参加科举考试也进士及第,走上仕途。最初被任命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不久,曾巩得到欧阳修的荐举,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从此至熙宁元年,曾巩做了近10年京官。而王安石仍然主要是任地方官员。嘉祐三年,王安石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转年,上书仁宗皇帝,力主“变更天下之弊法”但未受仁宗皇帝的重视。此后的英宗朝,王安石一直在地方任职,直到英宗去世、神宗即位。王安石才回倒朝廷,得到神宗的支持而发动“变法”。对于熙宁新法,曾巩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但他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 从中不难看出,两人在变法问题上确有分歧,曾巩曾劝说过王安石,但王安石完全没有接受曾巩的意见。
实际上,在此之前,曾巩与王安石在思想上已有分歧。这首先表现在对仁宗朝的看法上。王安石虽为仁宗朝的官员,但他对仁宗时期的政治是相当不满意的。神宗即位后,王安石做《百年无事札子》,更认为仁宗晚年社会问题严重:“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及“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因此,才大有改革的必要。但当时,大多数士人对仁宗都有非常高的评价,曾巩也是这样。早在嘉祐二年,即曾巩登进士第的那年,他做作《拟岘台记》,写:“抚非通道,故贵人蓄贾之游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灾少。其民乐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马之牧于山谷者不收,五谷之积于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发召之役也。君既因其主俗而治以简静,故得以体其暇日,而寓其乐于此。州人士女,乐其安且治,而又得游观之美,亦将同其乐也”,虽写的是抚州,但这也是对仁宗朝的观感。嘉祐八年,仁宗去世,曾巩做《范贯之奏议序》,更说:“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于享国四十余年,能承太平之业者,繇是而已。后世得公之遗文,而论其本,见其上下之际相成如此,必将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其时之难得。”表现了对仁宗的感情。
而且,当时人对仁宗的态度,并不简单是对一个君王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对儒家思想学说的态度,仁宗所作所为,在曾巩等人看来,正体现着儒家的思想。而王安石的变法,则带有法家的色彩,而与儒家思想有异。王安石对商鞅表示尊重,其诗《商鞅》言:“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千金轻。今人未可议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应该注意,中国古代的法家的“法”,与现在的“法制”不是一回事。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有两家,这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的特点是站在“臣”与“民”的立场上,代表臣和民对君王提出要求。他们强调的是“德”,这“德”主要是对君王提出要求,要求君王成为“有德之君”。(儒家政治理想是什么 商鞅徙木立信论翻译 )
而法家的特点,是站在君王的立场上,为君王献计献策。以他们的“法”来帮助君王控制臣子和百姓。正因如此,儒家学者对这样的“法”是很警惕的,他们往往着眼于“法”的负面性或副作用,提出批评的意见。古代的对于法家重视法制,令行禁止,他也是赞赏的。曾巩对“法”是有些警觉的。皇佑三年(1052)曾巩作《送丁琰序》:“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则数更法以御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岂今之去古也远,治天下卒无术哉。”王安石强调“法度”的重要性,而曾巩却认为“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显然,两人的看法很不相同。
王安石自然并非完全反对儒家思想,不过,在他的心里,事功为第一,儒家思想放在其后。王安石曾做《大人论》,文中列出“大人、圣人、神人”三类并加以区别,提出:“由其道而言谓之神,由其德而言谓之圣,由其事业而言谓之大人。古之圣人,其道未尝不入于神,而其所称止乎圣人者,以其道存乎虚无寂寞不可见之间。”在他的心目中,道、德、事业齐备的人称为神人,孔子事业不显,只能称为圣人。而且,因重视事功,那么,除儒家思想之外,别的思想,如法家的思想,自然也可以用,而不是非用儒家不可,进一步说,就事功的建立而言,儒家思想的价值倒并不是很大。这样的观点,显然是儒家信徒所不能接受的,曾巩也不能接受。在真正的儒者心中,立德才是最重要的,而立功是第二位的。
人们早就注意到了曾巩和王安石交往中这种“始合终暌”的现象。但多是把王安石的个性乃至人品问题看作是曾巩疏远他的原因。
宋陈鹄在《耆旧续闻》卷二中说:“介甫微时,与曾子固甚欢,曾又荐于欧阳公,既贵,而子固不屈,故外补近二十年。元丰末才召用,又每于上前力诋子固与苏子瞻”。
元人脱脱在《宋史·曾巩传》记载:“(巩)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名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神宗尝问:安石何如人?对曰:安石轻富贵,何吝也?曰:臣所谓吝者,谓其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给人的印象是,王安石的“吝于改过”,是曾巩疏远他的原因。
清人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中说:王安石作《韩子》诗:‘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未俗,可怜无补费精神。’对韩愈加以非议。而曾巩对此不满,曾说:“介甫非前人尽,独黄帝、老子未见非耳。” 讥王安石“非人太多”。认为这也是南丰后来疏远王安石的原因。对王安石的这种轻抵前人的做法,曾巩当是不满的,但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疏离的原因,更应是两人在重大社会问题上思想见解的不同。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得到神宗的信任,以参知政事推行新法,春风得意,而曾巩则自求补外得到批准,通判越州,自是在各处做了十二年的地方官。元丰六年(西元一○八三年),曾巩持母丧过金陵,王安石登舟吊之,同年曾巩病于江宁,王安石也曾去看望,曾、王二人之间仍个人的交往,但也仅此而已,两人在社会政治思想上,早已是“道不同不相与谋了”。
若说文人相轻,闹的最厉害,最天翻地覆的,应该是明朝的党争吧?明朝党争严重有一定必然性和偶然性。
党争起源于明世宗嘉靖帝时代,嘉靖帝中后期多年不上朝,还大权在握,就是采取分化之术来稳固统治,始终是抬起一个再扶起一个来两强相斗,帝王心术运用的炉火纯青,所以嘉靖帝时代,虽严嵩权倾天下,仍可一句话随意废杀,但也埋下党争萌牙,当权者的昏招成为党争出现的必然性。
嘉靖帝为后世子孙埋下一颗不定时炸弹,稍有不慎党争之势会一发不可收拾,终于在孙子明神宗万历帝时期爆发,万历帝时党争正式露头,时朝廷上多党并立,有浙党、楚党、秦党、齐党、东林党,经过立太子争国本之事,东林党迅速整合其他政党,一党独大。
党争严重的偶然性在于万历之后三帝,要么一月天子泰昌帝这个短命皇帝,要么天启、崇祯这种没有受过东宫培训登基的少年天子,在帝王整体素质一般般的情况下,东林党一飞冲天,势力越来越大,严重威胁皇权,唯一制衡东林党的天子就是史书上昏庸的木匠皇帝天启帝,看似一天只是痴迷于木匠生活,却起用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打压东林党,夺取权利,却在几年后如前几任明武宗一般落水染病而死,颇有一些耐人寻味。
经过万历、泰昌二期东林党做大,天启朝打压失败,东林党真正一党独大,崇祯帝少年登基,空有中兴之心却毫无主见,先将魏忠贤除掉,阉党再无人,东林党乱政开始,不得不说这种偶然性真巧合,因泰昌帝不受万历帝宠爱,都没有怎么经过大臣培训帝王之道,跟着两位儿子天启崇祯更是没有学习过,长于市井间,少年匆忙登基接管庞大帝国,天启还好,崇祯时就是刚愎自用,生性多疑,面对东林乱政,换了多达17位首辅也于事无补,没有力挽狂澜之能,最终明朝在严重的党争中亡国。
明末的东林党与三党(浙齐楚),以至发展到后来与阉党(魏忠贤)的纷争,也给明朝这个大骆驼压上了最后一棵稻草。东林党是源于无锡的东林书院,其开创者为当时已罢官为民的顾宪成,另外二人为邹元标以及赵南星,其次外加高攀龙等人。东林党在把持朝政后秉承“非我族类必有异心”的原则打压三党导致了三党与阉党的最终结合,后来阉党(此时三党基本退出前台,阉党独大把持朝政)对东林党人的残酷镇压,则为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埋下了深深的伏笔。这场几十年间的战斗东林党人看似为国为民、大义凛然,其实与唐代的牛李党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形成广泛影响。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三吴士绅,一时聚集在他们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他们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得到社会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手是齐楚浙党。万历后期,双方从争国本为首,以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余波,相争不已。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势力强大的阉党,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之,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企图将其一网打尽,许多东林主要人物被迫害致死。明思宗继位后,对东林党的迫害才告停止。但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这说明代党争党人碑明朝开国以来,论说皇帝的素质,不说太祖朱元璋,那是苦出身没法子说,有校恐怕是最差的了。当日乃父常洛在策立的夹缝中疏于教育,但常洛毕竟是很有心计的。有校则更差,以致于很多史学家认为,他是光宗的“文盲儿子”。有校虽然是有明一代最无知最无能的皇帝,但他本心不愚,而且心灵手巧,只是疏于管教。尤其是登基以后,没人管了,而他其实只是个十五岁的顽童皇帝。在这时身边有个老太太,多少还是有些管束作用的,可是东林的“正义”举动。不管本心如何,可结果是———郑、李去,魏、客进!大明朝到了熹宗手里真是无可救药地烂完了,真的替思宗皇帝惋惜,他本不该是亡国之君呀!国之将亡,必兴朋党。好像中国人还特别好这口儿,我们在机关都不难发现这种“遗风”,最常见的便是同学、同乡拉帮结派、你争我斗。不是说朋党初兴就一定好心没有,东林党初起的时候也绝对处于振兴政治的目的。高攀龙、杨涟和左光斗等人也都是忠贞志士。可是党争真得起来了,正义只能放于利益的一边。到最后意气用事,争一时一事成败,而置国家利益罔顾。唐有牛李党争,而使阉祸为甚;万历以来,东林和宣党、齐党、浙党、昆党、楚党的争斗倾轧,最后也使得阉寺势力坐大。即使是思宗登基,翦除阉党之后,政治和思维的惯性力使然,党争仍然不止。打击阉寺本是好事,附阉的也该整肃,这都是应该的。可打击得过分,不给出路,难免逼得狗急跳墙。南明初立,本该携手抗清。而此时的东林党人,以复社诸生为主力,不是以大局为重,同舟共济,却一心搞党派斗争,非要致所谓的阉党余孽于死地,凡是投靠过的魏忠贤的就永远是坏人,一定是复社的死敌,在朝中的就坚决做对,处处牵制,在野下的就放声抨击,打击不断。反马士英和阮大铖应该,但要注意方式方法,更要看看当时的形式。魏阉操纵朝政十余年,顺昌逆亡,昔日投靠魏阉的不乏为形势所逼者,这个人数还不在少数。如果把他们全部列为奸恶,实在是打击面太大,为自己树敌太多。不说了,再说我就该被目为“阉党”了。临了,想起一个笑话。李闯王进北京,周钟上劝进表云,“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慙德”,骂思宗“独夫授首”!又授检讨,撰劝进表、登极诏,并献下江南策,逢人便云“牛老师极为钦赏”。龚鼎孽投降之后,更是每见人则曰“我原要死,小妾不肯”,还和周钟争宠,说那劝进表原是自己的作品,“周介生想不到此”!这都是复社人士呀!满清入关,不过十万,南明军队近百万,我汉人何止千万,竟亡其国,竟易其服!如果我们上下抛弃前嫌,一致对外,何愁河山不复?可由于党争不断,纷攘频频,以至同室操戈,内战暴发。使得半壁河山也土崩瓦解!念及如此,不胜悲哉!
若说党争亡明,亦或许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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