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云“克己复礼”，礼包括礼仪、礼制、礼俗等多重内容，具有其特有的特征与功能。礼治是治理社会的一种很特别的方法，除了中国以外，从来都没有其他的国家使用过类似礼治的方法来调整社会关系，从而维持社会秩序。
进一步讲在古代中国，调整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礼仪，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调整对外关系，用来维持以中国为中心的中亚国际秩序，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朝贡礼仪。朝贡礼仪作为朝贡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历来为中国封建君主重视。他们从礼仪的一遍遍演示中，一再体味到，“协和万邦”、“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自豪感或者是自大感。
史书记载，汉高祖刘邦在看到上朝的文武百官秩序井然，没有敢喧哗失礼的人，不禁感叹：“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贵也。”你想想如果把这一套礼仪用在各朝贡国中，各国贡使匍匐在脚下顶礼膜拜，中国皇帝能不感到天下归一，中国皇帝的“尊贵之感”油然而生。
朝贡礼仪主要被纳入“五礼”中的“宾礼”。宾礼指待客之礼。从历史上看，涉及君臣之间，中央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中外之间以及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交往时，所遵循的各种礼仪规范。不同时期，其内容和涉及对象亦不尽相同。
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西周时期，宾礼主要用于诸侯、卿大夫朝觐天子以申明君臣大义，并且将诸侯与天子之间的朝觐之礼延伸到对外交往。与周王室保持朝贡关系的四夷外国，他们的首领、使臣需要和诸侯一道朝觐周天子，但地位远比诸侯卑微。
在春秋以来“礼崩乐坏”的局面下，宾礼作为天子诸侯专用的王朝之礼，由盛而衰，成为平民百姓的通行之礼；到了秦汉时期，代之而新兴的是新的朝觐礼——文武百官朝觐皇帝之礼。朝贡礼仪在宾礼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汉朝甘露三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仪式，对汉代朝贡礼仪的确立和后世朝贡礼仪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重建五礼制度，并被用于国家制礼实践；到了唐代，宾礼就是朝贡里，二者在内容上大体相当，主要用于接待宴请藩王君主、使臣。
到了宋代，没有外国君主来朝，因此宋代制定的朝贡礼仪，是纸上空谈，根本没有付诸实践。可以看出来，朝贡礼仪在多大程度上予以实施，往往是以国力的强弱为转移，而不仅仅在于文化上的感召力；元朝是少数民族建国的国家，蒙古统治者依照自己强大的武力想要恢复中国的五服制。比如说元世祖忽必烈曾经多次令安南国王亲自来朝觐，并且以武力相胁迫，可惜未能如愿。此外，元朝皇帝忽必烈将自己的生日定为全国的重大节日，并且让来朝藩主、使臣在这一天行朝觐礼。这个制度一直为明清两代所沿用。
而到了明代，宾礼改回唐制，朝贡礼仪也大多依据唐朝的制度而制定。《明集礼》包括宾礼三卷，内容全部都是朝贡礼仪。明代朝贡礼仪的制定，是朱元璋重建华夏礼制秩序，进而一统华夷的重要举措。明代所有朝贡礼仪的制定都是在洪武初年。一系列的礼仪下来，有利于让朝贡的藩王充分领略华夏礼制的博大与威严，增强对宗主的敬畏之心。清代宾礼除朝贡礼仪以外，还包括相见礼，这个时候日常生活的礼仪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这个时候，朝贡礼仪逐渐成为中西交往的一道无形的心理屏障。
然而当世界不断发展时，中国皇帝怀着一种朕即天下之主的心态走向世界，当迎接来自西方列强的挑战，并在一连串战争失败后，一步步走出天朝上国的神话殿堂，失落感该是何等的强烈。固守朝贡礼仪，成为朝贡制度走向崩溃的最后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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