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自己扫盲
还比较茶盲的时候，我也是用耳朵去喝茶，只以为龙井就是茶叶中的绝品。去西湖附近的龙井村采访，得了两盒三等的散茶，如获至宝，带回家给父亲泡着喝，结果喝起来远不如村里喝的滋味，现在也没想明白，是水的缘故，还是茶叶被掉了包。
那时候有位在中茶公司工作的朋友，总是告诉我，绿茶最高贵，什么普洱茶、黑茶，都是很低廉的茶叶，属于粗茶，出口边疆的。不过他并没有严格的标准。没多久，他又告诉我，六堡茶还不错，属于黑茶中的精品。过阵子又说，大红袍也不错，不比绿茶差，尤其是他们公司的出品。这时候我才发现：他的标准，全是他们公司市场推广的结果，公司流行卖什么茶，他就告诉我什么茶好，也不知道是真不明白，还是诚心想把我变成中茶公司的忠实拥护者。
王恺
似乎七八年前，不仅仅我是茶盲，多数人都是。铁观音今年炒到多少钱一斤，普洱涨价了，安化黑茶升值了，接触一个喝茶的人，听到的往往不是茶的知识，而是各种茶的花头，喝茶倒成了次要的事情。也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刊物做了第一期茶叶的选题，同事去了普洱产地，写了茶叶飞涨的秘密，我留在北京做补充采访，找了个茶客冯绪，让他谈谈对各种茶的印象，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茶室轩敞，一进门的地方，放着一套日本武士服。
主人兴致高，手舞足蹈地谈着他的茶和他华丽的收藏，那时候的爱茶者大率类此，都是玩家。冯绪玩得尤其深入，自己去武夷山做茶。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爱茶者应该自己去深入茶山，尽管他坦承自己做得不好，火候掌握有误。他的茶室从福建来帮工的小妹揭发他，说他做茶，把整个空间弄到烟熏火燎，茶还没做好。但是这种玩得身体力行的精神，后来还是被我偷学到了，自己后来走茶山，只要是做茶季，都是恨不能亲自上阵，一定要摸摸机器才甘心。
那篇文章应该是完全不懂茶的状态下的胡言乱语。接下来几年，《三联生活周刊》都有关于茶的封面专题，我们开始有机会走进茶山，这才是理解茶的开始。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在北京听人吹牛，在空洞的想象中进入茶的世界。记得第一次是做“绿茶之道”，我去的是安徽黄山，寻访太平猴魁和黄山毛峰的原产地，只有去到那些偏远的难以到达的原产地，才知道，在京城里所听的那些道听途说多么虚妄，多么没有根据。
还记得在北京听茶客吹牛，说太平猴魁之所以香甜，是因为茶田在高山上，都是猴子才能到达的地方。更有离奇说法，说猴魁与鸦片有关，茶田杂种鸦片，所以香甜。太平镇就在黄山脚下，猴魁产地确实难去，需要先坐汽车，再改乘船，上岸后还需要乘坐拖拉机走狭窄山路，最后还需要徒步——但并非不可抵达，也并没有那么多的猴子采茶的神怪，就是高山云雾地的好茶而已。茶树品种特殊，制作工艺精当，所以诞生了回甘颇好的绿茶。回甘这项，是坐在车里拿保温杯喝泡了一两个小时的猴魁所感受到的，如此粗糙的泡法，还能有喉头清凉的感觉——这是几天下来调查的结果。
其实这就是去产地的好处，能够和茶农面对面，抛弃浮在表面的传说，也能亲身感受某种茶的魅力，这靠翻书也难以达到。
宋佚名《白莲社图卷》（局部，辽宁博物院藏）
许多包含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微妙之物，包括茶、酒、香、花，外加古琴，因为近年附庸者众，所以鱼龙混杂，而这些本来是值得探索清楚的事物，往往被人附加了“不可说”的玄机。但是新闻本身的追求却并非如此，必须要可说，还要说得动听，说得在理。在很大程度上，新闻是去魅的过程，如果我们局限在北京一地采访，或者混迹于茶圈，想来会整天陷落于各种茶局云山雾罩的谈天游戏中。也许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茶是怎么回事、茶应向何处去”这些基本问题，而成为一堆口水——尽管我现在也不太清楚，可是至少有了思考的维度。
去祁门看红茶也对我大有助益。茶叶市场一直有个迹象，资金流进入什么领域，各地的茶叶市场和各路茶人，就开始猛赞什么茶。比如若干年前福建的政和工夫、坦洋工夫流行就是如此，之后的正山小种大行其道，加上金骏眉暴得大名，所有的关于红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福建了，按照一位在茶圈有知名度的人物的说法，祁红没有“话语权”了。但是因为早先看过相关专著，知道安徽祁红历史悠久，有独特的祁门香，所以还是避开了热闹的福建，去了比较冷门的祁门。那是一段漫长的搜索过程，一直在找关于祁红与别的红茶的不同，土地与气候的变幻莫测会给茶树本身带来什么影响，机器和手工的不同做法，又会给茶叶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对于茶盲，这些都是难缠的话题，远不如县城里面的朴实餐馆的鸡汤和农家自己制作的豆腐乳吸引人，可是，再难缠也得缠下去。
那次有李鸿谷同行，我们一边寻找各家饭馆的豆腐乳，一边听他的教训：放下，放下，放下那些干扰你的幻想，不要用约定俗成的观念影响你。就拿机器和手工的不同的观念来说，我们在乡下参观的那些所谓的机器加工，哪里有大工业的影子？不过是手工的升级而已。他这么一说，我顿时想起那些简单的木制机器，才恍然自己也是被各种传统观念所囿，必须破局才能形成自己的看法。
中国人对于茶，追求的太多，远不是产量、标准、价格这些因素，谈起来更多的，是滋味、口感和香气，这是某种程度的“以茶为本”，所以，经历了这次祁门红茶的探询，基本上能分开茶产业和茶文化的议题，那种“为什么中国茶比不上立顿红茶”之类似是而非的问题，是不会去询问的了。
也因为去了祁门寻找到了传统的祁门工夫的味道，知道了所谓“祁门香”的感觉，也因此能反观以正山小种为代表的红茶的香味体系，祁红的兰花香因此颇为独到。这大概算是采访茶的堂而皇之的味觉的享受，也因此，我开始了自己的耐心品茶道路。
茶道的启蒙读物
跑了若干茶山后，开始寻找更开阔的对茶的探询方式。2013年，我们刊物决定做“茶道”，我还记得在主编朱伟的办公室里，和他讨论主题如何确定的问题。我一直疑惑“茶道”这个词的精确定义，原因是开始接触茶的时候，很受国家博物馆孙机先生几篇文章的影响，形成了自己对茶道的看法，就是中国无茶道，中国仅仅将茶日用化、去仪式化和世俗化，而日本是将茶高度仪式化，并且进入了“道”的系统，他的文章还讲道，日本人会在茶室门口设立一个低矮的小洞，专供人爬入，以示众生平等。
我当时就形成了这样的观点，什么道不道的，喝茶就是喝茶，弄那些玄的干吗？包括此前采访过一些茶人，有人对我说，不同的人，泡茶会不相同。有人对我说，不同的杯子，喝到的水味也不同，我总是理直气壮地反击：你拿科学数据证明给我看？
主编还是想让我做茶道，他觉得，一个人，如果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阴都给了茶，一直在研究茶、钻研茶，怎么不能叫茶道呢？而且我们可以叫茶之道，努力去观察茶在当下世界的表现，他这么一说，我才转变了观念，为什么不出去看看呢？哪怕中国大陆样本少，我们至少可以观察外部世界的茶与事茶人。于是定下来，去看看日本和台湾地区的茶世界，过去只听到人们谈论，但多数也是二手乃至多手传闻，很少有直接新鲜的——这和走茶山的道理一样，只有自己看到、分析和吸取，才能形成自己的观点。
现在我都很感谢我们刊物的一贯传统：凡是重要选题，一向是不惜成本，也会尽量给作者多一些时间。这次也是如此，我们此次采访的成本很高，但是主编一句话都没说，在他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也算运气好，我们聘请的日本翻译美帆小姐是位非常负责的人，她帮助我们联系采访，不久就被我贪得无厌的采访胃口吓住了：你确定你还需要采访这位吗？你确定你还要再找几位吗？过去她合作的多是时尚类杂志，很少有我们这种媒体，后来我们熟悉了，她才告诉我，当时很烦躁，觉得我多事而要求繁琐。其实我也紧张，对日本茶道一知半解，只看过几本中国人写的日本茶道印象记，还包括孙机先生的文章，实在是害怕自己交不了差。更重要的是，害怕自己弄不明白。
小川流手前座所使用的茶器。与中国明清饮茶方式颇为类似，只是主人席的陈设更为复杂，带有日本重器物的风格
日本茶道的各个流派，许多地方不对外开放，也就是我脸皮厚而坚持不懈，终于争取到参观一些隐蔽的茶空间。在表千家的不审庵的时候，穿着夹脚拖鞋，走在散漫开来的青苔地上，时刻担心滑倒，周围的绿意真浓，简直可以把人淹没，这里是千利休的后代所建立的流派之一的家庭茶室，使用了上百年后，里面的一草一竹、一挂轴一茶仓，都显得厚重起来。
当我站在石头上，战战兢兢往茶室里爬的时候，突然对日本茶道有了不同于国内泛泛而谈的了解，这个资源并不丰厚的国家，慢慢建立起了自己“惜物”的生存哲学，以往在中国未必受重视的竹篓成了花器，并不齐整的粗陶成了珍贵茶碗，他们的茶学从中国漂洋过海而来，经历了自己的哲学和世界观的洗礼，形成了独特的日本体系，也就是在这种朴素的审美之上，诞生了以茶来对抗权倾朝野的丰臣秀吉的千利休，他茶室的这个低矮的门框，既有众生平等之意，也有进入其中，寂诧的世界开始的含义。
这种知识，在书本上读，总觉得隔了一层，进入其中，则瞬间就能体会到。阴暗茶室里的斑斓光影，破败竹器，以及脚下咔咔作响的榻榻米，都在提醒我，日本茶道就是一个发源于中国，但是又与中国迥异的茶的世界，并非我们在国内常常谈到的，中国的唐、宋在日本，日本茶道就是中国茶道的保留。
其实这和过去走茶山的经历相仿佛，读过，最好还能见过，在现场，对事物的感受和领悟，肯定好于遥远的想象。另外，去到日本后，再回头反观一些关于日本茶道的书籍和文章，一些以往没能领悟的地方，会顿时心领神会，这种学习的乐趣，大概真是应了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之后是去台湾采访。在过去大陆茶圈的描绘中，台湾被描摹成一个虚言所在，茶道种种皆是从日本学习而来，所以此行心中也忐忑，担心去采访并无充实的内容。好在并不失望，记得是在解致璋老师的茶学课堂清香斋里，解老师自己泡台湾高山铁观音给我喝，那是我迄今不能忘记的喝茶享受，每一泡的变化，那些不同的滋味，香气和杯底的余韵都深刻地印下来，就像脑子里有个刻录机一样。
台湾食养山房，茶界、艺术界人士都是这里的常客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不同人泡茶会有不同的味道，并不玄妙，很多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用什么水、用什么杯子、用什么壶煮水，包括周围用什么植物搭配会影响心境和房间的空气，会造成茶空间的情境的不同——这是一种不同于日本茶道的，源流于中国传统茶道，而在台湾生长起来的茶文化。
台湾的事茶者给我非常好的印象，他们身上有一种自己也浑然不觉的君子风。印象最深刻的，无论是拜访还是离开，比我年纪大很多的解致璋老师还有周渝先生，都是很早就到门口等待，然后会把我送到很远，大家致意，彼此珍重。那时候，真感觉自己回到了某种特定的时空里，不再是个骚扰别人的记者，很像一位去问礼的学生——也许有人觉得这是民国遗风，我更多感觉，还是这些读书明礼的老先生身上自然出来的东西。
其实对于他们，我完全是陌生人。在第一次接触后，他们才觉得，我们是本很严肃的刊物，我们和他们的交往，来自我们所做的《茶之道》出版后。这期刊物出来后，成为我们杂志销量较好的一期，一方面是碰上了大陆的中产阶层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有了了解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们这期的实地考察和深度报道，满足了大部分人的求知欲。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能碰到读者很高兴地告诉我，我们这本刊物，是他们的茶界启蒙读物，也是他们放在书桌旁的必需读物——这种真心的赞美，听起来总是让人愉快。
茶之路上的陌生人
茶专刊能不能继续做下去？这成了主编思考的主要问题。我个人是愿意做的，毕竟接触越多，就越明白自己懂得还不够多。结果2014年，我们又决定做新的一期的《茶之道》，这次是我和同事一起操作。
2013、2014年两期《茶之道》专刊
我还是选择去日本，上次去日本，是去看日本的抹茶道几大流派，也就是千利休以来的日本的抹茶生活，但是，还有大量煎茶道的流派没有观摩到，这种源头在中国明代文人茶的饮用方式，是今天日本最普遍民众所采用的品饮方式，那么它和中国源头的关系如何？和今天台湾茶的饮用方式有何不同？这些都是最近一年看茶书、接触茶人所感知的新问题，很让我着迷。
去日本先看小川流。京都郊区一幢古老而精致的三层楼房中，看到茶空间后面的庭院，瞬间感动。那是一座并不同于抹茶道充满古老禅意的庭院，略带中国园林趣味，上下有曲折的石梯，点缀着假山和大树茶花的小园子，又加上了朝鲜的石龛，颇有明人趣味。果然，在和小川流的负责人小川可乐聊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们追求的就是中国明代文人的闲散趣味，如何享受一杯茶被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他们使用的紫砂壶、茶杯，包括一些小器物都来自于中国——一下子新问题就被提出来了，所谓日本茶道重仪式的说法，在这里似乎不能得到证明，因为要喝那杯精彩的茶，要谈论茶的滋味，还要谈谈今天的点心，乃至户外的风景、客人们身上的衣物，包括城里的八卦——这哪里还是中国人想象和静清寂的日本茶道？分明就是一场舒适和优雅的茶聚。
这次采访教给我，不能固守某些意见，哪怕是权威的意见也要分析。回到孙机老师的文章，他强调日本茶道的高度仪式化，仅指抹茶道中的千家流派，并不能代表日本茶道的全貌，关于日本茶道在近代以来的变化，必须要去日本实地考察后再得出结论。这大概是此次采访的最大收获——回过头再看中国茶道，在香港城市大学和中国历代茶书的汇校者郑培凯先生聊天，他提到的陆羽，完全是一个我从前不了解的陆羽，一个在寺庙里长大的孤儿，按照自己的学习和信仰体系，逐渐走入士大夫阶层，改变了他们的喝茶方式，建立了关于饮茶道具、环境、用水和茶产地的整个体系，确定了清饮品茗的地位，一直影响到中国今天的茶世界，这不是茶道又是什么？
这番谈话，最大的收获不在文章里，而在自己心里。关于茶的概念、观点和看法，都在我心里不断建立和解构，说实在的，很过瘾。
另一享受是在眼里。茶之一物，不仅局限于品和饮，与茶有关的事物的观看，是一个更阔大、更有趣的世界。许多观看，是让眼睛吃冰淇淋。比如我们在日本竭尽全力去几个博物馆看那只藏在深库中的曜变天目碗——日本的几只藏品，有的属私人收藏，有的属不对外开放的博物馆，最后仅仅在大阪看到一只，隔着玻璃，看那只碗的宝光，恍惚是蓝色星空中闪烁着星云，真是灿烂。
还有一次印象深刻的，台北“故宫”的研究员廖宝秀老师是我数次的采访对象，对我帮助很大。廖老师爱茶，热爱寻访大陆与茶相关的遗迹，所以，我们的交往由采访进而扩展到一起去寻找大陆曾经的茶踪。有一次她带我去寻找乾隆皇帝喝茶的“试泉悦性山房”，就在北京香山一游人稀少处。走进去的瞬间，就被那种美丽所击中——高高的山石上，试探着长出来数棵弯曲的白皮松，那些树不同的姿态和气度，都是只有在古画里才能见到的。这种场景，用眼睛吃冰淇淋来形容，简直太轻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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