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式夷先生在“试析苏子降气汤的结构原理和临床实际一文阐述中，认为本方的作用，在于外解风寒、内疏痰饮；从其君、臣、佐、使配伍关系分析，证明:主治在肺而不在肾；主在清利上下而不在引火归原；主在降气散寒而不在温下。基于这一观点，对上盛下虚的病机，强调是外邪淫肺，气道不利，浊痰凝聚，上焦阴盛，才导致了下元的阳虚。因此，对拙文“关于苏子降气汤加减运用；并对文中三个病例同样地认为用肾不纳气的病机与病例不相吻合。
朱先生的意见，是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而提出的。为此，借此机会，谈谈我对上述问题的一些看法，愿与朱先生商榷，借和同道们共同讨论。
一、苏子降气汤的主治
苏子降气汤，始见于宋代的《和剂局方》。经过历代医家不断总结，在治疗上有所发展。我们在继承时，必须分析它的原委，既要重视原方的意义，更应看到后世的发展。据《局方》记载，本方主治:“男女虚阳上攻，气不升降，上盛下虚，膈壅痰多，咽喉不利，咳嗽，虚烦引饮，头目昏眩，腰疼脚弱，肢体倦怠，腹肚刺，冶热气泻，大便风秘，涩滞不通，肢体浮肿，有妨饮食……”
据我体会，文中的“虚阳上攻，气不升降，上盛下虚”十二字，系指病机而言；“膈壅痰多”以次，是说的症状。从这些病机和症状来分析，可见当时本方主治范围，还未用于治疗风寒咳喘等证。以后的文献，如《丹溪心法》、《医宗金鉴》、《兰台轨范》，以及最近全国中医教材《方剂学讲义》等书，都以围绕《局方》的说法为准则的。但是也有一些方书，如《景岳全书》、《医方集解》、《成方便读》等，确曾提出本方有治疗风寒痰喘的事实，无疑地，它们是在《局方》的基础上，利用它的疎肺利气、涤痰宽胸的作用，又赋给新的主治内容(也是朱先生所主张的内容)。尽管如此，从来还没发现有人因此就否定《局方》的主治。拙文亦提到它还能治疗胸痹、梅核气、噎膈等症，一方能治多病，根据每个人的经验，不断加以丰富，完全是正确的。但问题的产生，朱先生只抓住了治疗风寒肺实的一面，从而就放松了“虚阳上攻”的一面，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二、怎样分析本方的结构
朱先生为了阐明本方主治在肺实，不从本方的整体结构精神出发，排斥它的温肾作用，因此在分析结构时，认为苏子量大作用大，是君药起主要作用；肉桂量小作用小，居佐使地位，不能温肾纳气，视肉桂、沉香无足轻重，所以得出只能治疗上盛的结论。但据我的体会，任何一个方剂的结构形式和治疗意义，都带有一定的全局观点和客观的症状要求。在组方时，虽有“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的规定，这种主次之分，不过借以表明药物的分工不同。它们之间，还必须相互合作，或相互制约，相辅相成，以发挥方剂的治疗作用。如果在认识中，只尊其君、臣，视其佐、使为可有可无，就会有损原来的方意。为了说明问题起见，试以金匮肾气丸为例:方中熟地为八两之多，其余滋濡之品，亦在三、四两之间，惟肉桂(原方作桂枝)、附子仅为一两，同熟地来比，剂量是很悬殊的，能否 说因为在大量滋阴壮水药中，这一点桂、附就不能起温养肾气、补益命火的作用?如果有人坚持这种说法，是很难使我们同意的。再拿滋肾丸为例，这个方子的结构是黄柏、知母各二两，惟肉桂只有一、二钱。治疗热在下焦，小便癃闭而口不渴等证。李东垣解释的很是精辟，它说:“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无液癃秘，是无阴则阳无以化也。须用知、柏大苦寒之剂，桂一钱为引，服之须臾，前阴若刀刺火烧，溺如涌泉而愈。”肉桂在本方，只不过是个“引使”的角色，但所起的作用却是很大的。能否就说肉桂并非君药，不能有什么贡献呢?如果有人这样说，也是不能使我们同意的。所以无论药味剂量大小、为君药或为使药，都不能埋没其应有的功效。联想到朱先生说的“但在本方的命意下，肉桂一味，并不能足以温下”，这种观点，显然是不能令人同意的。何况沉香辛温下沉，能补右肾命门，肉桂甘辛大热，气味俱厚，能补命门不足，益火消阴。这两味药在苏子降气汤中，必然发挥它们的助阳消阴、歛虚热、行津液的作用，正因如此，本方治疗上盛下虚，就不能归功于苏子、前胡、厚朴等药的一面，也应该客观地看到肉桂、沉香的作用，才符合本方的上下兼顾、虚实并重的治疗精神。
三、本方的病机与症状
朱先生对本方的上盛下虚病机，认为是由于肺的阴气盛，才产生了肾阳虚。这一分析，看来似乎是合理的，如果进一步讨论，似乎也有商榷的必要。从肺的自身阴阳来讲，应该是肺阴盛则导致肺阳虚；从肾的阴阳来讲，应该是肾阴盛则导致肾阳虚。朱先生并没有从肺、肾自身的阴阳来分析问题，简单地指出肺的寒邪阴盛，相对地就产生了下元阳虚。如果按照这个论点允许推理的话，那末，凡属风寒郁肺，阴气上盛的，都应该出现下虚的症状。事实上却又不是如此。就拿华盖散证讲吧，难道不是外寒遏肺的喘吼实证吗?小青龙的“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的咳喘不也是水寒上射吗?为什么它们都不出现上盛下虚问题呢?偏偏苏子降气汤才具备了这个条件?即使这种说法还可以聊备一格的话，试问在辨证中根据那些证候特点，断定它是肺阴盛产生了肾阳虚。如果没有根据的话，在选用本方的凭借又是什么呢?同时下虚发生以后，对于上盛是否会起到链锁反应，如果只能上盛影响下虚，下虚不能影响上盛，在说理上恐怕也讲不通的。
据个人的浅见，产生上盛下虚的病机，根据本方的特点来讲，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局方》所说的“虚阳上攻”，作为上盛下虚的关键。那就是由于肾阳的不足，下元虚寒，阴来搏阳，阳气被迫，反而上攻的一种病变。它的症状，既有上焦假热之证，如《局方》所说的“虚烦引饮，头目昏眩”等；又有阳虚津凝，痰气上涌的证候，如《局方》所说:“膈壅痰多，咽喉不利，咳嗽”等，这些症状的表现，归纳起来，统称之为上盛，也就是虚阳上攻的上盛，不是风寒遏肺的上盛。上盛来于下虚，那末，下虚的症状，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局方》说的“腰疼脚弱，肢体倦怠，腹肚刺……肢体浮肿”等；及拙文中王案的腰腿无力、多溺、尺脉软；韩案的畏寒、脉沉；吕案的面黑、浮肿、脉沉弦无力等皆属之。可见上盛下虚的病机，是根据客观症状的反映，提高到理论，经过反复的过程所得出的结论。
另一种是下虚感邪的上盛下虚。凡属下元阳虚的体质，容易感受风寒之邪。如果风寒遏肺，肺气失宣，形成了上实；下虚在先，故其为病包括了“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两个方面。正如尤在泾所云:“顾人体有虚实之殊，脏腑有阴阳之异……或适当房劳、金刃、产后、亡血之余，是虽为伤寒之候，不得竟麻桂之法矣。”说明了体虚之人，虽感受寒邪，不能按一般发汗之法治疗，可以作为本证的借鉴。
本证特点:上见咳喘多痰、恶畏风寒及头痛鼻塞等证；因其下元阳虚，兼见腰痠、腿沉、足冷、多溺、尺脉沉等证。针对这样的上实下虚情况，利用苏子降气汤，宣利肺气，温补下虚，正邪兼顾，是恰如其分的一种治法。
至于朱先生主张本方治疗单纯的风寒遏 肺，及肺实痰喘等证，古人早已有这种说法，我们并没有反对的意见。
四、与黑锡丹的病机异同
本方证同黑锡丹证的病机都是在虚阳上攻的前提下出现的，这是它们相同的一面。但具体到程度的轻重，症状的表现却各有所主，不能混为一谈。查苏子降气汤的上盛下虚，属于虚阳上攻中的肺实较急，肾虚较缓，标实本虚，故必以标本兼治、上下兼顾为治疗原则。至于黑锡丹的虚阳上攻，是真阳暴脱，危在顷刻，故其治疗，力求导龙归海，挽救元阳为急务。它和苏子降气汤，有专固其本与标本兼治的不同；在病机上就有纯虚与挟实的区分。朱先生只看到火衰阴盛的共同点，没看到虚中挟实、虚而欲脱的不同点，所得的结论，只能是唯有黑锡丹能治虚阳上攻，苏子降气汤反成为虚阳上攻的禁剂了。祖国医学有其一定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必须本着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辩证观点进行思维与分析。所以拙文对苏子降气汤的治疗总结为:“有行有补，有润有燥，治上顾下，标本兼施，为豁痰降气，平喘理嗽，利胸快膈，通秘和中，纳气归元良方。”重点突出了行与补、润与燥、上与下、标与本的辩证关系，这种剖析，反映了本方的特点，并且符合了病机。可是朱先生认为这种提法没能抓住主要矛盾，指出在观点上有些笼统。按照朱先生的意见，只就肺的一个方面为主治的标准，把上盛下虚的病机简单地并在上盛一个内容之中，这样必然破坏本方的原来面貌。
关于病例方面，因限于萹幅，虽有不同看法，时论从略。
总之，从本方治疗范围来看，有其文献资料可稽；从其结构分析，有其温下的内容；从其病机探讨，有其症状为证明；与黑锡丹对比，有其异同之分；从继承与发展来看，不能加以割裂，应当互相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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