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中医世家,1941年承父遗志研读中医,入读长沙精益中医学院中医药学专业,于1948年开业行医。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毛主席号召:“团结新老中医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引起党中央和政府对中医药的重视与关怀。国家卫生部门进行了中医师登记,组织成立中医联合诊所,从此我就参加了人民卫生工作,开始了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加强原始科学创新”的奋斗人生。当时,湖南长沙地区麻疹、流行性感冒、伤寒、肠炎、痢疾等病时有发生,1954年洞庭湖区水灾之后,急性血吸虫病、传染性肝炎、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我应用《伤寒杂病论》、《温病学》之理法方药,辨证论治,屡见良效,得到社会好评。1953年,我入湖南中医进修学校进修,1955年学成后到衡阳市中医院从事中医临床工作。由于我守医德,重技术,以喻昌《医门法律》之“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处”为训,全心全意为病人着想,为病人服务,翌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衡阳医学院开设中医学课程,某军医院举办西医学习中医班,均聘请我授课带教临床,传授中医诊疗技术。1962年我调至湖南中医学院任医经、诊断教研室主任。为了坚持医疗、教学面向农村,我为学院又编写出版了《中医学基础》、《中医临床·伤寒温病精选教材》,并开办了中医提高班,采用理论联系实践、教学结合临床的方法,开展中医辨治内科系统疾病,如肝炎、肝硬化、肾脏病、中风、心脑血管病等常见病的系统临床观察,取得显著疗效。我同时撰有科学研究论文,为国内同仁所瞩目。
1966年6月,我到浏阳进行巡回医疗,学院59级、60级学生随诊实习,我白天为人诊病,晚上和学生讨论病例。宋·朱熹在《性理精义》中云:“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故我在1967年回院在附一医院从事临床诊疗工作时,充分利用湖南中医学院图书馆丰富的中医药学文献资源,赢得了读书破万卷的大好时机。在此期间,我对临床诊疗经验进行了整理,并于1968年参加了湖南医学院编写《农村医生手册》的工作。1974年2月,根据当时中医学教学、医疗与科研的需要,卫生部批准编辑出版《中医大辞典》,委托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州中医学院主编,我被聘为中医大辞典编委委员,我院和辽宁中医药大学主编了其中的《妇儿科分册》。至1992年,合编成一部较全面反映中医学术的综合辞书,以供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应用,由原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生前题字出版(2005年又修订出版)。1975年,为了当时医教与科研的需要,我编著出版了《中医临证学基础》,在西医学习中医普及与培养提高的医疗教学活动中深受学员欢迎,取得了良好的医教作用,并获湖南省人民政府嘉奖。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医学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原卫生部钱信忠部长,根据当时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序中写道:“出版《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是发展国医药卫生事业的一项基本建设,也是国医学界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6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曾讲过:可在《医学卫生普及全书》的基础上,编写一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是当代世界公认的知识密集型参考书的最佳形式,是反映一个国家科学文化的窗口”。并指出:“这是国医学卫生知识领域建设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系统工程和创造性事业。”1978年我荣幸地被任为全书编辑委员会委员,主编全书的《中医儿科学》部分。回顾祖国医学发展史,历代都有学者编纂各类“集成”和“全书”的良好传统,但系统、全面地编写符合我国国情和医学科学发展的大型医学百科全书,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在这一系统工程进程中,我深受教育,深受鼓舞,坚定了从事中医临床与科教的信心,我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开展微观证治系统研究的传承与创新。由于敬业精诚、治学严谨、工作成绩显著,1983年我被晋升为教授,1986年成为我国首批中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同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湖南中医学院成立第一个中医诊断学博士点,我担任了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在研究生教学工作中,我以诊断辨证规范化、微观化为主攻方向,坚持三个面向,以《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之语为治学态度,以医史文献为先导,以临床为基础,以实验为手段,实施“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之训,以此建立了师生诚信关系,培养造就了一批博士、硕士和高等中医科教人才。
1998年,卫生部原部长崔月犁总结中医临床科学实验成就,组编出版了《全国著名老中医临床经验丛书》,《郭振球临床经验辑要》入选。辑要除撰述了我的临床经验外,尚提出“传统医学的道德准则”,即医者仁术,为人民服务,怀仁厚德,廉洁淳良,求真务实,博学笃行,此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谓也。“医经经方,性命所系”,非博极群书者,不足以语医,而医术“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致其约”。我以宋·王安石“教人治人,宜皆以正直为先”语为律条,精诚执教,以德育人。为了把原始科学创新推向世界,我主编了《世界传统医学诊断学》一书,该书从源溯流,分绪论、诊法学、病证学、病案学和微观辨证学,继承创新,颇切实用,是一部较完整的适于研究生应用的诊断学教材,编成后于1998年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
《论语》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故我论疾诊病,遵经而不囿于经,师古而不泥古,“不取亦取,虽师勿师”。我国目前正处于疾病模式的变化阶段,表现为传染性疾病发病减少,人的寿命延长,心脑血管病,特别是冠心病、高血压病、脑卒中的发病和死亡率较30年前明显升高,死因亦在国内占第一、二位。因此,我根据《素问》风论、痹论,《灵枢·厥病》真心痛、厥心痛及五脏病机相关理论,对心脑血管疾病的诊病辨证论治,结合现代检测进行了较系统的阐述。我认为,心主血脉而藏神,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包络代心受邪致病,其病变除累及气血阴阳和其他脏气失调外,其病因病机之关键为内风旋动,炼液为痰,灼血成瘀,脉络阻痹。中风、心痛、心痹、脉痹等心血管疾病的病理生理基础,往往是阳化内风,脑、心、肝、肾同病,筋脉受累。而风依于肝木,木郁则化风,在症则为眩晕、为肢麻、为痉、为痹、为类中风,这些都是“肝风”之震动。其中,尤其是肝阳化风,上扰清窍,则巅顶头晕,目眩耳鸣,心悸心烦,而成心脑血管受损之证,有高年营液内亏者,水不涵木,火动痰升,灼血为痰,则风、痰、瘀三者互结,在内阻痹脏腑、脑、脑络,在外阻痹经络,而成痹心脉、中脏腑、阻经络之证。高血压病、脑卒中、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病机演变,大都可作如是之观。因此,其临床表现以内风、痰浊、血瘀三证为普遍,其演变一般为风→痰→瘀,最后导致营液亏虚,五脏虚衰。在病变过程中,风、痰、瘀、虚可以混合出现,互为因果。故临床辨治上应寓息风、化痰、消瘀于理虚之中,亦能切中病机,以期奏效。当然,要权衡风、痰、瘀、虚之标本先后,孰主孰次,以求中的,亦可视证候之变化,采用息风、化痰、消瘀三法之一法、二法,或三法综合施治。①潜阳息风法:用于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内风旋动、肝阳上亢之证,常用珍珠母、天麻、桑椹、钩藤、菊花等药。②化痰消浊法: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痰阻脉痹、痰浊壅滞之证,可见胸闷、呕恶、眩晕、心悸、体肥、苔腻、脉滑等症,常用茯苓、法夏、瓜萎、薤白、厚朴、泽泻等品。③消瘀活络法:用于心脑血管病血行不畅、瘀血痹阻之证,常见心痛、胸痹、心痹、唇青、舌紫、脉涩等症,常用丹参、红花、川芎、桃仁、玄胡之属,气虚血瘀者加用黄芪、地龙、人参、苏木、三七之类。这类临证经验,屡用屡验,简易便廉,颇切实用。
建国50周年大庆,全国科学家组编《中国现代科学全书》,我被定为《中医儿科学》主编,本书总结了我国几十年医疗、教学、科研取得的成果,并系统论述了中医儿科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的特点、特色和发展趋势,该书作为国庆献礼出版。
我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之师范,受到学生好评。为了把研究生教学工作做好,我力主建立了《内科、儿科、妇科证治学新诠》新体系。对其中常见病的诊断标准及证治理法方药,进行了全面规范,并赋以新的诠释:①建立常见病辨证论治电脑网络系统;②成功复制肝纤维化血瘀证模型、鼓胀模型、自发性高血压阴虚阳亢证模型;③开展微观证治和药证学实验。当前慢性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发展为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癌者,屡见不鲜,临床以肝郁脾虚、瘀血阻络证为多。患者细胞功能低下,血黏度升高,血液呈血栓前状态,用益气化瘀的甲芪肝纤宁或新制抗癌方治疗后,明显提高了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降低了血黏稠度,改善了血栓前状态。医学实验表明:肝纤宁可降低肝脏组织纤维化积分、胶原蛋白及血清Ⅲ型前胶原含量,提高胶原酶活力,调节红细胞免疫功能,改善肝脏超微结构线粒体、内质网,促进纤维降解或逆转。抗癌方对实验性肝癌还能提高P21、P53抑癌基因蛋白表达,诱导细胞凋亡。故本方对中晚期肝癌患者抑制癌灶、改善肝功能、缓解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等有较好作用。遵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面真实创新,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思想,我开创和奠定了《微观证治学》和《微观药证学》的临床与实验基础。
1990年6月13日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采取紧急措施做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决定”实施,我被确认为第一批著名中医专家导师之一。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我认为中医微观辨证学及其学科群的崛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发展空间。为了“加强原始创新”,我经50年呕心沥血的医教实践深深体会到:实现中医药现代化,关键在于微观辨证学及其学科群的和谐发展。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对经典辨证学我首先提出辨证外揣法、整体观、病传论三原则。在几千年历代医家临证实践的基础上,我自制了察舌辨证观仪,自创了血流阻抗平脉辨证法,我以研究诊法学客观化为起点,一方面注重流行病学调查,广收病证治疗资料,荟萃分析,建立证治模型,选择模型构成内科、妇科、儿科证治学新诠新体系;另一方面综合运用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等现代科学技术,开创了《微观辨证学》新科学,从而成为微观辨证学学科开创者。1998年,我面向世界又建立了《世界传统医学诊断学·微观辨证学》新体系。同时,我一直在探索《中医诊断学》学科建设,1981年完成了《常见病辨证论治系统电子计算机应用研究》,奠定了《中医诊断学》学科基础。清·陈念祖云:“医者,意也。不离古法,不执古方,言贵乎圆通也。谚云:看过王叔和,不如见症多。言贵经验之多,屡获效验。”故我一直坚持临床实践,力求博极医源,治学严谨,在内、外、妇、儿科均有所成,尤对中医辨证学和心血管病、老年病、血吸虫肝病的辨证论治独树创见,疗效尚著。我所研制的有效验方“潜息宁”片、“抗纤灵”方、“天龙定风珠”等也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学以为耕,文以为获”,我曾任国家卫生部《中国中医百科全书》、《中医大辞典》编委和全国高等院校中医专业教材编委委员会编审和主编,主编《中医诊断学》、《世界传统医学诊断学》、《中国现代科学全书·医学·中医儿科学》,先后出版了《中医临证学基础》、《内科证治新诠》、《妇科证治学新诠》、《儿科证治学新诠》、《郭振球临床经验辑要》等专著,尚完成国家科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卫生部和湖南省科研课题18项,科研成果均为国内首创或处于领先水平。其中1979年《中医临床学基础》获湖南省科技成果奖;1987年《常见病辨证论治系统微型计算机的应用研究》获湖南省高校成果二等奖;1993年《微观辨证学之研究》获国家教育委员会一等奖;1997年《益气活血法治疗血吸虫病肝纤维化的临床与机理研究》获湖南省中医科技成果二等奖;2002年《抗纤灵治疗血吸虫病肝纤维化对胶原代谢及细胞免疫的影响》获联合国世界和平基金会21世纪自然医学优秀奖及医学金奖。发表学术论文《微观辨证学与新世纪中医学的发展策略》、《新制抗癌方对实验性肝癌抑癌基因的影响》等200多篇。我尚成功研制了察舌辨证和平脉辨证微观化实用系统,开发了防治高血压病的“天母降压片”、防治肝病纤维化的“甲芪肝纤颗粒”等新药和微观证治学新体系。
《列子》云:“治国之难,在于知贤,而不在自贤。”故我从事中医医疗教学50多年,强学力行,为国家培养的医学博士、医学硕士和中医高校师资,大都已成为新世纪的中医学科领头人、主任医师、教授和博士生导师。1986年湖南中医学院建立诊断学博士点,成为我国中医诊断学研究所重点学科。我于1991年享受国务院“为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特殊津贴;1994年国家人事部、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确定我为全国继承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并颁发了“为培养中医药人才作出了贡献”的荣誉证书,湖南省人民政府为我记三等功;1995年以中国医学科学家载入美国《世界名人录》;1999年被湖南省教委评为普通高校科技先进工作者,澳大利亚国际中医药科技研究院聘任我为客座教授;2000年被英国皇家联盟科学院授予荣誉院士;2002年被美国诺贝尔医学研究院聘任为院士。曾应邀赴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泰国等国家讲学,鉴于我为弘扬中医药学文化作出了贡献,2004年世界教科文卫组织聘任我为医学专家成员。
我所开创的微观辨证学及其学科群的崛起,意在集中西医学精华之大成,汇千家之言于一学,从而促进中医药学现代化的大发展与创新。创新是民族医药的希望和灵魂,创新是中医药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发展动力。“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希望与中医药界同仁通力协作,在科教兴国的精神鼓舞下,以海纳百川、和合共进的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为弘扬中医药学原始科学、攀登世界科技高峰而努力奋进。(袁肇凯、姚共和、陈新宇、贺泽龙协助整理)(摘自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张奇文、柳少逸主编《名老中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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