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海淀的一间简陋租屋内，这个叫仉松健的年轻人正和父亲一起为母亲收拾住院的行李，因为她马上要接受一场重要的手术。
去年，母亲徐霞体检时，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MDS）。该病是骨髓造血干细胞异常导致的一组疾病，部分高风险病人会向急性髓系白血病转化。
仉松健在收拾母亲住院用的物品。
在老家山东接受了4个疗程的化疗后，徐霞的病没有任何改善。于是，仉松健便决定带母亲来到北京看病。经评估，徐霞的病情很重，需要进行骨髓移植，不然将危及生命。
徐霞家中并没有亲生兄弟姐妹。骨髓移植对干细胞的匹配度要求非常高，如果按之前的全相合移植技术，徐霞只能寄希望于中华骨髓库的捐献者，排队等待和她完全匹配的干细胞，但是等待的时间将遥遥无期。
徐霞和儿子仉松健。
而徐霞可以顺利接受手术，得益于一个关键突破——半相合移植技术。
一直以来，这项被世界骨髓移植研究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技术，最后被中国医生拿下。2000年，中国血液病专家黄晓军和他的团队突破了当时国际移植禁区，完成了第一例半相合骨髓移植。此后20多年，在超12000例的临床基础上，形成了被国际同行认可的骨髓移植的“北京方案”。
资料图：黄晓军（中）带队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病房查房。
在今天，白血病已经不是一个不可治愈的绝症。但它的治愈之路，并非坦途。对于骨髓移植来说，能否移植、过程是否顺利，以及移植后可能发生的各种并发症，都充满着挑战。
这是观察型行医纪录片《医者厚道》中讲述的第一个故事，该片由北京大学医学部策划制作，摄制组真实跟拍并记录了五位不同专业医生，面对不同患者、不同病情的行医故事。
网友说，他们在故事中看到了医学的温度和力量。
人类与疾病的较量背后，更是医生与患者的一场场共赴。
被中国医生打破
白血病的类型中，急性髓系白血病是成人白血病中最常见的。它起病于骨髓，骨髓内某些原始细胞，本应发育为不同类型的白细胞，但却发生了癌变，这些癌变细胞也就是白血病细胞无限制地增生，在骨髓中大量累积，导致正常造血细胞减少，病人会出现贫血、出血和感染。
急性和慢性是对自然病程的描述。“急性”意味着这种类型的髓系白血病病程发展很快，需要立即治疗，尤其是急性髓系白血病，直接威胁着患者的生命。
而对于急性白血病的治疗，主要是移植和化疗。造血干细胞移植，也就是骨髓移植，即通过提取正常人的干细胞，输到经过放疗或化疗患者体内，使其重新恢复造血系统和免疫系统，从而把肿瘤杀灭，达到治愈的目的。
对需要移植的病人来说，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是——供者不是人人都有，因为移植要求两者的白细胞抗原（HLA）配型达到百分之百相合才行。然而，配型完全相合的骨髓供者犹如大海捞针，很多白血病患者在等待命运眷顾的过程中不幸离世。
可以说，供者来源匮乏是限制造血干细胞移植发展的世界性难题。
如今，这个残酷现实已被中国医生打破。
2000年，中国血液病专家黄晓军和他的团队突破了当时国际移植的禁区，完成了第一例半相合骨髓移植。此后20多年，在超12000例的临床基础上，形成了被国际同行认可的骨髓移植的“北京方案”。
什么是“半相合”？就是不需要百分百匹配，只要HLA配型部分相合就可以进行移植。
HLA（人类白细胞抗原）这个遗传物质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而全相合指的就是都是来自同一条链。比方说，母亲是a b两条链，孩子可能只得到一条a或b链；另一条从父亲那里获得，但也只能是c或d链。
那么，这个孩子的HLA组成就有四种：a和c、a和d、b和c、b和 d。他和兄弟姐妹间，就有1/4的概率完全一样。半相合是只要一半链相同就可以，甭管兄弟姐妹之间怎么变，孩子跟父母一定有一半是相同的。
它意味着，基本上人人都可以有供者。当下，这个从“完美”到“不完美”的突破，正在为越来越多的患者带来生命的福音。
纪录片中的主人公徐霞，就是其中一位。
徐霞今年49岁，儿子仉松健刚有了孩子，本该是颐享天年的时候，却遭遇命运突如其来的挑战。此前的化疗已经让她难以承受，还要一个人在特定病房内待上一个月，会有怎样的风险和不良反应都是未知......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
走到要移植这步，徐霞已经算幸运。明天就要开始进仓为移植做准备了，她显得有些担心。因为她的骨髓供者，是儿子仉松健。“我也是担心他，他年轻嘛，害怕给我移植了以后对他身体不好”，“他刚有了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帮他......”
【注：骨髓移植的患者在移植的过程中，清髓性的化疗方案应用之后，患者的骨髓处于完全被摧毁的状态，这种情况下患者继发重症感染的风险相当大，所以骨髓移植的患者需要进入专门的移植仓中，尽最大的可能预防感染。】
母亲刚确诊时，仉松健一度崩溃，“我回到家看到我的孩子是高兴的，早上上班关上门，我就一路哭到公司，到了公司就是高高兴兴地面对同事，下了班之后也是一路哭到家。”
因为怕母亲知道后不不同意，仉松健在老家潍坊偷偷做了配型，他是趁着母亲去医院打针期间不能下床的时候去的。当时家里人也问他，捐骨髓对身体有什么伤害？仉松健似乎就没想过其他选择，他果断回复：“我少活10年，换我母亲10年，我都愿意”。
想到年幼的孙子，徐霞的眼中又泛起了泪光，儿子每天为自己的病花钱出力，到处跑、到处问，根本无法顾及妻子和孩子。“我是腊月二十四坐火车来到北京，当时也是束手无策，抱着一个忐忑的心来试试。然后这说是（可以）移植，我心里那个石头就噗通下来了。”
徐霞不想给家里添麻烦，但儿子和家里人付出那么多，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她决定要坚持撑下来。
另一边，徐霞进仓前病例讨论会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黄晓军接连发问：
徐霞的病例讨论会上。
“那时候有移植指征吗？是有了还是没有？”
“哪看出要输血了？”
“IPSS分期怎么能不记呢？”“聚焦MDS，要把所有的标准都得知道！”
他不断地对患者的情况进行确认，要求科室的医生对患者和疾病的了解做到准确与深入。工作中的黄晓军对自己和科室医生的要求都非常严格，他说，“医学讲究一个规范化治疗，这是达到治疗正确的最低要求。”因为他觉得，“严格”是以病人为中心，也是敬畏生命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我们多出汗，病人少出血”。在黄晓军看来，这和打仗一样，要用最有效、最漂亮的方式完成工作，这个过程需要训练和学习，甚至有时候还需要天分。
而对具体病例进行纠偏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训练。“对我们年轻医生，通过一些具体的病例来纠正他们判断事物的能力，这本身就是一个培训的过程，我相信他们未来会比我更强。”
骨髓移植这场仗，医生要打，患者也要打。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原海淀病区的住院部走廊上，等待“进仓”的徐霞似乎预感到，她即将面临的，是一场“硬仗”。
“让我倚倚”，徐霞对身旁的丈夫说罢便靠了过去。
儿子仉松健心里清楚母亲身体的情况以及骨髓移植大致的流程，他很担心母亲是否能承受得住。“前期清髓治疗很难受......后期回输了之后，有可能是根据个人身体吧，毕竟长细胞也有一个快慢的程度，我害怕她在里面再心急。”
母亲自从“进仓”后，就一直没给家里打电话。仉松健和其他病友亲属一起去送饭，别人都吃了，而母亲的饭总是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他只能安慰自己，“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此时的徐霞正在经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刻：
因为长时间的贫血，徐霞的耐受能力相对较差，在仓内药物清髓期间，徐霞出现了很多不适的症状，高热和腹泻比较明显。
黄晓军向她耐心解释，“你有拉肚子估计还是ATG（注射免疫抑制剂）的事。ATG确实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你可能是反应比较重的。”病房外，他对年轻医生叮嘱药不是越多越好，“一个是我觉得ATG的可能性最大，但确实不能排除有混杂感染的因素，不过那个概率非常之小，也不是药越多越好的，尤其胆红素也高，激素要坚决敢用......所以这几天很重要。”
后面几天，徐霞的不适症状逐渐缓解，已经可以输入干细胞了。儿子仉松键此前已经完成了采血，需要采集300多毫升的造血干细胞。
现在采集的方式与以往有所不同，已不再需要通过骨髓穿刺进行采集，而是直接采取外周血，利用血细胞分离机将造血干细胞分离出来，整个过程需要大约4~6个小时。
仉松健造血干细胞采集。
在经历了几番痛苦的忍耐与坚持后，徐霞终于可以出仓了，此时距她入仓，已经过去了24天。
此时，她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和护士长告别时语气鲜有地轻快：“护士长，拜拜~”
终于见到了等候在外面的家人，还有她许久没见的孙子，徐霞难掩激动地哭了。
“移植了，这才刚刚开始，这一步起码我们熬过来了......”对后面要面临的考验，儿子仉松键更加坚定了，他说“咱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千万不能说我之后多少事害怕......谁都说不准，不要让后面吓死。”
对于医生和病人来说，进仓、出仓只是骨髓移植的第一步，后边可能发生的各种并发症是更大的考验。
对病人在移植后的恢复过程，黄晓军很有信心：“移植完的病人，有各种各样的合并症，这种合并症会影响到最后的生存率，我一直认为我处理合并症处理得很好。”
这样的底气背后，是他二十多年来积累的上万病例的经验，也是他对突破与创新的坚持探索。
“在1978年到1980年之间，美国做全合移植成功的托马斯（Edward Donnall Thomas）医生所在的单位，他们其实做了半相合的移植，做完之后发现移植物抗宿主病高达60%~80%，最后只有不到20%的病人能活下来，基本上死亡率非常高。”黄晓军介绍道。
【注：爱德华·唐纳尔·托马斯（Edward Donnall Thomas），美国医生，骨髓移植先驱，曾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西雅图弗雷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临床研究部主任。1990年，他与约瑟夫·默里一起由于在“人体器官和细胞移植的研究方面”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医学界普遍认为，“半相合”移植技术的关键在于T细胞。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好的一面是它具有抗感染的作用，利于抗肿瘤，但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容易对组织器官造成损害，引发各种合并症。
“到了80年代后期，他们就把T细胞去掉，就是要降低移植物抗宿主病，但病人存活率没有提高”，黄晓军说，“大部分国家尤其美国认为半相合做不了了，是不可能成功的。”
但是，黄晓军并没有放弃：“把它彻底清掉不行，那我能否把它的细胞功能改造呢”，“改造以后它并没有丢掉，一样输到体内去......这时我发现G-CSF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似乎有这个作用。”
于是，黄晓军带领团队开始研究，2000年，团队为第一名患者进行半相合骨髓移植并获得成功。后面4年，团队完成了近60例半相合移植，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同胞作为供者配型的成功率从25%提高至75%。这意味着此前供者匮乏的瓶颈问题已经被突破了。
但是，这一颠覆传统认知的结论要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并不容易。彼时的黄晓军有些苦恼：“2005年还是2006年在德国做一个报告，我跟他们说G-CSF会改变T细胞功能，大家不会太信的。就是因为半相合的移植搞了20多年，全世界都没有什么突破，他们觉得你就这么一弄就成了，你靠谱吗？”
随着案例的不断累积和成果的持续发表，黄晓军开始在国际会议上频繁露面作报告。手里的数据和资料越来越多，黄晓军的研究逐渐被很多国际同行接受并认可。2016年，黄晓军的半相合骨髓移植方案被欧洲骨髓移植协会命名为“北京方案”，他的半相合移植技术真正得到了国际认可。
如今，这个方案已经成为世界两大主流移植方案之一，越来越多的白血病人通过半相合骨髓移植技术重获生机。因为很多患者不再受“配型难”问题的困扰，他们可以通过半相合移植技术进行治疗，甚至治愈。“2008年的时候，全国大概做了400多例移植，但是到了2021年全国12000例移植，因为'人人都有供者’了。”
这不仅仅是解决了病人的问题，半相合移植技术的突破，还带动了学科的发展。
骨髓移植考验的不仅仅是医生的技术，还有临床经验积累和反应能力。比如移植后的合并症类型复杂，每个患者的反应都不太一样。
它们往往具有不可控制性和不可预测性，“这就是我说的复杂情况”，该怎么办？黄晓军直言，“需要快速把它鉴别出来，这对医生来说是蛮具挑战性的”。
此时，就要有经验的医生靠前指挥，把各种合并症前置处理。周围的年轻医生经常会听到黄晓军的叮嘱：“你用那么多抗生素干吗？人是有代偿能力，不是什么靠医生什么都调得过来。”他语重心长地说，“因为做医生不可能100%判断准确，我所有的东西都是要问一个为什么？得有分析和综合。”
善于积累、勤于分析、慎重判断，敢于决定，这些是黄晓军的特点，更是他养成的职业习惯。“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医学是真善美的结合......所以医学从来不仅仅是科学和技术。”
在治疗白血病的探索之路上，黄晓军从未停下过脚步：未来的半相合移植，陌生人之间可不可以？是否还需要配型？
黄晓军对骨髓移植未来的设想，是可以彻底解决供者问题。
“按我的推理，也是应该可以，也就是未来可能HLA（人类白细胞抗原）都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话，供者问题就可以叫真正彻底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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