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猴年春节，一篇《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这篇文章作者是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黄灯，这是她的一篇论文，但是其如文笔纪录片一般，将家中三代人近十年来得命运变迁展现在我们眼前，引起很大的反响，面对严峻的现实，面对"待不下去的城市，回不下去的乡村。"很多人心底都会有一个追问，也许这个追问正是这篇文章的原名--《回馈乡村，何以可能？》，这篇文章发表在《十月》杂志2016年第1期。
近日，《十月》以"回馈乡村，何以可能：文学与乡村的对话"为题，发起第四期"十月青年论坛"，特邀黄灯与书写当下农村空壳化的现实的《声音史》作者罗伟章。会议由宁肯、黄纪苏主持，李陀、梁鸿、张定浩、于峥嵘等数十位社会学者、文学研究者、政府在职官员均就这一话题展开热议。
于峥嵘：能否在城市化进程中，使农民痛苦小一点？
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有两个“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大变局就是国家体制制度的大变局，从民国到共和国的呈现，作为一个帝国的瓦解；再有一个大变局就是乡村社会的全面解体，这不仅是物质层面和生活层面，而是所有文明的全面崩溃。黄灯《》也是对
从社会学来看，城市化进程不可阻挡，民政部的统计2001年，我国村委会有70万个村，村民小组是541.3万，到2011年的时候屯为会已经相差59万，村民小组降到476万个。每天有30个村委会消失，180个村民小组消失每个小时有三到五所小学消失，这是不可阻挡的事实。
于峥嵘就说：“我从来不认为，要牺牲一代人的痛苦来满足另一代人的发展，但历史就是这样。这个历史的过程我们今天必须面对他，这个时候的确会产生一些伟大的作品反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认清今天的现实，今天我们客观的现实依然是存在。到今天为止，我们在市场的城市化进程中间我们都没有找到一这样的办法，我想法是这样的，我们能不能使他们的痛苦小一点，在这个过程中间更人道一点，让他们更加有一种发展的空间，可能是我们要理解的问题。”
梁鸿：文学，应该如何回馈乡村？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成为热门的话题，其中以梁鸿的“梁庄系列”最为为大众所熟知，而如今类似书写越来越多，越来越悲情。梁鸿说：“我都说就像出疹子一样，出完以后发发热，大家都散了，该干嘛干嘛去了，你的生活没有丝毫的改变。”而文学究竟应该怎样书写乡村，如何真的回馈乡村。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刘忱就说，全世界哪一个国家农村的振兴都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由社会上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和有本事的农民大家一起把乡村做好，这需要一种有意识的介入，其中文学的介入真的是最重要的。
梁鸿说：“回到我们文学现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作为问题的农民，一个原形的、悲怆的，实际上夹在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很多的概念在里面。我觉得文学怎么样能播种这些东西，使得农民成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问题，这样才能把农纳入历史的长河里面，纳入我们人类的声音里面，他作为人的一份子存在。”
黄灯：为什么写作《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作为此次会议的讨论文章的作者，黄灯来自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还没出过书。她没想到文章在微信上以《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发出来会引起这么大反响，“农村媳妇”标签化太严重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在“一个边缘地方的边缘大学的边缘系。”而在这种“边缘”的地方，“当然这是我的优势所在，有很多边缘的经验。”黄灯说。
黄灯在当教授之前，当过工厂女工，工作两年后考研成功，一直从事文学研究。她说：“我特别骄傲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正是那样一段经历也全然改变了她的人生观，她说“所以我永远觉得我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像一个巫师一样，总是在注视着这个世界，看他到底在玩什么花样；有时又觉得自己像一个间谍，那种身份的边缘感特别的强烈。”
此前，在一篇《用文字与现实短兵相接》中，黄灯已经对这篇文章做出了一些回应，她说文章引起热议后，她看到很多留言，看到读者真心的袒露他们的痛苦，她也很压抑，但是她觉得“表面上看，是我的文字触动了他们，实际上是我对困境的表达，冰释了他们的情感。”
所以，当现场有学者黄灯这篇文章有“个人”书写过于严重，黄灯说：“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个体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这就是一个确定性的东西，这个家庭的命运不是个案，在整个中国是有无数的家庭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尽管我在写作的时候是从我的角度来写，但是我背后有一个声音，我是想通过这个家庭的个案来追问，为什么是这样？”
黄灯说，其实如今的自己也困惑，当一个知识分子她很骄傲，她更想要像台湾的知识、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做一点事实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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