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人多怕鬼。但其实现代人所说的“怕”，大多是指感官刺激，玩的就是心跳，这是现代人被消费主义文化生产裹挟的结果。恐怖电影恐怖小说，跟色情电影色情小说是一个逻辑，无非就是为了刺激肾上腺素分泌，让读者观众觉得“爽”，爽完了就算，根本不用带脑子。
可至少在中国，如果把源远流长的鬼文化理解为“恐怖”或者“怕”，就太小瞧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了。至少在传统社会，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来离不开鬼，鬼神观念在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三观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用知名写鬼能手“有鬼君”的话说：在古代中国，人和鬼不过是生命的一体两面。
事实上，鬼的世界，依旧是人的世界，那些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心惊肉跳的故事，并不比人世间活生生发生的事更可怕。活着的时候，人们沉湎于功名利欲，死了，照旧不能解脱尘世的枷锁。真要论“可怕”，人世间恐怕比鬼世界要可怕一百倍。
以下这些闲言碎语，算是读栾保群先生《扪虱谈鬼录》的笔记心得。很多年里，栾先生是国中写鬼的第一高手，今年初春，一位网络写手出身的“有鬼君”脱颖而出，一本《见鬼》在坊间被争相传诵，我还没有读到，有机会读了，会再来写心得。
怕鬼干什么？
害你的都是人
文 | 群学君
图 | 罗聘《鬼趣图》
中国人熟悉的鬼，但最具体最令人难忘的形象，无非是吊死鬼、淹死鬼、僵尸、旱魃、骷髅之类，所有这些鬼的背后，其实都是赤裸裸的人心。鬼从来不在地下，“鬼”在人间。
缢鬼就是吊死鬼。在中国古代，上吊是最常见的，最普遍的自戕方式，因为简单、廉价（只要一根绳子外加一棵树或者一根房梁就行），所以是底层贫苦老百姓了结残生的首选。也因为简单、廉价，只有凄清没有悲壮，只有惨悴没有刚烈，所以古来的帝王将相大英雄，即便穷途末路，也很少选择自缢——比较一下霸王乌江自刎和崇祯煤山自缢，就能立刻感受到气势上的差别。
不过宋明以后，有一种自缢却突然身价高涨，成为朝廷争相旌表的忠贞之举，这就是用自缢来尽忠的节臣和用自缢来守贞的烈妇。随着理学对民众思想的浸淫，自缢成为实现节烈忠义的简便手段，当世或者后世的当权者，总是利用各种手段大加褒扬，仿佛这种忠臣节妇的数量，代表着一个王朝的道德水平。
于是，比自缢本身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了：至少在南宋以前，老百姓大多因为饥寒交迫实在走投无路才会选择自缢，可是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女人，并且很大比例是被迫的——为了莫名其妙的理由就可以去上吊：老公死了，要上吊；还没成婚的甚至还没见过面的未婚夫死了，最好也上吊；兵荒马乱中被歹徒强奸了，当然要上吊，哪怕被别的男人摸了一下身子，也要上吊——最不济也要把被他摸过的地方砍掉，甚至被骂一两句难听的话，也要上吊，因为唯有上吊才能自证清白，可是骂人的人呢？照样毫发无损优哉游哉地做他的卫道士……
一个主流价值观畸形到如此程度的社会，才是真正百鬼狰狞的世界吧？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也正是从南宋以后，一种“无声的抵抗”开始了，这就是缢鬼的形象的恶化：眼球外翻、舌长及胸，屎尿横流的惨厉之状，会让所有生者心有余悸。其实，这未尝不是民间社会一种“弱者的武器”：既然不能从道义上与朝廷主导的价值观直接抗衡，那么至少可以用虚构的恶鬼告诫准备自缢的人们，为了所谓的“名节”轻率的放弃生命，是一件多么愚蠢和可恶的事。
这样看起来，民间故事里的缢鬼，虽然形象阴森可怕，内心却庙堂上道貌岸然的君子们，慈悲得多。
僵尸简称“僵”，就是死而不腐的身体。其实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僵”不仅不可怕，还是被人称颂的好东西。可能是古人（特别是帝王）思想觉悟不达标，他们不相信（或者不愿相信）是人都要死，死后就不能复生的道理，总期待今生今世活得越长越好，实在不行也要期待来生来世，那么，把肉身保存好就很重要——因为下辈子回来还要用。为了要让身体死而不腐，无所不用其极。南京博物院有一件镇院之宝东汉银缕玉衣，就是为了保护肉身不坏的。
在这种观念下，如果偶尔有人尸身不朽，那一定会被大大称颂。最著名的比如颜真卿，据说他被李希烈勒死之后，尸身暂厝，等到李希烈被剿灭，家人把颜真卿的灵柩运回，居然发现他肌肤柔软，宛若熟睡，更令人惊奇的是头发居然由白转黑，指甲也在不断生长。颜真卿劝降李希烈，刚烈不屈最终被害，在李唐王朝是被极力旌表的壮举。唐朝儒道并举，于是，儒生们就说，这是颜真卿义薄云天的表现；道士们则说，这是颜真卿羽化成仙的明证。
不过尸身不腐的，也未必就全是节烈之人。历史的逻辑，有时候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比如明末，据说魏忠贤死后肉身数年不坏，而二十年后扬州城破，史可法遇难，不终朝即全身腐烂，在遍野尸骸之中无从辨认。于是好心的人们给了另一种解释：魏忠贤遗体不烂，是上天故意留着让崇祯鞭尸；至于史可法，则是上天不忍忠臣尸体被辱，让他尽快入土为安。
说来说去，因为一具尸身聚讼纷纭，不知道颜鲁公、史阁部泉下有知，将作何感？
揆诸历史，其实在清代以前，僵尸止于人的遗体，还没有向“鬼”的方向发展，到清代以后，僵尸在民间的口耳相传中，才开始变得面目狰狞，甚至出棺作恶，所以早期所有僵尸片，都是以清代为背景。
僵尸的可怖愈演愈“厉”，在形象上也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身上开始长毛。据说长毛的颜色，又分为白、黄、红、绿、黑各种，代表不同的“段位”和“危险指数”。民初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里还正儿八经的说，孙殿英盗掘东陵，撬开慈禧太后的棺椁，霞光满室，慈禧栩栩如生，手上的白毛有一寸多长。
僵而长毛，谓之“毛僵”。据说也有科学依据，是下藏地的气候，特别是温度湿度有关，所以大体来说，南方多雨水的地方，僵尸比北方要多。而北方比较多的，则一种类似的鬼，叫“旱魃”。
“魃”这个字很古老，《说文解字》里就有，许慎的解释就是“旱鬼”。这种鬼很坏，所到之处，往往天降大旱，赤地千里，田间寸草不生，直到饿殍遍野。于是，在北方，诸如山东、河南、河北一带，每逢大旱，就有“打魃”的习俗，也叫“打旱骨桩”。就是找个坟，把尸骨（就是所谓旱魃）挖出来打烂，曝于荒野，再向天祈祷，企求早降甘霖。
在中国人看来，刨坟掘墓毕竟是“缺德”的事，更何况还要挫骨扬灰，哪怕是为了拯救乡民于水火，正经人家也不太愿意做这种下三滥的事，所以一般带头的，都是乡间游手好闲的混混——张岱在《石匮书》里面称之为“恶少年”。
一开始，混混们胆子小，专挑无主荒坟下手，继而是无权无势的贫苦人家，因为他们即便被欺负了也敢怒不敢言。再到后来，领头的恶少尝到甜头：用“打旱魃”的名义，居然可以如此振臂一呼云集响应，而在掘坟的过程中，难免会捞点土里陪葬的好货。久而久之，“打旱魃”成为噱头，名为“驱鬼求雨”，实际成了领头的混混们浑水摸鱼、中饱私囊的利器，再加上有“驱邪”这个政治正确性的护身符在握，号令一出，谁与争锋？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个法国大学者勒庞，写了一本书，当然跟打旱魃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描绘的心态很相似，书名就叫《乌合之众》。古往今来的社会动员，道理都差不多。只是可惜了无端获罪的旱魃。
周作人先生说过一句话：中国关于鬼怪的故事中，僵尸固然最是凶残，虎伥却最阴惨。
虎伥是什么呢？大部分人不知道，其实相比起僵尸、旱魃之类，中国人应该对“伥”最熟悉。我们从小耳熟能详一个词叫“为虎作伥”，所谓“伥”，其实本来也是好端端的人，一不留神被老虎吃了，结果变成了一种鬼，这种鬼不仅不恨吃他的老虎，反而把老虎当成主人，自己做了老虎的马前卒，专门帮老虎再找猎物，甚至自己的亲朋好友也不放过。——用今天人们可能更熟悉的一个概念说，有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意思。
从六朝到明清，“为虎作伥”的故事，屡见不鲜，版本各异，随着文人的加工，讽刺的意味也越来越浓，“虎伥”也不断成为那些甘为鹰犬的小人的代名词。
不过最有启发意义的故事，或许出自唐人戴孚的《广异记》。说是湖北有个人夜里走上路，忽然遇到几个人，拿一张虎皮往自己身上一蒙，然后倒头就称“大王”。这个人往身上一看，自己已经变成一只老虎，那些自愿做了小跟班的，就是一群伥鬼。大概是他们以前依附的老虎大王不知所终，他们又临时抓了个人代班。一开始，那个人还挺快活，变成老虎，吃香喝辣，山林里莫敢不从，身边还有一群小兄弟吹喇叭抬轿子。过了两三年，他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想金盆洗手，被身边的伥鬼架着早已没有退路。好不容易有一天，他瞅准机会逃走，躲到一座宝相庄严的大庙里，每天吃斋念佛，渐渐恢复人性。正准备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往外一看，庙门口那群伥鬼，正兜着虎皮虎视眈眈等着自己呢！
这虽然是个荒诞不经的鬼故事，但是如果所有的贪官（或者其他自以为是的“大人物”），在享受身边宵小天花乱坠的奉承之余，如果花一两分钟读一读这个故事，或许，就不会迈向那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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