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舒尔哈齐的抱怨传到努尔哈赤的耳中。努尔哈赤心中扑哧一乐，但他赤红宽脸上所表现出来的，也不过是莞尔一笑而已。
舒尔哈齐自觉得兄长努尔哈赤在等着看自己的笑话，就想迁居到遥远的外地去，眼不见心不烦。
褚英从前与三叔舒尔哈齐的感情最好。这一回，连大老粗的褚英都看出了三叔此举的孟浪。褚英就甘言劝慰舒尔哈齐：三叔此际尚是戴罪反思之身，轻举妄动必然授他人以口实，徒惹父汗生气。可舒尔哈齐还是径自携了两个儿子，移居到了一个叫黑扯木的僻静地方。
此举果然令努尔哈赤很是生气。他认定三弟舒尔哈齐是故意挑衅他至高无上的权威。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三月，努尔哈赤杀掉了舒尔哈齐两个擅自移居的儿子。“尽夺赐弟贝勒之国人、僚友以及诸物”。又把对舒尔哈齐喃喃不忘的大臣乌尔坤吊在一棵大槐树下，堆积柴草在他的身边，举火烧死。
辽阳东京之舒尔哈齐墓碑亭这样的处分，自然是严厉的了。
舒尔哈齐看出努尔哈赤的来势汹汹，就赶紧向大哥口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返回努尔哈赤规定的幽居之地。但是，舒尔哈齐心头的郁愤之意到底是难平的。
史书上讲他：“弟贝勒仍不满其兄聪睿恭敬汗之待遇，不屑天赐之安乐生活，遂于辛亥年(万历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卒。”
另外有些资料讲，舒尔哈齐是被大哥努尔哈赤“用计杀死的”，或者“腰斩而亡的”，种种说法不一而足，听者也不妨姑妄听之。
不过，爱新觉罗这个盘踞中国历史近三百年的强劲家族，在其开国之初，是很出过一些强项硬气的汉子的。他们无论自己是否做错了事情，打死也不肯认输。或者嘴巴上认输了，心里面始终是不服气的。
舒尔哈齐曾经是一只展翅的雄鹰，雄鹰的生命是属于凌驾于草场与河流上方的、明清而又高远的天空的。因此，他不屑于兄长努尔哈赤施舍的雀燕般无味的生活。舒尔哈齐就情愿这样吹胡子瞪眼地被活活气死了，大哥努尔哈赤还能拿他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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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褚英似乎也有爱新觉罗家族驴子一般的倔脾性。他坐在执政官这个位置上，其上也勃起焉，其下也委顿焉。晕乎乎地就被人家弄到了守城门的角色，心里面有一点的冤屈。可是，褚英是一个大老粗，他至死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受伤的会是他。
在父汗努尔哈赤的强权政策下，新生的女真政权是一条正在成长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鳄。所以，被父汗冷遇的褚英，于不自觉间，又采取了当年三叔舒尔哈齐的态度：“不认错，不低头，不合作。”
史册上煞有介事地给我们描述了，褚英在失去父亲宠信之后，所采取的一种周星驰式的无厘头抵抗活动。
努尔哈赤要求褚英把多占的人口和财物拿出来与弟弟们重新分配。这似乎也算不上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可是，把面子看得比性命还紧要的褚英心底就一万个不乐意了。
他羞愤难当地跟自己平时最宠信的四个仆从抱怨说：“要我跟弟弟们平分人口，真是羞死人了。我宁愿死去也不能跌这种面子。你们是自幼跟我一起长大的，如果我想做触犯了死神的事情，你们愿意跟我一起死吗？”
四个仆从当时异口同声地回答：“贝勒爷要我们死，我们当然没有活着的理由。”
因此，困守于城门的褚英除了无聊地酗酒，就再也不关心父汗努尔哈赤出征的事情了。其实，这时的褚英即便是想关心一下努尔哈赤的军国大事，也于事无补了。
但凡开国君主总有一种忮刻好猜的坏毛病。有人给努尔哈赤告密说：褚英偷偷地书写了咒语，诅咒英明的大汗以及勇敢清正的诸贝勒大臣不得好死，并将咒语焚烧告天，以宣泄心头的仇恨。
但是，褚英真的是一位不识深浅的大老粗哟。据说，褚英曾在酒后，梦话般地呓语：真的很希望父汗努尔哈赤的这一次亲征乌拉行动惨败。他甚至与四个情好的仆从们梦想：假若父亲的征讨大军弃甲丢盔的败归呢，他们就紧闭了城门，坚决不让父亲和诸弟入城；让父汗与弟弟们跪在尘埃的城墙下面磕头哀求。褚英匪夷所思的臆想把四个亲近的仆从们吓着了。
在黄沙蔽天的关外大地，还没有人敢在背后如此犯上地议论努尔哈赤大汗呢。因此，其中的一位仆人左右为难之际，就留下遗书自缢死了。另外三个活着的更加害怕，便主动地向“五老臣”告发了褚英的全部罪行。
努尔哈赤当时涌上来的第一个念头是，立即杀掉这个忤逆之子。但努尔哈赤的恻隐心一动，又让褚英活了下来。
一个活着的褚英，转眼之间，已经幽禁于四面高墙的弹丸之地。他每天只能从树木的浓荫中仰望上面一方白生生的天，再低头无语地凝望着脚下的一块水阴阴的地。生命对于幽禁中的褚英，其实已然是天空中悬浮着的一朵乌云，安静得就像死亡本身。可是，高墙外面喧嚣的人世间，众贝勒、权臣们仍然念念不忘枯萎于高墙之内的褚英。权臣们反复地在努尔哈赤的耳旁念叨：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留着褚英这个祸根，打蛇不死，以后迟早会动摇国家的根本。努尔哈赤眯缝起眼睛，认真地打量着身旁踌躇满志的众贝勒们以及喋喋不休的臣僚们。努尔哈赤叹了一口气：都是自己害了褚英。褚英即便是现在不死，留待自己百年之后，都是要死在自己身边人的手中。但那时，借故拥护褚英者，与反对褚英的一派，就有可能爆发一场导致国家分裂的流血冲突了。还是由自己来给褚英的一生做一个了断吧。
因此，老汗王努尔哈赤在囚禁褚英三年之后，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八月的一天，他望着自己镜子中早生的华发，默然无语地独自枯坐了许久。他下达了处死长子褚英的命令。这一年，褚英三十六岁，老汗王五十七岁。
褚英墓后来褚英在大清官方评价中，似乎还是有他的地位的。他被安葬于清东京陵。
当年，朝鲜有一个叫李民寏的人，他写了一本《建州闻见录》的书。他在评价努尔哈赤与三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的政治斗争时，曾经臆测：“奴酋为人猜厉威暴，虽其妻子及素亲者，少有所忤，即加杀害，是以人莫不畏惧。”这样的见解，自然是失之于肤浅的。
努尔哈赤当然是一代雄才大略的英明君主。他用人的政策从来都是明晰而又条理分明的。他在人才的奖惩上，从来不搞无限株连的恐慌政策。好汉不慎触犯了死罪，就应当像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般地去死，仍然会赢得对手的尊重，十八年过后又是一条汉子。
像舒尔哈齐生前惹得努尔哈赤满肚子的不高兴，可这并不影响舒尔哈齐的儿子阿敏成长为最有权势的四大贝勒。阿敏因事获罪之后，他的弟弟济尔哈朗仍然可以高居于郑亲王的枢纽位置上，为后来的顺治帝所器重。
褚英被杀，他的长子杜度为贝勒，三子尼堪为亲王，似乎都成长为国家的股肱大臣。
努尔哈赤的观点仍然是：大家出来为这个新兴的国家做事情，功是功，过是过。曾经为国家发展流过血者，尽管后来犯了大错，都不应当一笔抹杀。
努尔哈赤首创的这一用人政策，皇太极以及孝庄指导的顺治、康熙二帝，一直都沿用了下来。这成为女真族由弱而强，最后成长为一个战无不胜的强大民族的制胜法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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