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男孩的形象不考虑在内，虽然间或还出现了一个小女孩，但那更多的是艺术家关于自我的指代。作为其所有作品人物形象主体的小男孩，分两个具体的体征出现，一个就是上述说到的带红领巾的小男孩形象，另外的那个小男孩和之前的形态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他长了一个匹诺曹的长鼻子。所有长着匹诺曹鼻子的小男孩，都出现在有关毛图像的场景里，大跃进，大炼钢，大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产生谎言的主体对象已由自我(匹诺曹)变成了他我(外部社会)。这也就明显的强调了一种被扭曲及颠倒了的(文本)事实，同时也加大及强化了寓言喻说的特质。由扭曲所形成的图像张力，在呈现叙事异化的同时，也在事实上，将构成场景现实的宏大叙事进行了自我解构。
带红领巾的小男孩，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时间，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这里有艺术家本人真实经历过的时间。在这一系列作品中，可以发现艺术家很重的个人痕迹和气息。作品的一部分内容和学校生活有关：“学习的状态”，“表扬”，“听广播”，“ 学习伙伴”，另外一些则和艺术家个人的经历有关：“开会迷”，“一场关于安迪·沃霍尔的讨论”，“向杰夫·昆斯致敬”，另外还包括影射当下'伪资产阶级’生活的“夜宴”。可以判定的是，在这部分作品中，小男孩的形象更多的是以本我的面貌出现的。艺术家想强调的是直言而非喻说。
由于主体形象的同一性特征(小男孩形象是统一的)，“童话王国”系列将与本部分作品互为文本——形象转移的后果是直接产生了语意转移。也因此，在观看这部分作品时，将自然连接“童话王国”系列的语境背景。这也自然的带出一个问题：“成长于毛时代的'我’(童年的我)，与现在的我(成年的我)之间的关联”这样一个潜在话题。我想，这也是黄引作品里，最具内在张力的一个文本结构。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展现一个相对清晰的艺术家作品线索，其一，它以寓言/喻说的方式，对艺术家出生的那个年代最具特征的社会语境(也就是毛文化)，进行了批判性表达。它是概念性的，否定性的，更是风格化的。
其表达方式结合了真实发生的，具有典型特征的社会场景，配上带有否定批判意义的小孩形象而成；其二，艺术家抽取个人真实的生活体验，通过带有典型性的毛时代特征的主体形象(小男孩)，在形象的同一化的统一下，直言其对于现今的体验。当然，这是一个还未完成的工程，按艺术家自己的话说，“我想修建一个故宫，现在才刚刚修好了两间房子”。在我看来，黄引作品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一个靠着红旗长大的孩子在面对现今社会时，内心深处的不适感及格格不入的个人体验。在抽丝剥茧的自我剖析中，艺术家试图将这种种困惑和哀伤，通过带有公共记忆色彩的图像，来进行自我言说。
它是属于个人的，更是私密的。正因为如此，黄引通过作品所建立起来的绘画语言，肯定将有别于那些有着明确政治态度的作品，更有别于那些以操作手法来简单挪用及贩卖文革资源的流行图像制作者。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激进的批判，看不到对历史的调侃嘲讽，看不到浅薄的图像挪用，看到的只能是个人面对历史时的被动无奈，叹息抗争。所以，我宁愿将它们称为：作为个体人的一段哀伤的图像历史——私历史。这段正在进行着的历史书写，这段通过私人眼光来进行图像叙述的历史文本，将因为它的个人化特征而显得特殊而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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