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有他写，也有自撰。他写者多谀词，自撰者无论炫鬻，还是客观，都已是自我意义上的盖棺论定了。曾国藩尝自言：“百岁之后，墓碑任人为之，唯铭词则自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自我认同与后人评价毕竟不同，陶渊明《自祭文》曰：“嗟我独迈，曾是异兹。”那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早已被树为百代风骨、文人楷模，但当事人及当事人周边的人却并不以为然，“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的描述，岂在时令。现实状况是“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饭碗瓢盆常常是空的，严冬仍穿着夏日的衣衫。呜呼！
自称“不知荣辱，不计利害”的王绩，性简傲，嗜酒，能饮五斗，学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而作《五斗先生传》，其诗近而不浅，质而不俗，真率疏放，旷怀高致，直追魏晋高风。也作《自撰墓志铭》：“若顽若愚，似骄似激。院止三迳，堂唯四壁。不知节制，焉有亲戚。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无思无虑，何去何从？”《唐才子传》称其“弹琴，为诗，著文，高情胜气，独步当时”。
徐渭作《自为墓志铭》曰：“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
古今文士风骨高亮，无逾乎此者也。此文写毕，徐遂拔柱钉自击耳窍，流血如迸，医数月而愈。后又以椎击肾囊，未死。如此反复发作，如此反复，九次之多。不久，狂病再次发作，因疑继妻张氏不贞而杀之，入监牢。初入狱，身带枷锁，满身虮虱，冬雪积床头，瑟瑟发抖，友人送食，被狱人夺。七年后，遇万历帝即位大赦而获释。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皆拒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最终在极度贫病交困中去世。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同样“不为儒缚”的张岱，“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无功、陶靖节、徐文长皆自作墓铭，余亦效颦为之。”其《自为墓志铭》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于是总结道：“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徐渭张岱之属，皆所谓“不中绳墨”之樗材。
徐渭曾言：“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袁宏道《徐文长传》则曰：“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袁宏道对其诗有一段精彩的评述：“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泣，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愤。”其戏剧作品集《四声猿》，乃明代北杂剧的代表之作，中含《狂鼓史》《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四出，《狂鼓史》有感于严嵩迫害好友沈炼之事写就，意气豪达，头角峥嵘，点铁成金，信是妙手，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他在书画方面的成就更是影响深远，八大石涛、扬州八怪奉其为宗，郑板桥、吴昌硕、齐白石都称自己甘为“青藤门下走狗”。
张岱行文不事铺张，不事雕绘，意随景到，笔借目传，如闲中花鸟，意外烟云，有人不及知，而己独知之妙。有明一代，其人飘散洒脱，不衫不履，其文秀出班行，超拔卓然，谁人可与之比肩？若个可与之并举？此一事无成、百事不堪，实则“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后的一切看穿，任人评判。他在《自题小像》中又言：“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瓮，之人耶有用没用？”这样的话，看似诙谐自嘲，乖谬反常，实则不设城府，不惭影魂，多少同时代或既往文人，却扭捏妆幺不敢言，讳莫如深不愿言，张岱则能坦言而不讳，磊落而不怍，赤忱披沥，真诚可嘉。言容行止，皆发乎于心，而现之于身。修之于身，其德乃真。此乃宗子之文倾心动人、饶有意趣的首要所在。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此“明”盖老子所言“微明”，即含而不露之微，光而不耀之明。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樗材不材，实乃大材，看似无用，用非当下矣。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