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墨客写信题诗所用笺纸，多印制精美，故有花笺、彩笺、锦笺之美誉，成为古代书信最富有特色的载体。
“花笺一何荣，七字谁曾许。”到唐代，花笺已在诗人墨客中流行。《全唐诗》中涉及花笺的诗句甚多。
清人缪荃孙《云自在堪随笔》中引明末孙燕贻的话，也说万历年间，“多新安人贸易于白门，遂名笺简，加以藻绘。始而打蜡，继而揩花，再而五彩，此家欲穷工极妍，他户即争奇竞巧，互相角胜，则花卉鸟兽，又进而山水人物，甚至天文、象纬、服物、彩章，以及鼎彝珍玩，穷极荒唐幽怪，无不搜剔殆尽，以为新奇，月异而岁不同，无非炫耳目以求售。”
《中国印刷史》中详细地介绍了这种“很细致复杂的工作”：“先勾描全画，然后依画的本身，分成几部，称为'摘套’。一幅图画往往要刻三四十块板子，先后轻重印六七十次。把一朵花或一片叶，要分出颜色的深浅，阴阳向背，看起来好似北宋人的没骨画法。这样复制出来的画，最善于保持中国绘画的本色和精神。”也正因为如此，对于绘、刻、印三者都有极高的要求，哪一方面稍弱，都会影响到作品的成功。
《十竹斋笺谱》在餖版、拱花技艺的运用上更为成熟，且增加了“掸”的手法，更丰富了墨色深、浅、干、湿的变化，逼近绘画效果。同时人称其“汇古今之名迹，集艺苑之大成，化旧翻新，穷工极变”，不但可作文人案头清玩，而且可供初学绘画者作范本临摹，因之“销于大江南北，时人争购”，不计工价。
兰经居士题十竹斋书画谱小引中有云：“展册淋漓，宛然在目，盖淡淡浓浓，篇篇神采，疏疏密密，诚画苑之白眉，绘林之志帜也。”
鲁迅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邀约郑振铎先生共同出资，发起了重刻辑印《十竹斋笺谱》等典籍的行动。郑先生委托赵万里先生从王孝慈先生手中借得藏本,延请北京荣宝斋的师傅用“饾版”和“拱花”术仿原件复制。鲁迅先生还亲自撰写《重印十竹斋笺谱说明》，文中说道：“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版画丛刊会假通县王孝慈先生藏本翻印。编者鲁迅、西谛；画者王荣麟；雕者左万川；印者崔毓生、岳海亭；经理其事者，北平荣宝斋。纸墨良好，镌印精工，近时少见，明鉴者知之矣。”
郑振铎先生在高度评价此谱“臻往古美术图案之绝诣”的同时，也指出它“集当世文士清玩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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