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墨客写信题诗所用笺纸,多印制精美,故有花笺、彩笺、锦笺之美誉,成为古代书信最富有特色的载体。
“花笺一何荣,七字谁曾许。”到唐代,花笺已在诗人墨客中流行。《全唐诗》中涉及花笺的诗句甚多。
清人缪荃孙《云自在堪随笔》中引明末孙燕贻的话,也说万历年间,“多新安人贸易于白门,遂名笺简,加以藻绘。始而打蜡,继而揩花,再而五彩,此家欲穷工极妍,他户即争奇竞巧,互相角胜,则花卉鸟兽,又进而山水人物,甚至天文、象纬、服物、彩章,以及鼎彝珍玩,穷极荒唐幽怪,无不搜剔殆尽,以为新奇,月异而岁不同,无非炫耳目以求售。”
《中国印刷史》中详细地介绍了这种“很细致复杂的工作”:“先勾描全画,然后依画的本身,分成几部,称为'摘套’。一幅图画往往要刻三四十块板子,先后轻重印六七十次。把一朵花或一片叶,要分出颜色的深浅,阴阳向背,看起来好似北宋人的没骨画法。这样复制出来的画,最善于保持中国绘画的本色和精神。”也正因为如此,对于绘、刻、印三者都有极高的要求,哪一方面稍弱,都会影响到作品的成功。
《十竹斋笺谱》在餖版、拱花技艺的运用上更为成熟,且增加了“掸”的手法,更丰富了墨色深、浅、干、湿的变化,逼近绘画效果。同时人称其“汇古今之名迹,集艺苑之大成,化旧翻新,穷工极变”,不但可作文人案头清玩,而且可供初学绘画者作范本临摹,因之“销于大江南北,时人争购”,不计工价。
兰经居士题十竹斋书画谱小引中有云:“展册淋漓,宛然在目,盖淡淡浓浓,篇篇神采,疏疏密密,诚画苑之白眉,绘林之志帜也。”
鲁迅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邀约郑振铎先生共同出资,发起了重刻辑印《十竹斋笺谱》等典籍的行动。郑先生委托赵万里先生从王孝慈先生手中借得藏本,延请北京荣宝斋的师傅用“饾版”和“拱花”术仿原件复制。鲁迅先生还亲自撰写《重印十竹斋笺谱说明》,文中说道:“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版画丛刊会假通县王孝慈先生藏本翻印。编者鲁迅、西谛;画者王荣麟;雕者左万川;印者崔毓生、岳海亭;经理其事者,北平荣宝斋。纸墨良好,镌印精工,近时少见,明鉴者知之矣。”
郑振铎先生在高度评价此谱“臻往古美术图案之绝诣”的同时,也指出它“集当世文士清玩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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