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事，其实就是要将儒家带入世界。
撰稿·河西（特约记者）
在虹桥龙柏饭店见到杜维明先生已是黄昏时分。一开始我们谈起熊十力的曾孙女和上海书店出版社最近为纪念熊十力逝世四十周年而出版的《十力丛书》，这位６８岁的新儒学新一代的领军人物也不由得感叹时光匆匆。熊十力的曾孙女熊明心在复旦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杜维明见过她，这一晃就六七年了。
从熊十力到新儒学，一步之遥。我们的访谈马上切入正题。他一再强调儒家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如有些人所想象的是“国家机器的帮凶”，儒家的真正精神是孔子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孤往精神，这种精神在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等一代学者身上已经体现了它的风骨。
儒学到熊十力当然没有终结，杜维明觉得儒学可以介入到现代事务中去。“我们没有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但多元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他对记者说，“企业、媒体、政府、学术和各种不同的职业团体发展出一个平台，对国家出现的重大问题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进行讨论，进行公共论理，并使这些论理成为政策设定时重要的参照，这也是儒家可以发挥其功用的一种方式。这是民主化非常重要——也是在中国切实可行——的一条路。”他的语气和闲聊时大不一样，分明是凝重了许多，在他眼中，儒学从来不是固步自封的传统学科，它的观念从来不仅仅停留在《论语》或《孟子》等几部两千年前的小册子里，它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并希望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发展自身。
当儒家遭遇政治
新民周刊：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和政权是结合得非常紧密的，特别是独尊儒术之后。对此您怎么看？
杜维明：如果我们把儒学史分得更细一些来看，儒家传统在先秦、两汉、魏晋、唐、宋、元、明、清都是有分别的。如果你笼统地说它和政权的关系，可能会淹没许多问题。孔子、孟子和七十二贤，基本上都是民间讲学，是社会力，和现实政权有些互动。他们当时的政治理念，这一套政治理念在现实中无法施行，所以他们看不起当时的君王。孟子不是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孔子和鲁国有了矛盾就走了。他们有一套政治理念，就核心来说，就是政治不是权力的分配，政治是为所有的人创造一个人格发展的环境。在政治上面，他们可以说很不得意。但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本来就没有这个意愿。另外儒家又没有掌握很多的经济资源。
可是经过好几百年的努力后，儒学已经成了非常重要的显学，这完全通过教育。汉代开国七十年，推崇的是黄老之说。一直到汉武帝才独尊儒术，虽然是董仲舒提出来的，但真正付诸实施的其实是公孙弘。公孙弘是趋学阿势之辈，《史记》里对他的批评很厉害，因为他整个放弃了儒家基本原则，去投靠现实政权。一般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既是儒家的政治化，也是政治的儒家化，瞿同祖称之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汉代晚期太学发展之后，学生有好几万人，汉代的儒家气派很大，对政治有很大的导引的作用。汉武帝本身不信儒家，信黄老之说，但儒家的学说到了西汉影响力已经不容忽视。这可以说是儒家和政治的一个互动的开始。
新民周刊：佛教传入中国后儒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儒家对于当时政治的影响是否也有所减弱？
杜维明：因为佛教的进入，因为魏晋玄学，儒家有一段时间不成为精神世界的主流，但是在政治上有它的影响力。唐代的经学非常重要，虽然唐代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已经很大。唐玄宗亲笔写过《孝经》。宋明理学兴起后从中国影响到东亚。宋明时期皇帝的权力要比汉代增加很多，但宋代大臣和皇帝却可以“坐而论道”，可以平起平坐。你看王安石、司马光的影响力，乃至二程给皇帝讲学，皇帝听得不耐烦，他们还可以批评他。后来有些学者会认为他们有些过分的严厉了。那个时代的大儒，像张载、朱熹，抗议精神非常强，朝廷很少可以笼络他们。
元代，忽必烈是蒙古族中真正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人物。忽必烈建立朝廷之后，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刘英，一个是许恒。忽必烈一招，许恒就做官。人们说他过火了，太热衷于政治了。他说：“不入此道不行。”刘英招三次，他不去，人们就说他太傲慢了，他说：“不入此道不尊。”这其实反映的是一个儒家关于尊道和行道的问题。
新民周刊：明之后，文字狱盛行，虽然东林党也进行了一些知识分子式的反抗，但结果是悲剧；吕四娘进行了一些民间方式的反抗，但结果是传奇。在明清时期，儒家是否完全被政权所压制？
杜维明：明代废除宰相，以六部取而代之，所以早期大学士和后期宦官的权力很大，对知识分子的残害令人发指。但还是出了像王阳明这样的人物。王阳明之后的知识分子影响就更大了，出现了三个观念，一是公，二是私，三是官。日本儒学认为官就是公，私就是一般的老百姓。明代中期以后，对这些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如果朝廷变成一个私欲集团，我们就批评朝廷并非天下公器。明代知识分子的抗议精神非常强，大儒几乎都不是官场的依附。黄宗羲就宣称自古以来所谓的儒学都是受政治利用的，所以后来发展出像东林党这样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所认同的是人民的福祉，是天命是天道，而不是政权，这也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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