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多年前，明代文坛大家王世贞叹道：“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明清苏州之所以能引领全国风气之先，离不开徽商的推波助澜。
3月30日，苏州“安徽商会”正式成立，近2000家徽商“落户”苏州。流转于历史中的记忆碎片重又在今天连缀成景。
一个在徽州人人皆知的故事——“一文钱”。
说有两个徽州人来苏做生意，可岁数太小无青头，银子全砸在了风流销金窟。穷困潦倒的两人夜宿古庙，晚上燃火对坐，执手相望泪眼，想想不如寻死算了。
甲从袋中摸出最后一文钱，唏嘘道：“要来做甚！”，就要扔掉。乙急忙抢过来，大叫说我有办法了。第二天，他去买了一文钱面粉，拾了竹片、破纸、草茎、鸭毛回来，把面粉调成糨糊，将草缠在竹片上，蒙上纸，粘上鸡鸭毛，做了几百件栩栩如生的禽鸟玩具，拿到苏州最热闹的玄妙观叫卖，结果一天就赚了5000多文。
起死回生的两人从此兢兢业业，不到几年便积资数万。为不忘本，他们在阊门以“一文钱”为店名开了家布店，生意兴隆直至民国。
这是徽商在苏州发迹的一个真实故事，记载于清末许奉恩所著笔记小说。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也许对于徽商，我们在富足安逸的苏州是无法真正体会他们的苦楚与无奈的。但苏州人或许应该感谢他们，恰是徽商，给了精细乃至固守的吴文化注入一股多元的活力。苏州不再是孤芳自赏的小众圈子，而成为从明清一直延续到民国的魅力之都。
硬要抽丝剥茧的话，我们奇异地发现，新安文化与吴文化有着那么多千丝万缕的关联。祖籍徽州的叶天士，是苏州人口中的“天医星”；长篇弹词《描金凤》中，与钱笃笤联姻的汪宣，是一度遍及苏州，被称为“徽州朝奉”的典当老板；乾隆十三年，阊门外渡僧桥因火灾而塌方，捐资修复的八家布商中，有六家都是徽商；甚至那个“苏州两个潘，占城一大半”，追溯起来，“贵潘”与“富潘”都是徽州名门望族--大阜潘家的后裔。
代代在外打拼，徽商的宗族观念极重，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一个人出来，往往会带出一大片同族来。出身于徽州茶商家庭的胡适先生形容徽商出门的情形：他们往往背个口袋，里面是徽饼和一根绳子。徽饼可以充饥，而行囊坏了，扁担断了，都用得着绳子，迫不得已时，还可以用它来上吊。
这就是从逼仄中走出来的徽商，破釜沉舟、百折不挠，苏州人口中的“徽骆驼”。
也许是苏州男人缺乏这种吃苦耐劳的踏实劲儿，旧时很多苏州家庭，都愿意把自己的千金小姐嫁给在苏的徽商。可徽人出门之前，为了能照应父母，早就在家乡娶了老婆，苏州的姑娘心高气傲，哪愿意做“小”，于是两边都成了“正室”。新妇在苏州当家“独大”，丈夫如若有事回老家，她是断断不会跟去的。这就是老苏州人人知道的一个说法——“两头大”。
两头大，却是苦了家乡的老婆。能衣锦还乡、大修宗祠的徽商毕竟只是少数，如果不能光耀门楣，他们绝不愿意灰头土脸地回去。于是，很多人在苏州小富即安地生活了下来，只可怜那些女人们，在岁岁年年的琐碎中盼着熬着，光阴的故事里满是无望的等待。
终于，有一天，发达了的商人荣归故土，可他再也见不到糟糠之妻，只见着一个缝衣的竹盘里静静放着的一串念珠。乡人告知缘由，妻子在家日夜苦盼着丈夫，每过一年，望眼欲穿的她就在竹盘里放上一粒珠子，年复一年，青春熬成了白发，珠子串成了念珠，照顾了一辈子公婆子女的妻子也最终撒手人寰。
听罢，这个徽商泪如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