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贺雪峰,男,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在贺雪峰看来,学生们的“回乡记”呼应的是日益浓郁的“乡愁”。“围绕‘回乡’带来的纠结与痛苦,缘自中国社会极为快速猛烈的变迁。城市和乡村都在经受这样的磨炼。”
当代农村出现了原有结构解决不了的事情
华商报:3年了,您为什么要为学生布置这样一份寒假作业?
贺雪峰: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做中国乡村的社会科学研究。我们记忆中的温暖的充满乡愁的农村,它可能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学生们虽然经验不足,但写出来的东西却很真实。除了这是他们自己认识故乡的一次机会,也是让社会了解乡村的一次机会。
这些文章十几万字,对我产生了很大的触动。2000年开始的城镇化,10多年间,城镇化率从30%提升到了54%,中国有1/4的人口被城市化了。大量的青壮年进城,以前农村的社会结构是完整的,可现在不完整了,所以各式各样的问题都会凸显。
华商报:作为研究者,您的判断是?
贺雪峰:当下的农村是史无前例的,我们不可能从历史中找到治理的经验。还有,农民工进城是不可逆的。在打工潮未来临之前,农村相对封闭,整个社会结构很完整,农村的家族制度和风俗发挥着作用,所以不可能有大的问题。而现在呢,农民之间差距很大,不论是观念上还是财富上,并且攀比非常离谱,这样就加速了人口的流动,你不出去打工可能连媳妇都娶不上。所以,当代农村出现了原有结构解决不了的事情,这是无比巨大的变化。
“半工半农”是解决劳力剩余的最好方式
华商报:在学生的文章里,我注意到很多人提到了“半工半农”,并且很肯定这种模式,您如何看待?
贺雪峰:客观上说,现在农民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农村以外。而2000年前,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农副业,这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的技术化程度很低。现在,农业机械化发展很快,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他们是无事可做的,如果不出去打工,大量的闲暇时间又没有形成优良的生活习惯,所以只能靠黄、赌、毒的感官刺激生活。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半工半农”是个很好的方式,忙时回家务农,闲时出外打工。唯一的缺点可能是家庭分离。
华商报:现在国家层面在提振兴农村,终极的目标是不是应该让农村人留在农村?
贺雪峰:近年来,国家对农村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主要用于改善基础设施。中央提出的城乡基本服务均等化,让农村的水、电、路等设施有了很大的改观。
但是,基本的生活设施以及新农合、新医保等,只是一个底线,有了这些,农村人养老会过得很好。但也有极端的情况是,一个村子投入七八千万,要建设得比城市还好,这就让人不能理解。中国一定要城市化,但不是让农村比城市还要好。
青壮年时进城打工,老了回家务农,并不悲观
华商报:如果农民进城是趋势,那么农村建设得再好,谁会回去?
贺雪峰:中国是中等收入国家,不可能为农民工提供体面的城市生活机会,保障只能是底线保障。年龄大了,如果在农村能比城市生活得更好,他还能不回去吗?青壮年时来城里打工,年老了回家务农,这并不是一件令人悲观的事吧,是现在社会舆论把它夸大了。
华商报:这个观点很有趣。在很多人看来,他们是不幸的一群人?
贺雪峰: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一直处于一种被动全球化的状态,农村的结构就已经被打破了。只是今天,全球化变成了一种主动的行为。既然选择了全球化,那么资本就必然要追求全球利益。我们要做的,就是承担这种代价,它或许很沉痛。当下我们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许再过20年,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就什么都解决了。
今天的中国,农村是城市发展的发动机。中国9亿多农民,农业只占GDP总量6%,农业是为社会保底的。现在提农业现代化,可有了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就是现代化吗?向往和学习美国农场的模式是滑稽的。
华商报:这句话应当怎么理解?
贺雪峰:从保证粮食安全的角度,农夫种地的产量一定比资本家多。并且,留守农村的2亿多农民不可能在今天被转移出去,正因为农业在农民手里,所以才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蓄水池,它是保证社会安全的,为更庞大的农民群体提供就业和退路。你非要把农业交给资本,这岂不是很滑稽?
近年来有一些资本热钱流入农业,但这只是有钱人迎合小众口味的做法,愿意任性就任性,他们实际上很少会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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