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言行一致，有些人言行不一。
有些人，说的时候冠冕堂皇，但其原则和大道理只适用于其他人，只要涉及自己、自己亲戚朋友、自己单位，就不适用，甚至做得非常差。
我曾经很长时间不能理解蒲慕明教授，后来发现，如果区分其言论和行为，就知道问题何在，就常常能解释他的问题。
这样说，并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是可以找到大家能够验证的例子，例如：蒲慕明在美国待了四五十年，对应该避免近亲繁殖的基本概念，应该是很熟悉的，他不可能说任人唯亲是好事。
但他领导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二十多年来坚持近亲繁殖。
现在共48位研究员的研究所，初略算起来有13位与他和他的夫人密切相关，一般是他们的研究生、博士后、或者博士期间指导并共同发表过学术论文。也有亲上加亲（既是他的研究生、又是他夫人的博士后），可以参与全国的脑计划经费规划管理的工作。
成立于1999年的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近年改称：“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其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就是蒲慕明夫人的博士后。
这位后继领导人，继承蒲慕明的方式，也把自己的一位研究生和一位博士后招成了研究员。
自己夫人的学生成为继任领导者、自己和夫人的学生成为研究员、继任者的学生也成为研究员，如果出现一次，两次，怎么解释都可以。如果出现十几次之后，还有人敢解释“这不是家天下”，那恐怕要假设全中国都是傻瓜。
近亲繁殖，对学术发展有很多问题，不言而喻。
一个单位，有些时候有非常突出的学生或前学生，可能出现到处抢，招聘一两个，可以说的过去。但一个单位，五个人是领导人自己的学生，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必定是近亲繁殖。
中国很多单位，过去近亲繁殖问题很严重。不仅影响学科发展，而且导致人事纠纷。
我到北大生命科学学院之后，首先就把学术委员会的老院士换了，不是因为他不好，而是他的学生是前院长、学术委员会有几位他的学生，而且我自己还任命他的一位学生任学院副院长。这样，开展工作就会出现问题，为了工作，必须让他卸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当时学校支持我，但很紧张，以为老院士会不满意，事实上，老院士通情达理，没有提反对意见，是北大生科院早期平稳改革的重要一环。
北大全校人事改革成功的一条是处理了不合理近亲繁殖的问题。
我长期参与北大理工科人才小组，见证全体专家大多数如何认真工作。
北大理科院系的近亲繁殖大幅度下降。
有时校领导的学生被提名到委员会讨论，但如果这些学生学术不突出，或者学术突出但与导师不能分开独立，或者学科设置重叠，都被投票所否决。有一位学院院长新到北大，不知道理工科人才小组的“厉害”，当其提名的人（校领导的学生）被否决时，当初快哭了，全场一时不知所措，我打破了尴尬，告诉他：你不用担心，领导自己在这个委员会也同样投票否决其他院系的近亲繁殖。
北京大学邓兴旺教授是华人植物生物学杰出的科学家。但他全职回国后，只要提名自己或夫人的学生在北大工作，一般都被否决。他有一位学生的研究非常突出，同样被北大否决，但成功地获得清华录用。这样他能够更好地开展工作，而且不被人长期怀疑是否一直需要依赖自己的导师。
蒲慕明教授及其夫人，还有他指定的接班人，如果培养学生特别优秀，就不应该大量放在自己的单位工作。
今天的中国，极少单位还有“自己的学生，成为夫人的博士后，再回自己单位任职”的模式。中国有些地方和单位很严，出现这种模式可能会被人追究如何排除利益输送。
我主持的北京大学麦戈文脑研究所，和我参与主持的北京脑科学中心，不仅没有自己的学生，而且连做一个果蝇的都没有。
因为我主张放手让研究员组成的委员会自主，他们对果蝇的偏见我懒得纠正，因为首先需要大家知道研究单位是公家的，不是研究机构负责人的。这一点，比其他都重要，特别是在特定时期、特定空间范围内。
附录：蒲慕明家系在自己研究所的研究员（按2022年1月神经所网站）
xxx，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副主任。2002年至2005年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系做博士后工作（导师：蒲慕明夫人）
xx，2013年至2014
xx，2013年至2014年在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导师和论文通讯作者：蒲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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